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渐：从蓝领工人到知识型工作者

Alex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以上世纪变动得最厉害。发达经济体的农民人口缩减、家庭佣工消失、产业工人先兴后衰，带领世界进入知识时代。这些变迁不但在质和量上改变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性质，更改变了发达国家自古以来社会和政体的特性。这些重大的变迁暂时还未见顶。

　　不过，上世纪并没有因此而动荡。史书强调产业工人壮大的过程中常见工人罢工、警察镇压，原因可能是「革命」和「暴力」是当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旋律。

　　其实，产业工人可说是「和平崛起」。上世纪真正的暴力，特别是两次大战、种族清洗等，都是在高位者造成的，与下层无涉，与社会的变迁无关；我们现在不会像五十年前的马克思派那样，把上述的社会变迁看作资本主义的危机。

　　1800年以前那几千年，全球几乎所有人都务农。直到1900年，除了英国和比利时，欧美主要的人口仍然务农，但发展到今天，农民最多只占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2%。

　　当年工人 毫无保障

　　1900年前后，欧美社会第二大劳动力仍是与主人同住的家佣，与农民同属社会上最低的阶层，当时少过三个佣人的家庭，被界定为「lower middle class」（下中产）；1980年后，发达地区只有香港和新加坡还有进口的家佣。

　　时至今日，发达社会已基本上没有农民和家佣。但这个「淘汰」的过程并没有引起动荡。直至1900年，社会仍然倚重蓝领工人；美国大萧条后，喜剧巨匠差利卓别灵在默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扮演受机器「压迫」的流水作业工人，令世人深表同情。产业工人在1900年虽然只占整体劳动力的六分一甚至八分一，远比农民和家佣少，却是一股支配性的力量。

　　当时最受剥削的其实是农民和家佣，这是由于他们散居在农场和民居里，公众看不见，也无法形成组织；反之，产业工人集中在工厂上班，聚居城市，公众看得见，且容易组织。

　　身为首个形成组织的低下阶层，产业工人成了1900年的「社会问题」。所谓「产业工人」，基本上是指大工厂雇用的机器操作员，他们也的确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不论社会地位、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力、购买力，都近乎零。

　　1900年的产业工人全无保障与福利可言：没有退休金、有薪假期、医疗和老年保险（除了1889年后的德国）、失业补偿（除了1911年后的英国）；星期天和晚上加班也没有补水。

　　五十年后，也就是1950年代，产业工人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群体。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广设工会，成员待遇优厚，晋身「上中产」（upper-middle-class）。除了广泛的就业保障、退休金、全面的失业保险或终身就业保障，还有大量的有薪假期；更重要的是，手持大批选票，具有政治影响力。

　　又过了四十年，也就是1990年，发达国家的产业与工人转趋边缘化，工会连带退潮。到了2010年，产业工人最多只占八分一的劳动人口，不比1900年产业起飞时多，工会随之式微。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升跌得这样快。

　　产业工人不会就此消失，但主要靠手操作的工种已经过时，代之而兴的是手脑协作的「technologist」（技术员）。1980年以来，物理治疗师、电脑、X光、医疗化验、呼吸辅导等等各种专长的技术员，合计是发达经济体增长最快的劳动力。这些新型的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另一个压力阶层。

　　与马克思预言的动荡相反，产业工人的勃兴是上世纪最能稳定社会的发展。农民和家佣虽然消失，但并非被排斥或取代，而是自愿离开农地和住家，走进工厂。农民和家佣争相拿起螺丝批，因为当时的工厂工作简单，农务和家务的技能高过操作机器。

　　1900年的产业工人虽然工资低、工时也长，但仍然好过务农或当家佣，而且工作时间固定，公余可照顾家庭；务农和当家佣可没有这个好处。

　　早期的工厂又黑又脏，剥削严重，工人很穷，居住环境又差，史书都有记载。但相对仍比住在农场和主人家好。

　　农民和家佣把工厂工看作机遇。这是人类第一次不必远赴他乡，就能改善生活。因为正如上述，当时的工厂操作简单，农民和家佣有转行的技能。中国内地自1980年开放以来，不就为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廉价劳工 无法依靠

　　上世纪，手工作业的生产力增长了五十倍，而产业工人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好处。其中一半好处在于工时缩短、在职年限加长；另一半是实质工资增长了二十五倍。正因如此，产业工人的崛起很平和，几乎不涉及暴力。同样地，他们近期的淡出也很平和，绝少抗争、动荡或严重的错位（dislocation）。

　　只不过，产业工人淡出后，后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没有留给前者转工的机会。知识型工作者这个新兴的主导阶级，在美国至少占五分之二的劳动人口，高于制造业工人巅峰期所占的比例，而且待遇大都不会差过制造业工人最好景时。不过，这些新工作通常要有专业资格，涉及大量的正规教育，要懂得运用理论和分析性的知识，连工作和思维方式都不同，特别是要不断进修和学习。这关乎工作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产业工人既不具备这些条件，也不容易补修，不像早期农民和家佣走进工厂那样方便。

　　发达地区的产业工人过气，对其他地区造成深远的影响。产业转型后，需要的是知识型工作者，不再是手持螺丝批的传统工人。发展中国家无法再靠廉价劳动力，即经济上所谓的劳动力相对优势来继续发展。

　　世人普遍相信——尤以政客、工会为然——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失业，主要是生产线外移到非技术性劳动力大量供应，因而工资偏低的地区，美其名曰 「离岸作业」；但这样说有违事实——取代传统产业工人的并非外国的廉价劳工，而是本国的知识型工作者。

　　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不能再靠低工资来发展，而要学会运用知识。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不少国家，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更不在话下）都需要为数以百万计教育及技术水平低、只能胜任蓝领工作的年轻人解决就业问题。

　　但即使发达国家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也是巨大的挑战。就生产的社会关系而言，产业社会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社会，但新兴的社会以知识和知识型工作者为本，是历史上第一个并非每个人都从事同一种工作的社会，不像农民或机械操作员。

　　而且，这不仅是社会变迁那样简单，更关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更。目前甚至看不清楚个中的意义，以及新社会将会带来什么挑战，只知道世界必定大不同。

　　知识型工作者不会占知识型社会的多数，但会是最大的一个群组和最大的一组劳动力。纵使人数不及其他组别，知识型工作者会为新兴的知识型社会带来特性、领导能力、社会构成（social profile）。他们虽然不一定会居于统治地位，但已成为领先的阶级；而这个阶级的特性、社会地位、价值观和期望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领先的人口组合都有本质上的差别。

　　首先，知识型工作者透过正规教育来取得工作和社会地位；知识型工作大都需要高度的手作技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表现既来自正规教育，又来自灵巧的「手势」。

　　就所须正规知识的数量和种类而言，不同的知识型工作差别很大。某种知识看上去很简单，但只有正规教育才能提供；教育将会成为知识型社会的核心。那么，每个人必须具备哪些知识？什么才是优质的教和学？这些问题必定成为知识型社会核心的关注、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我们免不了要重新界定，怎样才算受过教育？以往，这是说拥有指定的正规知识，特别是文凭、学位；但如今要求我们懂得怎样学习，而且愿意终生不断学习，持续地接受正规教育。

　　知识取用 竞争关键

　　不能否认的是，社会改以知识型工作者为主导后，产生了一种潜在的阶级矛盾：占劳动者少数的知识型工作者与占劳动者多数、靠传统方式谋生的非知识性服务业工人之间存在着差距。知识型工作的生产力水平为知识型社会带来「经济」挑战——每个国家、行业、以至社会上每个机构的竞争力，都取决于知识型工作的生产力。非知识型服务业工人的生产力水平，则是知识型社会面对的「社会」挑战——知识型社会能否为非知识性工人提供适当的工资、尊严和地位？

　　从前的社会面没有这样的挑战，人类从此得享知识型社会发展的机遇，社会的领导权首次对所有的人开放。此外，知识的收集不再受年龄及教育制度所限，学习变成个人的随身工具，但社会的不平等会因此而扩大，还是最终收窄？

　　人也好，组织、行业、国家也好，是否善于取得和运用知识，将会成为竞争力的关键。知识型社会必定较已知的社会都更具竞争力，原因很简单：当全人类都能获得知识时，再也无法为表现平庸开脱。当今发达社会的个人竞争力，与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说是二十世纪以前。

　　知识型社会让个人能够以专门的知识型工作者身份发展事业，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首次要求有知识的人肩负起一项责任：让缺少同样知识的人明白自己在讲什么。知识型工作者必须能够用别人听得懂的话互相沟通。

　　中国开放 造就香港

　　当知识要高度精专才能发挥生产力时，知识型工作者也就须择组织而栖，学懂与团队工作，专门的知识独自无法产生作用。举个例，缺少其他医务人员提供的诊断结果，外科医生英雄无用武之地；诊断并非后者的工作，甚或不是他们的专长。他们需要组织的支援，组织可以提供适当的机制，让知识型工作者得以尽展所长。只有组织才能将知识型工作者的专门知识转化为成绩。单打独斗成本很高，成绩又发挥不出来，真正做出成绩的是组织。但组织要懂得用不同种类的团队来达到不同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工人不可能拥有蒸汽机，而且带着机器转工，故蒸汽机只能由资本家拥有和控制。但知识型社会真正的投资偏离机器和工具，变成工作者所需的知识。缺少知识的话，机器再先进也不会有生产力。

　　外科医生要有医院作后援。但医生真正的资本投资是个人的医学训练和知识，也只有这项投资可以由一所医院带到另一所医院；没有医生的知识，医院只是建筑物和机器。知识型工作者所掌握的知识，不论高深如外科医生，还是简单如初级会计师，都是同样的道理。

　　产业工人需要资本家远远多过资本家需要产业工人。但在知识型社会，组织需要知识型工作者远远多过知识型工作者需要组织。生产过程的临界质量名副其实地掌握在知识型工作者手里。以此角度看，他们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美国是第一个由蓝领产业工人过渡到知识型工作者的国家，前后历时五十年。中国内地自1949年起闭关，造就香港在1950年代末启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令经济和社会得以转型。南来的广东省移民不少出身农民，他们和在港成长的子女成为发展产业的劳动力骨干，为香港带来第一个黄金时代。1960年代一度有民怨和动乱，但这项转型却难以想像地平稳。1979年起，中国内地再次对外开放，香港产业内迁，在其后的十年内转型为服务型经济。我们对于这次意想不到的急速转型曾否有足够的准备，容后再谈。

　　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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