余胜海：中国商人为何不能干干净净做生意？

Martin

　　政商关系是把双刃剑！作为商人成也政商关系，败也政商关系。最近，媒体又曝出两起官商勾结的案件。8月31日，浙江富豪吴英案又牵出7名官员。2007年2月，吴英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英不服判决上诉。二审中吴英检举7名官员，其中有3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法院判其死刑。此案因涉高官，二审却迟迟没有结果。

　　9月1日，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兰世立在控告状中称，袁善腊滥用职权强行压迫兰世立低价转卖东星航空资产、包养多名情妇、还将国有的长江大酒店（四星级）变为私有，每年向酒店输送数千万接待费用，袁向兰索取40多万的贿赂，向黑社会组织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据悉，湖北省纪委已立案调查。

　　吴英、兰世立都是因官商勾结而成功，也因政商关系破裂而入狱。那么，中国商人为何不能干干净净做生意呢？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企业家因官商勾结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钱权互动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场越小”乃注定的经济结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是一颗从体制硬土中破壳的种子；而他们的经历、感悟、思想、观点，则是折射商业发展史的明镜。

　　福禧集团的张荣坤，农凯集团的周正毅，国美电器集团的黄光裕堪称当今中国官商勾结而失败的典范。

　　在一个制度转型的漫长时代里，他们的教训是惨痛的。对政商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一种生存法则。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的悲剧还会反复涌现。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如果官员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便很难发生上述践踏法律、“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官商一体的出现，使社会存在可滥用权力的空间，官员可利用其谋取最大利益，企业也会为获取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权力靠拢。用财力影响权力的实施，用权力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开辟违法途径，企业在经营中一旦搭上权力这部“战车”，必定践踏法律、无视规则。

　　对政商关系颇有研究的企业家冯仑，把它划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企业家：“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一个富豪落马，总会牵出几个、几十个高官。张荣坤、周正毅、黄光裕、兰世立、吴英这些失败企业家背后所折射的官商结合、权钱交易曝光，前者显示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改良型变迁，而后者则提醒我们，中国商业土壤中的钱权交易劣根性仍未有根本性扭转。张荣坤、周正毅、黄光裕的悲惨结局令人深思和警醒。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犯罪现象触目惊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昔日光彩夺目的企业家人功败垂成？中国企业家为何如此脆弱？难道这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缩命？

　　企业家们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些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之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有待完善的体制缺陷，以及在监管方面的缺失，使得他们有机可乘，有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挪用资产、职务侵占；有的在资本市场中内部交易，制造虚假财务报表，操纵股价、官商勾结……从打擦边球直到堕入违法泥潭。这一点，正是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共有的不堪一击的命门，从牟其中到黄光裕，都没能逃脱这个创富的怪圈或者说宿命。

　　经历了30年巨大的发展变迁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虽然得到了很好的锤炼和成长，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和改善，但是中国企业家还是很年轻的阶层，浮躁与幼稚在所难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阶层已有300年历史，而中国30年前还没企业家。尽管中国企业家进取心和勤奋早已为世人公认，但企业家职业能力和知识结构和西方一流商业人才还有很大差距。

　　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有先天不足，更有后天失调，草民创业，野蛮生长，缺失规范。拥有太多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有着太多的智慧和敏锐，但他们缺乏诚信、道德、正义感、人文关怀以及做人的原则，更缺少感恩和回报社会的理念，贪得无厌。在我们社会对商业推进有效规范运作到新的高度时，这些人的经营行为惯性就会踩“地雷”，以致自我毁灭。因此，民营企业要从管理中突围奋进，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法则。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认为，在分析一些企业家失败的原因时，人们往往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找原因，说企业家道德败坏，贪得无厌。我认为这样分析问题未免过于简单。企业家个人素质和道德可能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人在开始做企业时是好人，做了企业后才变坏的，企业家纷纷落马与体制有着很大关系。要想使企业家犯罪现象减少，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创造出适应企业家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保护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个企业家倒下，或许是偶发事件；一群企业家倒下，则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提醒中国的企业家：“中国转型的速度很快，钻体制空子其实是速死的方式。因此企业家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已经大大加强，如果还想浑水摸鱼，是行不通的。”

　　企业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本精神，一种自控力，一种对规则的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精神。

　　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国企老总几年前曾坦率地对我说他有“小金库”，并说“褚时健真傻，连假账都不会做。如果一切都按文件、规矩、章程办，在中国就没法搞企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欣喜看到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汪海、刘永好、鲁冠球等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在和我交谈时说，对于他们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极其经典。柳传志的不败，因为他掌握了“平衡”二字，在体制之内他掌握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平衡；投入商海，他掌握政商平衡。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的探讨和反思这些企业家的失败案例，首先是基于社会对企业家价值的关注和认同，基于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广泛共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群体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财富。企业家，尤其是创业者的创业历程必然伴随着和制度的博弈；伴随着对旧制度的创造性破坏；伴随者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否定和挣脱；也伴随着部分企业家个人探索的失败和个人命运的终结。对此我们应该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鉴的东西。

　　（本文摘自余胜海《变革时代》一书，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当当网有售）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a299750102dsf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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