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一年消灭了中产阶级，谁炒谁亏，多进多亏

Martin

　　中国股市从去年中到现在，上证综合指数从6124点跌破2000点，一年多时间，损失近70%，深沪两市市值跌去20万个亿，成为全世界股市暴跌之最。据一些唱衰者预言，这还不是“底”，还有可能向1800或1500点进军。在中国，进入股市梦想发财的人，最多时据说有1亿，现在大约也还有6000-8000万左右。

　　我周围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涉足股市的少之又少；坦言没有被股市套牢的也少之又少，高调说自己从股市赚了钱的，几乎没有。有一位朋友，去年本来攒够了钱想买房子，看见股市正红火，心想快进快出，打个短线，捞个一两万的，就投了进去。没有想到，30万元一进去，股指就一路下滑，越陷越深，到现在帐面上只剩下了8万多一点。如今全家人还住在租来的两间破烂小房子里。每天望着跌跌不休的大盘，肠子都悔青了。还有一位，不但自己炒股，亲戚还把钱也交给她炒股，一共投进50 多万，如今只剩下十多万了。可以这样说，谁炒谁亏，多进多亏，少进少亏，没有不亏的。

　　The Lehman Press(雷曼通讯社)9月17日对全国股民进行了一次有5000多人的网络问卷调查。说，在这轮下跌行情中，“新手套死在山顶，老手套死在山腰，高手磨死在山底”。

　　这个前所未有的熊市，对投资者的杀伤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中央电视台对76万投资者调查说，92%的股民亏损。综观20年股市发展历程，至少有92%的平民参与者血本无归，几万或者十几万亿的平民资财化为灰烬。

　　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中小散户投资者的身份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调查，所以对这里的人员构成还缺乏一个清晰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进入股市玩一玩“纯粹的货币游戏”的人，绝大部分首先是衣食无忧，其次总得要有点本钱。这样对中国股民的身份，还是可以是大致界定一下：中产阶级。

　　中国现在的这个股市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最早进入股市的应该是那些利用改革开放时机或“空子”，掘得了第一桶金的人，随后跟进的是一些拿到了一点离退休金或从工厂改制岗位上退下来获得一些补偿金的人，还有从国外赚回点外汇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九十年代中以前的绝大部分股民；到现在，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工资改革，工薪族多少也有了点积蓄，于是所谓白领阶级便成为了股市的主力军。这些白领阶级应该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管理层人员，小、中、大学的教师、科研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外资雇员、私营企业的大小老板们。这些人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存、住房、子女教育需求以后，还积攒下了一笔“余钱”，为余钱寻找出路的结果，当然首选就是股市。

　　这次股灾，使股市缩水20万亿。按1亿股民算，每人损失20万，按8000万股民算，每人损失25万。仔细想来，中国的中产阶级，若凭工资等劳动收入，从90 年代中到现在，除去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外，所能积攒下来的货币收入，大约也只有20-25万这个数。也就是说，一场股灾，把中国刚刚崛起的中产阶级轻易地就消灭了。他们要想重新崛起，如果股市状况没有大的改变，用工资和经营来重新积攒，那么少说还得10 年的时间。看来中央的扩大内需调控政策即将面临水源枯竭的困境。

　　前两年一些学者突然对社会中产阶级产生了兴趣，铺天盖地的文章颇热闹了一阵。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中产阶级”这个定义就没有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所有的群体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社会也是一样，贫、富是两极，总是少数人，界于两头中间的人群，也就是“中产阶级”，总是占绝大多数，任何社会都一样，这有什么好吵吵的？就拿我们从前的农村来说吧，宣传上整天说“地、富分子”和“广大的贫、下中农”，好像社会只有两极存在。其实，你到村里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地主、富农是少数，真正的“贫、下中农”也是少数，并不“广大”。“广大”的还是界于两者之间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都贫困，看起来除去地主，满眼就都是穷人了。说实话，那时的地主也富裕不到哪里去，按生活水平来讲，绝大多数人可能比不上今天农村的一户普通农民。

　　后来我才知道，学者们钟情“中产阶级”，其实他们关心的不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位问题，而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国尽快地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拥有自己的财产。让富裕起来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样一个社会就建立起稳固的基础起来了，动乱就不会发生了。应该说，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一个社会是否稳固，与老百姓的富裕程度肯定有密切关系，古人说，“仓廪实，知礼仪”，英国人又说，“三代富翁，才能培养出一个绅士”。人的文明程度是和人的物质生存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造反，打、砸、抢、烧、杀，肯定与贫困的生存状况有关。但是这应该是过了时的，或不全面的社会稳定观。现代社会的稳固，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条件，还要有政治条件。物质条件保证生存，政治条件维护公平。什么是保证当今社会稳定的政治条件呢 ？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合乎现代人认识水平的国家政治制度，或者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权力产生和治理方式必须合乎真正的民主宪政原则，否则重大社会动荡或灾难仍不可避免，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例子。

　　当然不管怎么说，让国民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使绝大多数人的财产与经济增长同步，是政府的天职。所以我们不管用什么词语来表达，让国民都富裕起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不反对“尽快地培育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贫穷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讲，是祖辈挥之不去的魔咒。人们世世代代寄希望于“圣人明君”出世，还倡导什么“天下为公”，“均贫富”，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海偃河清”了。可最后总不免还是有一帮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历史再重复前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人从来没有走出历史循环论，这与贫困有直接的关系，但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中国人也快速地富裕了起来。GDP 达到24万亿，居民银行存款达到了20万亿，外汇储备有1.8万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富裕程度，这无疑激起了经济学家构建“中产阶级”社会的梦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中国是一个还没有走出传统政治窠臼的国家，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作为独立的人，即个人，还没有从集体中彻底分离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强调国家、强调集体、强调统一，强调一致，惟独不强调个人的权利。所以政策从来都是向国家、集体倾斜，个人利益比起国家、集体微不足道，是随时准备“牺牲”掉的。你被牺牲掉了，还应该感到无上光荣。这次股灾，对所谓中产阶级的打击，就仍然是这一思路延续的必然结果。

　　股市的本质是直接融资。通过直接融资，把社会闲散资金及时、充分调动起来，为社会创造财富。炒股的作用就是形成社会关注度，指示产业进步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众多决策正确的投资人获得应有的回报。但是在中国设立股市的目的却是另一个样的，用众多股民的话说，就是“圈钱”，圈钱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维护、运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被赋予了代表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来保护它们。这样，在整个股市的操作过程中，比如“包装上市”、“划定大小非”、“内部原始股”、“同股不同价”等都被设计出来了。这些明显的对一般投资者歧视的政策，在中国却大行其道，也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后来民营企业也搭上了这班车，仿效国有企业的样子，从股市分一杯羹。

　　手中有了点余钱而不知如何处置的小富起来的中国人，仿佛患了投资饥渴症一般，纷纷拥进股市，以为可以抢食到一个个大馅饼。他们以为“股市有风险”的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国有企业怎么会骗人呢？政府怎么会让老百姓吃亏呢？再加上好赌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媒体又不断编造出股市造富神话，于是诱使大多数人身陷其中，终遭灭顶之灾。

　　我早说过，国有资产或公有制企业的前途，若没有严格的符合公有的操作规范和程序，最后都要：或者是沦落到彻底无人管的无人所有，或者是变成事实上的个人或集团私有。中国股市的问题恰恰就是这样，国家的股市被利益集团完全攫为了私有，成为了个人、集团的敛财机器。

　　《世界企业家》(bossline.com)2008年2月25日说，截止到2006年，已查出用造假手段圈钱的上市公司就有20多家。查出来怎么办呢？据说有一半的案件受理不开庭，或开庭不判决。如银广厦诉讼标的1.75亿，涉及80多名原告，法庭受理后只判了一个，其他均未开庭。东方电子案涉及原告六、七千名，诉讼标的4、5亿元，该案已经过证据交换，但始终未开庭。还有什么生态农业也是立案不开庭。济南轻骑、郑百文是开庭不判决，等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政府和企业是沆瀣一气的，企业代表了“全民的利益”，个人注定是要被牺牲掉的。谁碰上了，自认倒霉吧！ 再让我们看一看那个“被开除的证券公司老总”透漏出来的“内幕”，你就更可以明白，所有进入股市的人，被牺牲掉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他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要是有人能在每一个最底点买入和在最高点卖出，只要拿十万块钱，有个3——5年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这在其他国家肯定是天方夜谭，但在中国绝对有人能做到。谁能把握住大盘的高、低点？制定政策的人；谁能找到个股的高、低点？操纵个股的人。前者是证监会，后者是机构投资者。这两者在国外正规的股市里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已经变成了“猫鼠一家亲”的关系。举例说就有：

　　——新银河证券的董事长李鸣，曾是证监会稽查二局局长；新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曾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安信证券总经理王彦国曾在证监会发行部、基金监管部里任要职；

　　——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秘书；

　　——平安证券总裁助理张文生也曾经是证监会干部；

　　——合资投行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汪建熙曾任证监会副主席；

　　——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太平洋证券独立董事忘连洲在业内更是赫赫有名，他是基金法起草小组长。……

　　不止于此，还有证监会这只“猫”和基金公司这些“老鼠”的融合： 据这位被开除的证券公司老总说，目前60家基金公司中，有15家基金公司总经理曾在证监会、上证所、深交所担任过要职；还有7家公司的董事也曾在上述监管部门工作过，甚至连国外的私募基金也来聘请证监会的离职官员去任职。

　　证监会已经与券商、基金公司结成紧密的关系了，接下来再看看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是由券商辅导、保荐、发行上市的。既然证监会与券商已经是亲戚了，那么由券商一手带大的上市公司，自然也就入伙成了一家人。都成了一家人，谁来监管谁呢？

　　有了这样的联手关系，再买通或豢养一批不良专家学者和媒体舆论，那么中国股市想风平浪静，也不可能了。人们习惯说股市市值蒸发了20万亿，我觉得用“蒸发”一词，其实是不恰当的。蒸发给人的印象是平白无故丢了，谁也没有得到。其实每个人投进股市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真金白银是不会蒸发的，只不过是落进了别人的口袋，你看不见罢了。

　　这样的证监会不出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企业透漏，申请上市，光公关费就得花上三五千万元，而真正落到券商手里的也不过一、两千万元。陆续揭发出来的案件就有：前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受贿被判刑九年，前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负责人高勇领刑死缓。更值得一提的是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此案现在虽然还没有什么结果公布，但这个人的表演真可 以用震烁千古来形容。他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又从西南财经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踏入政坛，出任薄一波的秘书，随后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这样一位与音乐毫不沾边的人，据说连五线谱也不知道的人，最后竟然创作出大量音乐作品，他的《神州颂》，成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频率最高的曲目，从06-08年演出50多场，每场费用一百多万元，最后竟然还演出到了奥地利的金色音乐大厅，让国人大跌眼镜。谁给他资助的呢？企业上市公司、券商、地方政府；谁给他制造音乐天才神话的呢？文化音乐界的名人、大腕。等到王益被双规了，所有的神话也随之销声匿迹了，又一场中国版皇帝的新衣也落幕了，可王益给人的思考真是无穷无尽！在中国地位是无所不能的，在世界钱也能通神呀！

　　看了上面的东西，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结论了。股市只有大起大落，才能制造出机会，谁能把握机会呢？当然不是散户股民，他们只能充当奉献者，牺牲者，在懵懂之间，被人放上了砧板。

　　当股民们对中国的经济稳步增长和股市的大起大落迷惑不解的时候；当平安股票深度套牢千百万人，却挡不住平安老总们还可以拿到天价年薪（单马明哲先生就可以拿到6600多万），还挡不住他们没有钱花了，还可以再次申请天文数字的再圈钱申请之时；当银行股和中石油一上市就狂跌不止，一下子遭受灭顶之灾的股民抱怨同股不同价、境内境外不同价，导致让内部人、外国人大发横财的时候，他们应该彻底醒悟过来了，国有企业并不是他们的亲爹亲娘，股市也不是他们应该停留的地方，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被个别人和利益集团设计操纵的、极度缺乏公平正义的一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