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从「虎妈的战歌」谈中美教育模式

Alex

　　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上月出版了一本书《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以略带轻松的笔法记述她的「育女心经」，不料在美国竟掀起了一场至今尚未平息的激烈争辩，各大主流报刊《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等均大幅报道，《纽约时报》选之入Books of the Times，电视台亦加入战团，互联网中也热闹非凡。

　　触动美国人恐中心态

　　蔡美儿有两名成绩非常优异的女儿，大女儿十四岁时便在殿堂级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钢琴，二女儿则是乐团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蔡美儿的教女方法对香港人或内地人来说，其实「见惯见熟」，包括不准外宿，不准打机，考试分数不能低于A，考不了第一是不可接受的事，只准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其他乐器被禁止，练不好一首曲可能不准吃饭等等，总之管教从严，纪律分明，不能因为要顾及孩子的自尊心而只懂呵护。

　　蔡美儿的反对者有指她是魔鬼，是儿童的施虐者，要滚出美国。但她同样也有大批支持者，包括她的女儿在内。大女儿还写公开信为母亲鸣不平，谈及家庭中的欢乐。

　　这场争论大多数香港人恐怕会认为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香港的报刊也只稍作报道便了事，引不起什么回响。但为什么在美国的反应却如此激烈？《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评论人可能是对的：蔡美儿的书一下子触动了美国中年人心中深处的两种恐惧，中国及自己的子女。

　　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会恐惧自己的子女，或许是怕他们行差踏错吧。但美国人的恐中情绪却是有迹可寻。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个调查已发现，过半美国人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将会超越美国；在体育项目上，中国在北京奥运得到的奖牌便比美国多；就算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科技研究，各地的实验室大都有大量的华裔科学家在工作，一般美国人则视科技为畏途。

　　更要命的是，去年年底OECD刚公布了它每三年搞一次的「国际学生评核计划」（PISA）的2009年结果，发现新加入的上海学生无论在数学、科学或阅读上都排名第一，分数远远抛离第二名，而美国学生则表现平庸，在六十多个参加评核的国家中，阅读平均分排名三十，科学二十三及数学十七（香港学生在数学与科学都是世界排名第三，使人奇怪）。

　　PISA的评估对象是各国随机抽样选出的十五至十六岁中学生，其评核结果颇有权威性。美国人喜欢当一哥，教育是国家未来的命脉，成绩落后中国这么多，怎么能接受？

　　为了更鲜明地突出蔡美儿一书的内容，《华尔街日报》干脆刊登了该书的书摘，并且把书摘的题目定为比较煽情的〈中国母亲为何比较优越？〉，更加刺激到美国人的神经。

　　犹太母亲与中国妈妈相逢恨晚

　　上月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也许有人认为教育模式之争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特地把蔡美儿与离职不久的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森马斯（Larry Summers）找来同场对决。

　　这场辩论表面看来戏码十足，耶鲁对哈佛，法律对经济，中国教育模式对美国教育模式，女对男，精英对精英，但其实有点不伦不类。森马斯虽认同孩子的快乐最重要，但他的强烈精英主义背景却使他不可能代表大多数美国人。森马斯的叔父是森穆逊（Paul Samuelson），舅父是阿罗（Kenneth Arrow），两人都是经济诺奖得主的一代宗师，父亲是著名经济学家森马斯（Robert Summers，因Samuelson太有名，所以自己改了姓），他本人则二十八岁便当上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其自身的成长过程便与犹太人家庭的严格教育密不可分。

　　以我的经验，在美国犹太母亲与中国妈妈一谈到儿女教育经时往往会引为同道，相逢恨晚。森马斯与蔡美儿在不少地方上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

　　在教子方法上，美国人重视自由发展，宽松纵容；中国人则重视纪律，要听教听话。美国人特别关心自己孩子会否因挫折而自尊心受损，所以事无大小，都要称赞子女；中国人则认为实质成绩最重要，孩子成绩差，不免要捱骂。美国人相信发掘潜能是成长之道，中国人则要对子女严加管教，古有明训：「玉不琢不成器」。

　　两种模式哪种优越？这是很难有答案的问题，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二者都有缺点。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处处受到激励因素或诱因（incentives）所左右。激励的核心内容是「边际利益」及「边际成本」，即做或不做某事，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后果，其差别愈大，激励的强度便愈大。美国人对孩子纵容，孩子做对了得到夸张式的称赞，做错了则得到呵护，唯恐其心灵受到创伤，二者的回报分别不大，努力的诱因不充分。

　　中国人往往吝于称赞，用功学习被视为理所当然，孩子做对了，奖励也不足够。更为有效的方法，恐怕是两个模式的结合，美国人要多讲点纪律，中国人对孩子多点奖励。蔡美儿式的只准A级成绩不接受B级的做法，恐怕只有对极优秀的孩子才能有效，在一般家庭或会引来灾难。

　　学业成绩并不重要？

　　上面我是故意把中美教育模式的差别简单化，实际上每个家庭的教子方法都会有点不同，把事物典型化总有可能过火。就以哈佛校长森马斯为例，他便曾训斥哈佛的教员：「我想你们需要决定，究竟是成就带来自尊（self esteem）还是自尊有助得到成就。我相信你们都认为自尊是引向成就的路径，但我认为你们是错误的。」森马斯显然比一般美国人更重视成就。

　　其实对美国教育制度有深入认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的名牌中学及大学中，学生的学业压力绝对沉重，在顶级名校中，每周用功时间七、八十个小时是等闲之事，学生并未被呵护。科技大学（UST）采用了美国模式，迅即得来了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UST）的称号，由此可知，不能把美国人都当作懒虫。至于中国人的孩子是否都缺乏父母的称赞，表面上或许是这样，但可能只是在外人面前父母不太愿意称赞子女罢了，在家中恐怕不一定如此，酷似美国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在中国人的圈子中并不少见。

　　森马斯在与蔡美儿的辩论中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倒也有趣。哈佛人近年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一定要包括微软的盖茨（Bill Gates）及「面书」的朱克伯格（Mark Zukerberg），但他们都没有毕业，对重视学业成绩的「虎妈」来说，毕不了业并不使人高兴。森马斯又说，哈佛的A级学生会成为学者，B级的会尽力把他们的子女送入哈佛，C级的则发达后被邀加入校方的筹款委员会。由此可知，学业成绩并不如「虎妈」所相信的这么重要。

　　这种ABC级学生的「理论」，我中学时已听过当时一位老师范育伦神父（Fr. Farren）说过，后来的事实也似乎真的如是：成绩好的学生不大愿意冒险搞企业。如果我们把收入当作量度事业发展其中一个标准，这是否意味着读书无用？但我们若翻阅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极大量的用「闵沙入息函数」（Mincer earnings function）的实证估算结果，却会发现收入与教育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正面关系，教育程度愈高，收入便愈高。

　　这些结果与ABC学生论有无矛盾？我认为没有。用闵沙函数找到的关系是大量人口中的平均值，并不排除在读书不成的人口中存有异例，少数人能成就非凡。其实盖茨与朱克伯格能进入哈佛，又岂会是学业平庸的省油灯？森马斯的说法是有点以偏概全了。

　　中国未来需创意孩子

　　假设蔡美儿的教育模式与中国内地的模式十分接近（这假设不会太错，多年前看得我毛骨悚然的内地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中所载的教女方法，「虎妈」蔡美儿的与之相比，只能算是绵羊，大失虎风），那么中美两国的教育模式对未来的国力有什么影响？

　　美国的优点是国家富有，使用它的教育模式有助于自我发掘天分，但没有足够的努力而能成大器者比例恐怕不高。少数人通过创新即能替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如盖茨、朱克伯格等人），而大多数没有成功的，也因社会的总体科技水平及生产力高企而不用生活困苦。

　　中国的条件颇为不同，人民收入与美国不可相比，家庭中要动用大比例的资源教育儿女，后者若不成功，父母一生心血及积蓄便尽废，所以不容冒险，对子女期望极高及要求他们努力，是极自然的事。这样得出来的效果是孩子以父母的期许作为努力学习的动力，他们的平均学业成绩会不错，但创新及想像力可能及不上美国最优秀的孩子。

　　不过，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利用别国早已开发的科技，学懂别人的成果便可以，创新能力相对不是这么重要，用功读书已符合目前的需求。但中美科技差距慢慢收窄后，中国便更要倚赖自己的创新，现在的教育模式会变得不合时宜，科研制度也不适合，否则不会出现抄袭成风及这么多的学术腐败。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