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为通胀破谬

Alex

　　金融海啸后，美国政府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手向银行体制注入资金，购买其持有的证券；当时一般估计，货币量会大幅上升，通胀率亦会急剧增加。

　　这情况并未发生。联储局的资金注入银行体制后，竟有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银行把新到的资金都放在仓库中以作「壮胆」之用，不敢把钱借出，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就增加有限，物价也飞升不起来。但其中一部分资金却慢慢渗出，流到投资环境不错的新兴市场，反替这些地方造成通胀压力。香港虽不算「新兴」，但亦有资金流入，政府对通胀便十分担心。中国政府对通胀压力同样如临大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不时要跑到菜市场，看看粮食猪肉等的价格有无上涨，并表示关注云云。

　　香港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2％，与八、九十年代平均的8％、9％的通胀率相比，仍算偏低，但与几年前的通缩和低通胀作比较，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中国，6月份通胀率是6.4％，引起了内地公众的普遍关注。其中的一个焦点是，食物价格同比上升了14.4％，而猪肉价格更增加了57.1％。

　　猪只并无骑劫通胀

　　据内地的说法，光是猪肉一个项目，已独力「推高」了整体通胀率1.37个百分点，所以有内地媒体认为，现在是猪肉价格骑劫了通胀。香港食物主要靠从中国进口，这些现象，当然也加剧了港人对所谓「输入通胀」的忧虑。

　　内地也好，香港也好，通胀是否可能由猪肉（或其他商品）的价格上升而造成？按照标准的经济理论，答案是否定的。猪肉价格上升不是造成通胀的原因，而是通胀及市场供求产生的结果。真正决定通胀率高低的因素是货币供应量、GDP，以及对通胀的预期。货币供应愈多，则每一张钞票的购买力便愈低，亦即物价上升。

　　GDP高企，社会的交易便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便增大，钞票便更有价值，所以在其他因素相同或不变的条件下，GDP上升会引致物价下跌，而不是上升。若社会普遍预期通胀升温，大家便不想持有太多货币，改为购买实物保值，物价也因此会上升。但因为社会对通胀率的心理预期，是基于过去的物价变化而形成，而过去的物价又受过去的货币量及GDP影响，所以从经济理论可推导出一些方程式，决定今天通胀率的因素是今天及过去的货币量及GDP。

　　这些方程式曾以大量的数据验证过，我自己也曾用计量经济方法对香港过去几十年每季的货币量、GDP及物价统计数据作出分析，发现货币量及GDP足以解释超过98％的通胀变化。什么肉价菜价等等都扮演不了推高通胀的角色，它们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用另一角度看，假设货币量及GDP长期都没有变，但因为猪肉供应不足而导致猪肉价格上升，这会不会引起通胀？答案是不会，通胀率很可能与以前一样，是零。猪肉价虽然上升了，但某些其他商品的价格会因此下跌，从而保持平均是零的通胀率。

　　再假设货币量有上升，社会于是有通胀，而猪肉又因供应短缺而价格上升，政府可不可以通过管制猪肉价格而为通胀降温？答案是这没有用。就算猪肉价不能上升，只要货币继续增加，其他的商品一样变得更昂贵，通胀率降不了。

　　工资也属一种价格

　　既然猪肉价格上升根本影响不了通胀，它是否对民生毫无影响？也不是。经济体系中猪肉的「相对价格」会改变，人民要用更多的苹果或布疋（或其他的商品）才能换取到一斤猪肉。猪农会是得益者，城市中的工人会是受害者，这不由政府不关注这些变化。

　　中国过去长期倚靠压低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城市人民的生活，因而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现在食物（包括猪肉）价格上升，有助缩窄这差距，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一趋势，中国与印度等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收入持续上扬，其人民对食物的质与量的要求必会不断加强，肉类虽耗费甚多饲料粮食，但肉类的消耗量一定会上升不止。由此可知，食物尤其是肉类的相对价格长远而言，总会上涨人民的消费模式亦不可避免地会有变化。若要减少这方面对民生的冲击，政府须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

　　世界各国政府大都关注通胀，通常的原因是怕物价上涨后人民叫苦连天，容易引致政治不稳。但工资也是价格的一种，通胀率若高企，工资平均上升的速度也会加快。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通胀厉害，工资加得也快，社会怨气不见得大，不少人甚至怀念当时每年双位数字的加薪，有人认为部分打工仔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胀，所以不能让通胀升温。

　　通胀遗祸并不大

　　这个说法也很有问题，假如是零通胀，这些加薪速度低于通胀的员工会面对什么局面？他们很可能面临减薪。部分人工资追不上通胀，不是因为通胀率高，而是他们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价值正在下降，压低通胀率对他们没有大帮助，改善其生产力才是正确的方向。

　　一般而言，除非通胀率很高，因而扭曲了市场中的资源分配，否则我不认为通胀遗祸很大。不过，通胀有另一特性，却是足以使人民对它痛恨。

　　既然造成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量增加，那么我们便要问，为什么一些政府要多印钞票？政府印钞票后可以用此支付开支，不用向人民徵税也可有钱可用。但代价却是人民所拥有的财富购买力因通胀而下降，这有如用通胀的方法向人民抽税。

　　例如，美国联储局拥有1.63万亿美元的国债，在购买国债时，联储局等于印了1.63万亿元给美国政府使用，但物价却会因此而上升。通胀率愈高，等于政府向人民徵收更多的税，政府得益，人民则受损。

　　香港的情况有点不同，在联系滙率制度下，政府并不能通过印钞而令自己得益。假设美国联储局开动机器，多印100美元，并拿着这100美元到香港购物。这100美元的印刷费微不足道，可以不理，但这张「废纸」却可在港换走有价值的商品，得益者是美国政府，香港有无损失？

　　香港拿不到任何好处

　　这100美元最后会跑到金管局中去，后者也接着容许银行多印780港元，香港的物价因而被（稍为）推高。假如金管局不想通胀出现，大可发行外滙基金票据把这780港元从市场中都借回来，市场中货币量便不变，没有新增的通胀。但金管局把早前吸纳的100美元怎样处置？答案是把它借给美国政府，买它的债券。

　　在整个过程中，当美国联储局多印100美元后，可在香港取走100美元实物，代价只是多欠香港金管局100美元而已。假如金管局一直把这100美元的美债当作储备，长期得益的是美国，香港政府拿不到任何好处。就算香港的通胀没有因此而被推高，这价值100美元的实物等于是给美国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徵走了。在没有「铸币利润」（Seignorage，即可通过印钞而支付政府开支）的条件下，香港的通胀显示出更多的实物被人取走，得回的是一些不会去兑换的债券，香港是输家。

　　上述的情况对中国也相当大程度地（但不是全部）适用。中国通胀增加，同时也伴着用处不大的外滙储备上升，跟香港一样，有点吃亏。应对之法是外资流入后，这笔钱可主要用作入口外国商品之用。香港与中国的外滙储备都太多，继续增持，效益低于成本。把部分储备用掉有好处。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王琦

建议看一下80年，90年，00年的基础产品价在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