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股市——大师们的投资之道

Martin

　　

日本赚钱之神邱永汉

　　●行情的预测和市场的看法瞬息万变，条件一次次都不同时，过去的经验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自我保全的两大原则：一是只能在自己能周转的资金范围内开展事业，二是要拥有经营事业场所的地产。

　　●先见之明是开拓者必须具备的秉性。

　　●成大事者需要忍耐、忍耐、再忍耐，从理论上讲，股票赚到的钱，就是一种忍耐费。

　　●社会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约定，不遵守约定的人就被认为违反规则而被社会组织排挤。

　　邱永汉，本名邱炳南，台湾人氏，现代著名的投资家、经济评论家，同时身兼作家、企业顾问等职，曾以小说《香港》荣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外国人。因其在投资股票、物业等方面成绩卓著，被日本民众及舆论誉为“股票神仙”和“赚钱之神”。

　　早年的生活

　　邱永汉的青年时代，大多是在日本度过的。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他很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凡事自己做主。1945年9月，恰好二战结束，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在校期间，他表现积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给予了极大关注。当时的日本言论管制基本解除，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他与法政大学经济教授薄信一君共同组织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他的提议下，这个研究会主要调查了在战火烧后的废墟、临时搭建木板屋居住的空袭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舆论反应。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进行的实态调查和舆论调查，是反映日本国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是一个大胆的创意。当邱永汉把一篇题为《壕舍生活者实况及舆论调查》的论文资料送到报社后，三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次消息。

　　邱永汉作为跨越中、日及台、港地区的投资家，他的经商动机最早开始于1946年。当年2月，由于载送复员和返回日本者的船要开往台湾，他决定离开东京而返回故乡。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受战争破坏物质缺乏的日本本土与外地的交通基本断绝，粮食严重不足，尤其是砂糖等贵重物品。而砂糖的产地台湾虽大量生产砂糖，但由于空袭和潜水艇的攻击，无法运到海外。供求的极度失衡，使偷运砂糖成为非常赚钱的行业。他也受到引诱人伙，但祸不单行的是他的偷运史只有三次，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使他变成了穷光蛋。手里没钱，他的生计受到威胁，为了生活，他在一位东京大学学长的帮助下找到了银行的工作。开头6个月是以研究员的身份上班，后6个月的职位是调查课长。这一年期间，是他半生来惟一的受薪时代。

　　1948年12月，迫于台湾的政治气氛，邱永汉被逼搭机飞往香港，其后6年时间，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初到香港，他过着寄人篱下般的生活，语言不通，没有朋友，也找不到工作。可后来发生的一件很偶然的事件，揭开了他的赚钱生涯，也奠定了他作为投资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基础。一天，他寄居的家里来了一位住在日本的台湾人，这位台湾人买通了一艘货轮的船长以船员身份到香港来购买盘尼西林和链霉素以及糖精，这些物品在日本极其稀缺，价钱通常都高于香港地区的七至八倍。走私无疑可赚巨额暴利，但需要许多装货卸货的技巧，以避免美国宪兵检查，况且大量走私也不是个人行为。当时盟军司令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允许外国人寄救济品给日本人或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一次寄得太多，或多到足以做生意的分量时，海关就不能通过，但如果各种东西的分量少的话，包裹是可以收到的。邱永汉受到一种启发，通过包裹邮寄物品，可以称得上"合法私运"，虽数量少，但安全可靠。如果每月寄出50个，甚至100个1万～2万日元的小包，那么每月就有百万日元的收入。于是邱永汉立即给住在东京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学生时代的同学写信，让他们代为销售，然后让信任可靠的人把钱带回来，这种情形维持了两年，他变成了小富翁。纵观邱永汉的一生，其成名的根源在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他敏锐的经济头脑，而包裹邮寄生意正反映了其思维过人的一面，同时创下的财富为邱永汉后来开展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一大笔钱握在手中，他尝到了真正赚钱的甜头。

　　邱永汉的婚礼是在香港举行的，内人是香港颇为知名的名门之女，婚后大约一年半，长女出生，取名约瑟芬。这孩子出生后一个月，脖子的红病渐渐长大，不久破裂长脓，经多方救治，仍不见效。为了到东京找专家治好女儿的病，他一家决定移住东京。

　　在此之前，邱永汉在文学创作上已表现出了自己的天赋。本来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散文和诗歌感兴趣，也撰写过类似小说之类的东西，对文学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了两年的包裹生意因时事变动已经做不下去了，写作赚钱成了实际上的需要。他的处女作做渡者手记》经前怕湾口日新报烊艺部长西｝！；满氏的推荐，在长谷川先生处的读书会代读，结果全场一致决定在《大众文艺》杂志刊载。当时长谷川伸先生任《大众文艺》杂志主编，他集合了几个弟子组织了“新鹰会”。会员定期举行集会，主要就大家未经发表的作品加以批评或发表感想。无疑，处女作受到欣赏的他，兴奋地盼望着自己能成为小说家，并正式启用笔名“邱永汉”取其硬汉、好汉等男性化名字之意。

　　1954年4月15日，他们一家人搭乘法国邮轮"越南号"抵达横滨港，而后取道东京。治疗他女儿的病的地方，选择在国立第二病院，也就是战＃的海军医院，在驹泽附近。不过，据医生说治疗期至少需要1年，这样他就要在日本长期地住下去。最后他们在医院附近的九品佛一带租了一栋六席、八席、四席半的长条形独院房子，租金是16000日元。在经济上，这一段时期邱永汉基本上依靠出租香港的楼房收入和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对贫困，但平静、祥和的日子促使他静下心来埋首写作。半年之内就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向成为成功作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可由于没有名气，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后来虽全部卖给了杂志社，当时却没有地方发表。

　　位众文艺》杂志的岛源四郎氏是这期间他的最佳顾问，真正使他在日本文学界扬名的则是擅一雄先生，擅先生是当时大众传媒有威力的人物之一，曾以新进作家身份被提名逐鹿齐川奖，能得到植～雄氏的提携，几乎是每个文学青年的梦想，邱永汉也不例外。记得当时邱永汉写了一篇小说《浊水溪》，故事内容类似于郭德馄先生回台湾后的命运（郭先生是台北高校及东大高两年级的学长，和檀先生交往甚厚）。在交由岛氏第一期刊出后，他写了一张明信片夹在杂志中，寄给植先生。谁知两天后，岛先生打电话来，告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植先生喜欢这篇小说，并要求协助出版，以此为契机，邱永汉得到檀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于1956年成为真正的小说作家。

　　可在日本文学界，邱永汉的文学地位的确立还是在他以小说《香港》荣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之后，他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外国人。小说《香港》描写了一个难民厌倦了穷苦的贫民生活，企图欺骗，把预备运往卡萨布兰卡的茶叶里面装入石子，侵占100万美元而逃往日本的故事。在1955年时，尚没有人写这种方式的小说。在投票评选阶段，8位评审委员会中的5位投了赞成票，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作品能够获此奖项，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说明作者在创作领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邱永汉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了。

　　做任何事，局外人往往容易被事件本身的光华所迷惑，一旦进人角色，许多事情都不会像想像中那般完美，在写了大量的剧情小说之后，邱永汉面临同样的困惑，因为只有月刊杂志来邀稿，没有一家报章来约他写连载，这样他不仅不能成为百万日元作家，而且户已的文学前途也受到限制。以往他所写的小说，都是发生于日本读者陌生的环境中的故事，故事本身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很难达到心理的默契与沟通，生命力自然不会持久。况且在日本，日本人只接受日本的人情义理，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和环绕于身边的事物感兴趣，如果想在文学上有更深造诣，文章本身必须触及日本的文明或日本人较为关心的事，或许在文学界能引起轰动。

　　受此启发，他决定以局外人的身份“第三只眼”看日本。首先他到中央公论社拜访社长屿中鹏二先生，明确表示打算以“武土日本”为题写日本人封闭性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屿中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文明批评集《武士日本》的连载，成为以后《疯狂日本》等一连串专栏连载的契机。

　　然而，邱永汉作为小说家的最大转变是把目光转向金钱。一方面，他得到《妇女公论》编辑主任的支持，开始连载《金钱读本》；另一方面，缘于对日本经济界新动向的观察与思考。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日常用品的购买已非常普遍，而高档耐用消费品的不断涌现，刺激着人们努力增加收入。但日本人大多数是受薪阶级，靠固定的收入生活，短时期内使存款增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股票市场繁荣的日本，显然投资股票是最快的方法。

　　股票神仙

　　人的想像力贫弱，任何事都需要靠经验。作为投资股票的小说作家，如果要写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自己必须真正去做。邱永汉始终都以自己的严谨和务实去做每一件事，他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缺乏社会常识和经济观念，而是用经济理论为指导，以敏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其中广泛参与企业活动，多方了解市场信息从而整体把握社会经济走势是其成功的一大特色。在正式投入股票市场以前，他用了三个月时间耐心精读了《日本经济新闻》经济版，阅读重点放在经济行情报道旁边由银行调查部经理、保险公司财务部经理、中小证券公司总经理等所撰写的方块文章，以期对股票市场运作规律有所感悟。其次，他利用《金钱读本》连载的成功影响，多次访问证券公司有分量的评论家听取意见，感触最深的是N'HK邀请他参与《一手拿着麦克风》的节目。节目形式是拿着麦克风到兜盯（东京证券公司云集的街道）去采访，他选择了代表大证券公司的日兴证券评论家三田利治氏，在小公司中最出风头的立花证券石井独眼流氏，以及风格朴素而很有个性的丸三证券长尾贯一氏三人，分别集合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木同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视野，吸取了精华而逐渐形成邱永汉自己的主张。最后他又到大藏省财务审议官，后来担任主计局长、交易所理事长要职的谷村裕氏的办公室，听取证券监督机关负责人的意见，从而对全国的证券市场营运状况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

　　了解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邱永汉通过对股票市场长期的观察与思考，渐渐弄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外行人比有经验的人有利，专家未必赚钱。股票市场是一个动态市场，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书本上讲授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是成堆的经济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复杂变动的经济变化而已，不能完全说明其现象，更不能预测未来变化趋势。他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上学时，从未听说哪位老师因投资股票而赚钱。况且所谓专家，是指长期从事一件工作，比较有经验和有丰富知识的人，正如人体的疾病，在大约相同的条件下出现大约相同的病况时，确实是经验丰富占优势，但行情的预测和市场的看法瞬息万变，条件一次次都不同时，过去的经验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奉行外行主义，勿遵循社会的常识原则在邱永汉的经济思想中占了很大地位。

　　在经济高度成长以前，日本居主流地位的企业是纺织及相关的工业，海运与煤炭次之，而汽车、家庭电器等产业则刚刚起步，至于半导体或操作主机尚被认为是其他先进国家的工业。购买股票时，社会上都倾向于目前有实力或具有历史的公司，如日清纺织。东洋组织、钟纺等股居多。这样选股风险虽然不大，也不会很赚钱，但比较稳妥，因此受到股评家的一致推荐，证券公司也配合这种步调，股票投资杂志更是只报道从战前就已有名气的行业。然而邱永汉第一次接触股票市场时，直觉上就感到“不听信社会的常识极为重要”。因为常识是指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脑海中已经形成的想法，这些想法在当时或许是正确的，却不能适应未来的情况变化。倘若维持常识不变，人的思维僵化，反而成为事物进化、发展的包袱。根据观察，邱永汉惊奇地发现日本的产业界正出现结构上的变化，比起纺织、海运业，家庭电器与汽车都属于新兴行业，受到新需求的支撑而呈现大幅度成长。此时购买股票，瞄准有实力的二三线股，无疑更能赚钱。这个道理就好比在“相扑”比赛中，无名的新兴产业宛如在未来梦想能成为“横纲”（相扑比赛的冠军大力土）的几百名弟子，能够进入店头市场的企业，就好像是几千名力士中晋级为二段力士一样，以后的“幕内”或“大关”（日本相扑的一种大奖）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因此未来的“横纲”股将会从现在的二、三线股中产生，当然投资二、三线股是一种从事冒险的行为，“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如果对这种投资认为没有保障而感到担忧，那么只有把钱存放在银行了。认准了这个道理，邱永汉开始大举投资股票市场，过了一年有余，周刊杂志便大写特写“兜叮有邱股”，投资家们把他捧为“股票神仙”。

　　股票投资的成功，使邱永汉赚到了后来做生意的本钱。为了生活上的稳妥，他选择了置业这一保值铁律，首先在涩谷盖了第一栋地下1层、地面4层总共130坪的小楼。以此为起点，他开始重视地产市场，从而把自己的事业引向更大规模发展。其实有经济头脑的人，在现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看到地产只会往上涨，并且是危机时的"最大防波堤"。因为土地资源总是有限，增地或许能以造地、开发或填土来达到目的，却不能像工业产品般大量生产。而有限的土地只要稍加利用，一般都会增加收入。其次，通货膨胀也能助长地价的上扬。当产业发达、购买力增强时，通货膨胀容易引发，不过产业衰退，政府滥发货币也会助长通货膨胀。这就是说，土地会把握所有机会随时伺机涨价，所以购买土地，再等土地涨价而去赚钱要比生产商品赚钱来得快。另外，股价因经济发展上涨时，地价会比股价涨得更高。而且股票的不稳定因素多。整体来说，即使景气时也有业绩欠佳的公司或业绩良好但欠缺号召力的品牌，而土地资源又极其有限，当社会的财富增加时，地价就被推上去而呈现更高的价格。投资地产你注定会发财，这成了一条确定无疑的经济原则。运用这一原则，邱永汉在以后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基础，即使经营事业失败，因为拥有地产而往往使他起死回生，不至于一瓶不振。所以了解邱永汉的一生，我们必须重视他对地产市场的投资理念。

　　或许是因为社交面的扩大，邱永汉为了写股票评论，曾亲自拜访过各种企业。与经营者进行过广泛的交谈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社会上好多实业人士，他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都是具有优秀才能的人，但他们不是“通才”，甚至于他们的知识大都集中在自己的事业和商业对手上，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然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企业走集团化经营之路，经营者需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机敏的头脑。经验表明，“经营事业，向不同业种的人们学习，比向同业种的人学习有用处。向同业种的先觉者学习，顶多只是步其后尘而已。而这先觉者之所以先觉，只是从其他不同业种的人们而来的灵感”。这种反差使得经营商业顾问，专门接受各种行业的咨询成了当时十分有前途的行业。第一位请他担任顾问的是市村清先生，理研光学公司的老板。后来，他开设了法人组织的顾问公司，采用会费制，加人者每月付5万日元。谁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会员增至30家公司，他变成了每月收入150万日元的顾问。

　　尝试经营实业而惨败

　　以经营顾问业的办公室为据点，邱永汉同时开始了几种实业的操作，但收获甚微，有的简直是惨败，其中最失败的是叫做小型彩色印刷的印刷技术。当时各种技术都在革新，但印刷业步履缓慢，仍由拣字工人一个字一个字拣拾，随着印刷需求的急剧增加，拣字工人奇缺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生产的地步。这个小型彩色印刷，是一位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发明家想出的复印技术，由桥梁会社的需要者出资经营，资本为1000万日元的新设公司。其工艺流程是先用打字机打字，然后用这种机器复印，从而印出与组版同样精巧的印刷品。然而，事与愿违，真正组织生产时打字机打出的铅字会跳动，无法像组版那样完美，同时打错更是麻烦，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效率上不去。由于现实与理想差别太大，仅仅三个月他就结束了这个生意，净损失达200万日元。

　　这次失败对于邱永汉是个不小的打击，从而也让他深刻认识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与真正赚取利润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在股票投资中，他十分重视技术革新，盲目相信没有比发明更赚钱的事，曾坚定地认为知晓“技术创新”会在哪种行业兴起，从而朝着这种方向发展，是掌握产业界未来动向的最佳捷径。这就是后来的成长股理论，被誉为邱永汉赚钱秘诀。可这种技术创新初始产业化时，每一种都白费金钱，很多情形在实验阶段可能，到了企业化几乎都无法实现。对于一个精明的投资家来说，邱永仅面对这种困惑，心中自然有些恼火。

　　新发明的企业化既然如此困难，不如适应经济情况和社会潮流做新生意。自动洗衣店的开设，便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日本的家庭用洗衣机早在数年前就已普及，洗衣机租赁的生意业已存在，但洗衣费中人工费总占很大比例。自动洗衣机是一种新生事物，把钱投入，机器自动运转，45分钟内就把衣服洗好，既省时又省力，肯定会受到那些为物价上涨而烦恼的太太们的欢迎。按此构想，邱永汉在都立大学站前开了第一家自动洗衣店，最初4个月经营惨淡，一天的营业额才两三千日元。但新年过后，洗衣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旺季，随后，他把店的规模由1家扩大到8家，经济效益持续良好，并且这种情况维持了3年。

　　但自动洗衣店的成功，在经济思想上并没有表现出邱永汉的过人之处。相反，这一时期，他的许多经济原则似乎都是从失败的体验中得出的。经营定律之——业余事业都不会成功就是一例。这件事要从他经营砂石会社说起。早在60年代初期，由于国土的开发和建设，日本的砂石逐渐缺乏，砂石及砂的价钱逐渐上涨。投资砂石业可获取丰厚的利润。于是邱永汉便在宇都宫北方20公里，宝积寺的鬼怒）；段立采石工厂。谁知真正经营起来，事情远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由于经营者本人是个门外汉，不具备经营砂石业的专业知识，从而眼睁睁地看着赚钱的机会消失。

　　首先，砂石的热销浪潮是从东京附近的相模川和多摩J；【开始的，随着采砂石量的激增和资源的减少，东京近郊的砂石业必然受到限制。据邱永汉的估计，不出两年砂石的涨价热潮一定会传到鬼怒川，在鬼怒川设厂无疑是明智之举，但事实上比他的估计晚了两年。原因是东京不能采石后，热潮移到静冈县，从大井川和富士川的河口以船只大量运到东京湾。原来他想像着砂石的运费比商品本身的价钱要高，陆路搬运砂石到东京是不合算的，谁知砂石业者们挖掘河口，用砂石专用船运送致使东京的砂石不涨价，砂石工厂自然无利可图，这是经营者的估计错误。

　　其次是关于砂石采矿权的问题。在经济没有发展以前，砂石差不多是荒地，几乎无人问津。即使砂石刚开始需要时，凡是提出申请采矿的人，都能轻易地获得许可。这种许可是指每半年申请一次采取区域，每月采取数量则不加限制。砂石的需要量增加后，许可变成一种权利化，不能转让。既然不能转让，没有表现实绩的人，应该丧失权利才对，但非但没有丧失权利，且本人死亡后，继承人再申请时，却可以获得与被继承人同量的采取许可证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专利权的争夺。邱永汉设立砂石工厂时，原本打算将个人名义的采石权改为公司的名义，后来证实证书无法变更名义，而且采石权也因一社长的离职而带走，最后虽然有工厂，却没有采石场。被逼无奈，他不得不受雇于邻近的采石场或向别的采石场购买原石，层层盘剥的结果导致砂石工厂根本没有预计中的赚钱。

　　再次，邱永汉作为文人兼经济评论家，每天要处理好多事情，具体公司的管理只有委托别人，这样就存在一个内部控制问题。如果会计管理不严格，往往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和监督不周，经济损失时有发生。而且由于他没有亲自在工厂做事，许多事情都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也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相反，他曾结识了好几位做砂石业成功的人，他们虽然受到监督机构的严密管制，一年的营业额仍然为20记或30亿日元，仔细思索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妥善用人，另一方面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没有深人的了解。

　　扣年代邱永汉所做的事业大多未能成功，除了上面提到的小型彩色印刷技术、砂石会社外，还包括投资超级市场作战的失利。超级市场对于现代人早已不陌生，但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还属于新生事物，尤其是大型综合性超级市场，或许是邱永汉长了一双“慧眼”，他注意到工业发达带来的人手不足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劳动人口将移往生产事业，运销革命势必迫在眉睫，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兴建超级市场，其收益可想而知。当然，自已经营超级市场很麻烦，如果将兴建市场用的房屋，租给超级市场业者则既经济又省力。可“天有不测风云”，待邱永汉把大楼盖好打算租给大荣（神户的三宫站附近）的中内功先生时，他竟以大楼规模大小的理由而拒绝。面对已经上马的项目，邱永汉已经没有退路，他便考虑一层食品、一层成衣、一层电器用品联合成为综合超级市场。或许是注定一劫，不到一年，最初的立体构想也遭到破产，楼层纷纷关门。一方面他需要按月支付银行本息和一部分未付的建筑费，另一方面他毕竟还需要生存，为了盖房子和弥补砂石工厂的亏损，手中股票几乎卖光了，剩余的股票则因为跌价而不值钱了。作为作家邱永汉的个人收人虽相当可观，但要作为生意上的筹调款项，那真是杯水车薪。他第一次有了祸不单行、运气衰落的感受。

　　景气变坏后，接履而至的是顾问也失业，50家顾问之中有18家解约。他干脆把其他企业的顾问之职也辞掉了，将"金钱大楼"（因股票赚钱而得名）的房间租给一位熟人，将自己的事务所迁回家中，开始了不景气中的挣扎。

　　作为一位作家，邱永汉总是理性地选择生活，虽遭受一连串的失意，他并没有消沉，而是静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以后的事业，在他的碑钱秘的中，有一章专门记述失败并谈到了在失败中保全自己的两大原则。“失败乃成功之母。”不经过失败而能成功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成功的人莫不将失败视为补品而再三咀嚼。读着这些富有哲理的话臧许你会感觉到生命的另一种厚重。

　　其实，人类具有适应任何环境的本能。邱永汉初入香港时，曾因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而滂俊，但经过两三年的探索，就能建立生活据点。到东京后，他靠一支笔过活，并经常向新事业展开挑战。不过，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与素质，在我们的周围，对以往所做过的工作或对所继承的家业表示兴趣的人很多，转变方向寻求新发展的人却很少，而作为基本生活的事业，大都受到规模上的限制，产品单一，市场狭小，要想走规模经营之路，必须寻求第二。三种新事业。那些着手发展新事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能顺利走上轨道迈向成功的机会可能不多，遭遇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以往所从事的事业不符合时代需求就会立刻遭到淘汰，更何况去从事自己完全没有常识或经验的工作？有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去做任何事，这是一种偏激的做法。一个人不做任何事，他的人生是静止的，他理解不了动的感受，也看不到动的风景，自然学不到任何知识，但是如果失败，至少也须悟到自己失败的原因。这种领悟要比书本简单的说教深刻得多，遭受金钱损失的经验会刻骨铭心，令人永远无法忘怀。

　　论及失败，问题并不在于为了避免失败而一开始就打退堂鼓，而是如何面对失败从而东山再起。不失败就不能成功，害怕失败更不能成功，但是老遭受不能东山再起的打击时，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失败后从此消失。因此失败时必须懂得悬崖勒马，在掉落到地狱前设法抓住救生绳。新生活中的每一天，环视自己的周围，有人毫无防备地经营新事业，也有人看来若无其事，其实充分发挥了自我防卫的本能去努力实现自己的追求。那么，是否有方法可以使事业经营绝不会失败？当然有。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不去经营事业当然就不会遭遇到失败，只要拍拍石桥而不走过去，就不会产生从石桥上掉落的顾虑。如果你自己抱着“宁可走一遭，不愿坐着等”的观点，你就必须思考如何行为才能在失败后不至于形成致命伤，并能够保留东山再起的余力。倘若发现不行，马上就可以止步，即使损失一些，对整体发展也无大碍。

　　譬如日常经营事业，你如果想走得稳妥，就要注意自我保全的两大原则。第一项原则就是，一个人只能在自己能周转的资金范围内开展事业。学习企业财务管理的人都知道，企业资金有自有资金或从亲朋好友处筹措而来的资金，此外也有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在自己能周转的资金范围内，妥善安排运用，一般都能够克服危机，并且业绩好转时，企业能迅速成长，显示良好的发展势头，倘若负债资金过多，一旦现金周转出现障碍，企业经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局面，尤其是投资地产以外的设备或商品，例如工厂的机械设备等，若遇到事业不能顺利经营，这些物件就如同废铁。因此，当投资将来风险较大的事业时，最好用自有资金经营。另外，自己一个人经营时，当然使用自有资金。但是共同出资时，合资人最好最大估计风险，作好最坏经营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刺激经营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第二项原则就是，自己要拥有经营事业场所的地产。如果是商店就要购买商店，如果是制造业，就应购买工厂的土地及建筑物。所需资金在初期应以自有资产来支付，其他所需的周转资金要用负债资金来流转。虽然购买地产的资金可以从银行贷到，不过对一家新公司所购买的地产，很少有银行愿意提供全额贷款，即使愿意贷款，银行也视公司负责人的个人信用而定。一般情况下，企业都应以自有资金来购买地产，然后以地产作为抵押来贷出流动资金。钱据地价上涨原则，即使来自银行的贷款全部用光，出售原有地产一般都能偿还本息，并且有足够的余款处理善后事宜，这是既经济又谨慎的做法，应广泛推广。

　　在邱永汉的一生中，这段时期生意上的失利不是非常关键成部分，但在这个特定时期他的多方面才能又一次得到充分展现，具体表现在进军唱片业和完善他的税务理论方面。在把事务所搬到家里后，他除了写作以外，其他什么也没做，打算暂时清闲一阵。在社会不景气时，人们最重要的是不要花钱，但不景气时也是歌谣最吃香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起，社会环境不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当时流行的歌寿命总是很长，人们一直喜欢唱它。那时候，邱永汉曾担任少许公司老板的顾问，每月定期到名古屋和大版出差。有趣的是，在家里坐着写作，他只能写正派文章，但住在大皈的元山饭店时，利用饭店房间提供的信纸，他能很顺利地写起歌词。这极大地激发了他进军唱片业的信心。后来，在胜利公司总社社长白嫩结的帮助下，首张唱片《恋爱的十字路口》在当年年底灌制完成，这张唱片由当红歌星桥幸夫演唱，藤家虹二君作曲，次年2月发行后即引起轰动。得意之余，他又继续让三泽明美灌唱了铺国之花》。一年下来，他一共替胜利公司写了三张唱片，其中有两张得到最畅销奖。唱片是赚钱的生意，但像他那样适合于写推理小说和股票评论的思想，去搞诉诸于情绪的歌谣曲作词，听来颇有些不合情理。况且唱片界是舆论关注的焦点，高收益低风险导致丑闻迭出，这让一向爱憎分明的邱永汉十分失望。一年后，唱片公司正式邀请他做专属作词家，但他对歌谣曲的热度开始冷却，重新把目光转向经济领域，开始了他创作领域的另一次尝试。

　　应日本经济新闻社的邀请，邱永汉在该杂志开始了一个新的连载，这次连载的主题是“税金”。从投资股票转向税金，这让所有听者都感到震惊，更把杂志社的编者吓了一跳。税金是比较乏味约主题，能写得浅显易懂而又畅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有～本站在纳税者立场的书，能具体了解税制的构成、种类以及纳税方法，以减轻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经济第一次遭遇危机，受竞争激烈化和成本提高的影响，企业利润下降，税负减少成为节约开支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一般都把税金方面的事交给会计师，对税金知道得不多，而税负的增减又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人们普遍对税金表示愈来愈强烈的关心。邱永汉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迎合了这一需要。他所写的第一本《税金报告》，从1966年1月至8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连载完毕之后，这本书作为日经新书之一立即畅销全国，现在仍然不时再版。这本称金报告》其后在《经营者会报》连载。由日本实业出版社出版的《实际节税》两本书，使他成为税法的权威者，每年都成为报章和杂志举办的与国税厅长官或东京国税局长对谈的对象，因此得名"税务专家"。

　　到台湾投资

　　1971年，邱永汉应惆刊现代》之邀而写自己的半生记，题名俄的赚钱自传》。当他写完半生记，开始出版自选集的初秋，国际社会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件：台湾当局突然退出联合国，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推一的合法政府。台湾的股票惨跌，地皮和房屋没有人买，相反美元对台币的比价从公定价1美元兑40元暴涨至52元。经济的不稳导致居民发生动摇、民心不安定。正在这时，台湾当局派使者来到他住处，劝说他回台湾，其片意是为了稳定呈现浮躁的台湾民心，发挥镇静剂的角色，毕竟邱永汉是日本言论界以及产业界有信用的人，邀请他回台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台湾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使者"三顾茅庐"力邀他返台。·面对人生转折关口的去留问题，邱永汉再次面临考验。了解他过去的人都知道，19n年Z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时，邱永汉曾公然背叛台湾政府，向联合国投书反映国民党的血腥暴行，当事人一旦被逮捕必定被枪毙无疑。自此以后，他就不能再度踏上生他养他的故乡，虽然是年轻血气方刚时所做出的事，不过骷子既已掷出就不能收回，中途也木能泄气、示弱，只有认命地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如今他虽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功，谁又能预测他返台后的命运呢？后来的事实证明，邱永汉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至少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他的经济理论，这在他的诸多著述中都有详尽的阐明。

　　第一，先见之明是开拓者必须具备的秉性。不过，即使有先见之明，如无实践能力，就只能是动口舌之徒。因此，必须培养出能把自己的意念立即付诸行动的习惯。当然在付诸行动前，必须思考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能造成今后的新潮流。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他认为必须具备：（一）对世界的动态怀有好奇心；（二）拥有问题意识，发挥观察力；（三）对变化具有敏感的反应；（四）强烈的想像力等特质。

　　邱永汉没有顾及个人安危，毅然作出了率领投资访问团前拄台湾的决定。因为，“日本正面临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此像日本国内任何地方生产都不划算的零件制造业，应转移到韩国或中国的台湾去比较好”。“买台湾的股票，现在购买，然后忘记立约存在而放置起来，放久了必定能赚钱。不过以备万一，请购买［000万日元以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台湾股票的平均指数只有600点到700点之间，但是1993年已上升到12000点（指台湾股价最高点）。其实知道内情的人都了解，台湾的股票不仅分红额高，而且配股也多，经济发展又处于成长期，即使股数增加、股价上涨10倍都不足为奇。谈及实践，他力主培养出对思考的事情立即付诸实践的习惯。他认为这是成功者的首要条件。譬如，当他开始投资地产时，发现了一个规律：土地涨价时，金钱并不是升值，反而是贬值，买同样的地产往往需要花更多的钱。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对土地的需求又不断增加，这样依靠存钱去买地恐怕来不及。不过一般来说，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使土地的涨价比支付利息的部分更快。因此，只要能设法周转资金，负债买地，利用财务杠杆必定能取得利益，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生活中的财务管理学。他在东京涩谷兴建小型大楼时曾体验过这种情况，其结果是确信借助贷款的力量来投资地产最有效率。后来，他大举进军房地产市场，资金筹措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这一原则。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对他的想法提出异议，以至错过了投资地产的时机，减少了上亿日元的财产。

　　第二，今天不行并不代表永远不行，认为可行就要全力以赴。

　　在邱永汉看来，在某一时期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经常在地球运行中不知不觉间而变为可能，因此不必太早悲观。尤其是政治环境，大多数人认为肯定不行的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会在某一刻价值观一瞬间就改变过来。1972年返台时，邱永汉压根就没能想到今生还能踏上这片土地。曾经负责逮捕叛乱犯的调查局局长前来机场迎接他。不久，当他以经济考察团团长名义抵达台北，经济部部长孙运督也前往机场迎接。面对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邱永汉不禁感慨万平。身历昨天是卖国贼今天是爱国者①时代变迁，让人深感到昨天认为不行的事情，并不代表永远不行豁出生命力争的东西只要时代改变，一切都会变成一种常识。无论何时，世界都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阶段。

　　谈到后者，邱永汉真是现身说法，并以实例全面阐述了自己①主张。凭自己一代光景完成了大事业而发达的人，大概都带有几分逞能的性格，可以把他们归类为乐天派。他们大多性格开朗活泼，不去看世界的黑暗面而只看光明面，遭遇挫折也不气馁，对未来充满希望总相信有～天会重现万里晴空。这种人下决断快，月作出决断后立即付诸行动，认为可行就全力以赴，当然在行动上他们要付出比别人多出几十倍的工作量。“付出总有回报”，这气话可以对他们作出最准确的评价，这其中最关键的要属“全力以赴”。

　　从另一方面讲，事业有大小，任何事业并非一开始就从大规模起步。依事业种类之不同，有些事业从小规模开始运营，有些事业则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事业能否成功，能否赚大钱，并不是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当然资本是条件之一），而是各种条件是否能够配合。真正的成败关键乃在于经营事业的人，而不是钱。例如服务业或流通业，这类行业需要时间吸纳顾客、奠定基础。假如刚开业时顾客稀少，呈半开半闭状态，自然会让人忧虑能否持续下去。有些人在这种状态下灰心丧气，早早歇业；有些人则趁此背水一战，努力寻找挽救生意的种种手段，工夫不负有心人，一旦他们抓住机会，往往能创造许多奇迹。有些人思考事业不顺利的原因，有所谓地点不好，顾客层面不广或店铺的装横欠佳等不少因素，就是不知道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凡引导事业走向成功之路的人，在说与做上都是说得少，做得多，随时都在思考如何做才能吸引顾客，然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认为可行便全力以赴。邱永汉对此体会颇深。

　　另外，邱永汉还认为任何事业都需要逐渐累积成果而耐心守业。俗语讲“在石头上坐着等上三年”，就是表示这种努力大致需要的时间。所谓三年，是指经过三年仍然没有眉目的事业，最好不要再继续经营。反之，一旦经营的事业上了轨道，看得出希望时，就预示着事业发展处于成长期，需要加快发展步伐、扩大规模。一些成功的实业家在决定胜负的阶段，都是专心～意地努力经营这项事业，否则便无法成就大事业。凡是经营事业的大企业家，都喜欢向与自己能力极为接近的事业去挑战，认为可行便全力以赴。例如，假设预定5年内建立500家连锁店的目标，这个人就必须每4天完成设立一家分店。设立一家分店，包括准备期间在内可能要花上两三个月，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几十间分店同时设立。这不仅需要当事人有充足的信心，而且要具备非常高的能力，没有豁出去的劲头和灵活的技巧，恐怕只能承受失败。

　　根据上述思想、邱永汉选择了回台湾发展的道路。1972年，他正式应邀返台。作为一位著名的投资家，他既没有基础担任政治的中枢，也没有兴趣从事重要任务，只想在实业领域有所作为，为家乡经济振兴做些贡献。为此，他先后15次组织"台湾投资考察团"到台湾考察，参加人数约750个经营者，并在台北中山北路和南京东西路交叉口投资了一栋地下1层、地面10层的"邱大楼"。此外，他在故乡附近台南县新市乡开辟"邱永汉工业区"。接着，为将台湾的农水产加工品卖给日本市场而设立了数处工厂，如在台湾屠宰猪并加以冷冻后输出日本的冷冻工厂和把活的鳗鱼运往日本所必须的包装工厂等。这些工厂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不过，真正从事这些所谓事业界的工作之后，他深深感到台湾的经济市场化还不够充分，市场经济的思想并不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掌握经济之舵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计划者和掌握企业之舵的经营者。他们基本上主宰着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要想使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必须在思想上武装他们的头脑。于是，他再次提笔，在相当于《日本经济新闻》的台湾《经济日报》副刊每周写一篇专栏，并在相当于日本《读者新闻》的忡国时报》家庭版每周写定期专栏。《中国时报》的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叫做《财源滚滚》。另外，《经济日报》的连载也已经出版为《我的意见》、住财有道》、《经济立国》三个单行本。在其他各报刊载的文章以《千里经商不为财》的题名，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截至目前他的著作近300种，普遍受到读者钟爱，是日本、台湾、香港每年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作品已有多册被译为各种语言，总销售量超逾2000万册。此外，他每年被邀请在日本及世界各地进行多达200场次以上的巡回演讲，每场一小时的演讲收费高达6万港币。

　　赚钱之道

　　1992年，邱永汉迁居香港，从事地产、百货等投资，并以香港为基地，带领台湾及日本商人大举投资中国大陆。如今在中国内地已有多处产业，投资领域涉及几十种行业，真可谓名副其实的"赚钱之神"。

　　虽被誉为“股票神仙”、“赚钱之神”，邱永汉对金钱的渴求并不炽热，反之，他还利用有限的时间，放弃一些投资机会，撰写投资文章，以传授投资秘诀，创造更多的财富。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如果一个人～生老是在追求金钱，便无法使内心获得真正的满足。同样地，也不能因为本身缺乏金钱，而对人不尽情义、愤世嫉俗。因此，只要保持‘不贫，富而不淫欲’，反而是比较健康的人生态度。”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股票赚钱学，是一种赚钱心理学，在于“为什么决定买进哪种股票”的心理认知。“赚钱之神”丛书与其说是以构想赚钱为出发点，不如说是思考赚钱反而比较贴切，因为书的内容并未确切地定义秘诀，只是据实撰写他对事物的思考过程，包括看法、资讯的搜集方法、推理的方法、对事物的处理方法等。为公众理财作一些参考。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外，他对以下几个经济理论的独到分析，对我们成就事业或许能产生些许实质性指导。

　　“慌张的乞丐，得到的饭不多。”成大事者需要忍耐，忍耐，再忍耐，这是邱永汉悟出的又一赚钱真谛。

　　如果想在股票市场获利，成为真正的赢家，除了当事人慧眼选股外，还需要一点“熬”的耐性和功劳二

　　在传统的思想教育中，忍耐是人类必备的美德之一，在社会交往中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在经济学分析中，忍耐究竟有何等意义？只要看到因不能忍耐而吃亏的情形就会明白。

　　有耐性或没有耐性的差距，在股票投资上最能显示出来。购买股票时，大致以2年或3年时间为目标，以一倍涨幅为理想。内行的人都知道，观察企业股票的曲线图时，从开始引起一种趋势至达到高峰之前，老企业的业绩提高2借到3倍，股价也会反映出这种热潮而涨价2倍或3倍。以时间来看，大多数要花2年时间左右，不过也有长达3年的情形。这样，在预测公司前景、正式进入股市时，参与者寻找与自己预测相称的公司股票，持有两三年，股价翻倍的情形应能见到。问题在于能否避免误判、能否忍耐，而且两者之间，尤以后者更难。当然、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未免有些“贪得无厌”，应涨价20％卖出，下跌20％买进，只要有利可图即可、事实上，与其反复5次的对％而获利一倍，不如一次就涨价～倍，而且所付的手续费较少。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介入者不要看错推动股价变动的经济动向。例如关于本田技研股一事，根据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日本在节约能源与自动化方面获得成功，产品已培养出国际竞争力，这势必加深美日之间的贸易磨擦。倘若美国通过美元贬值仍不能改善其贸易恶化状况时，美国会采取措施阻止日本产品出口，对日本而言，惟一的出路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的工厂移往美国本土。

　　基于这种观点，本田已在俄亥俄州设立电单车工厂，接着又设立汽车工厂，购买本田股票绝对预示着涨幅很大，赚钱很多。当时本田技研的股价大约600日元，谁知经过半年、一年后，本田的股价仍在600日元至700日元之间徘徊，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一再无偿配股，本田股票竟涨到减0日元，那些中途抛出的人顿足捶胸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贯彻信念、培养耐性该是多么重要。

　　其次是有关美元贬值与石油跌价的判断。那是1983年年底的事，当时一美元兑240日元，而每桶石油价格接近30美元。对美元超低、石油价格趋跌，邱永汉比较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产业界获利最多的企业是电力、气体与石油，其中涨势最大的要数东京电力。东京电力是超大型股，长年被认为是获利性股票。形势一直不错。虽认识到这一点，邱永汉因一念之差在起步阶段并未介入，而以购买丸善代替了东电。

　　购买丸善石油股票的原因是，当时的丸善虽无分红又有累积赤字，但其炼油能力大，如果以原油跌价、美元贬值来降低生产成本，公司业绩将会显著好转，股价一定上扬。况且电力或气体的势力范围，仅有地区之别，一般没有同业间的竞争压力，因降低生产成本而带来的业绩提高，会立即使股价直线上升，购买丸善实属合情合理的判断，遗憾的是在丸善公司与大协石油合并成ha石油后，他竟把Cblllt＞的股票在300日元至400日元之间脱手，以至股价暴涨到1000日元以上以后，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巨额财富流失，为没有耐性而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

　　这给了邱永汉一个深刻的教训，但同时也使邱永汉重塑了他的投资理念，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理论上讲，股票赚到的钱，就是一种忍耐费。任何人都很少遇见买股后立即涨价、大赚特赚的情形。为了保全自己，若在购买以后遇到跌价，一般以低价补进摊平损失，在恢复到自己的买价之前静静地等待一段时间，这期间对当事人而言是极具考验性的，稍有不慎就容易酿成大错，品尝不能忍耐的苦果。

　　邱永汉认为赚钱之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用声望。没有比信用声望更好的财产。这里的信用，区别于社会学中的信用概念，是指能调到不属于自己的金钱，具有超过自己特有金钱的力量。根据定义可知，一个人的信用并非等于该人所持有的净资产。如果该人从事杰出的工作，社会声望高，他的信用将远远大于净资产，反之他会失去融通资金的任何能力。譬如来岛船坞的坪内春夫先生在承购佐世保重工业公司时，金融机关都竞相融资，但是～旦落魄，真有种“身在闹市无人问”的感觉，尤其当他的财产必须用来偿还贷款时，连亲友都惟恐避之不及。由此可见，如果财产有生命，信用也有生命，做事业的人最好都居安思危，注重自己的声望，万万不可杀鸡取卵做出一些短视行为，否则在社会竞争中会让你一败涂地。

　　信用需要用财产来佐证，但是有钱未必能立即建立信用。一般来说，财富虽不易积累，但存在时运极佳，短时期发财的可能，信用却不能同步形成。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与金钱相称的风度、举止或稳重性，这个人就不容易被信任。凡经营事业的人，都是在未赚到钱以前，首先努力建立在周围人的心目中的信用，而第一步就要得到下属的信赖。

　　那么，如何做才能被人信任呢？邱永汉认为首先当然是遵守自己的承诺，不能做到的事千万不要轻易答应别人，尤其是能否得到银行的信用方面，在借贷资金时更要履约，往往这个约定比财产的有无更重要。生活中的实例比比皆是，借给你100元而按时如约归还的人，下次你再借200元时，他必定会立即答应。如此循环，借款额由200元增至1000元时，1000元有可能完成1万元的借款额度。不过在金融领域中运作不会这么简单，银行贷给个人或公司的款项有额度限制，有信用时限额就放宽，当累积一定实绩后，其额度就会逐渐扩大。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要发生了任何令银行感到不安的情况，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信用也会毁于一旦。

　　为了让银行贷款放心，企业应该经常让对方了解你的偿债能力，将自己的财产保持透明化，不隐瞒真相。这里要注意，不要认为有抵押品就没有问题，任何银行都不希望客户停止偿还本金而把抵押品拿出来拍卖，只要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即使有抵押品，银行也会抽银根，企业信用会大大受损。另外，在资金运营过程中，财务负责人一定要注意偿还本利的时间，那种每每东挪西借才能赶上偿还日期的付款方式，很容易因疏忽而延误缴款日，虽说二三天甚至一天，但银行都有记录，列人所谓“黑名单”，这就好比上班经常迟到一样，一旦形成印象，你就很难再挽回名誉。在企业看来，这或许只是能否按期缴纳，能否事先准备的问题，但银行界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看法。

　　当然，人的社会信用并非只在银行才是最重要的。只是金钱的流动都是经由银行管理，能否利用银行的金钱对企业发展速度有很大影响，所以一般企业都非常重视获得银行的信任。不过在交易对象、股东、公司员工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不能缺少信用或信赖关系。交易的形成是合作行为，需要交易双方遵守约定，倘若有一方不遵守规则，市场运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正如邱永汉所说：社会的～切事情都是一种约定，不遵守约定的人就被认为违反规则而被社会组织排挤。

　　谈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拥有财富后如何去对待财富。做人与做事的立场，足以反映～个人的内在需求价值。或许是作家出身，邱永汉总是选择理性的生活。邱永汉认为：

　　对待金钱，如果不能把金钱视为佣人来使唤，或反被身为佣人的金钱所奴役、作弄。有钱人就比没有钱的人显得悲惨……问题并非有金钱好不好，而是会不会控制金钱。载舟覆舟，完全视个人对金钱的应用手腕。

　　对待自己，我预备留下遗言，我死后，不论是如何赚钱的事业，都要留给帮助我事业的人们。就算要遗留，也是分红而已，不准干涉经营，将所有与经营分开。如果我的孩子具有成为企业家的才能，那就自己创设新的企业，召集新的部下好了。如果没有这种才能的话，就该做别人的部下。因为与我共同劳苦的人们即使愿意对我矢志忠诚，却没有义务对只因所有权继承的孩子矢志忠诚。

　　对待社会，中国人的社会改革，问题不仅是经济而已。为要发展经济，必须先从改造营运经济的人们头脑开始做起！努力创办实业，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人们赚钱，这才是真正对个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做法。

　　集经济人的精明、作家的反叛精神及自由奔放于一身，邱永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被誉为“股票神仙”和“赚钱之神”。其实他是注重了“神”的能力和内涵而赋予了“人”更多“仁义礼至信”的品行。

　　邱永汉从50年代到90年代，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如何起伏，其事业却始终屹立不动。他的足迹涉及日、中、台湾、香港等地，建立了他的"邱氏王国"，取得了骄人的财富，稳居世界华人富豪排行榜的前列。他的成长历程吸引着许许多多渴望成功的人们，人们希望从他的成功历程中寻觅到他赚钱的秘密。

　　邱永汉的身上焕发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他还是一个知名的顾问、作家，这也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与其他巨富截然不同的地方。“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面对机遇，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选择正确，你才有成功的可能。在这方面，作为优秀作家的邱永汉不仅做得很好，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他以贤者出身，总是善于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邱永汉由写作步入日本上流社会；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成为一名知名作家；而当他写作前景看淡，已经山穷水尽之时，他开始积极投身于经济领域，这不仅迎合了他的自身发展需要，而且最大程度地挖掘了他的潜力，使他的能量得以完全释放，助他成就了一世伟业。

Martin

　　●投资是没有结果的投机。

　　●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股票价格便宜要比关于市场明年如何运作的流行概念真实可靠得多。

　　●避免投资最热门行业里的最热门股票。

　　●购买被中层管理人员抢先购得的萧条股票。

　　●投资者尽可以从买卖拥有隐蔽性资产的公司股票上获得巨大的收益。

　　●许多投资者对市盈率的分析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彼得·林奇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基金——麦哲伦基金的’总经理，他凭其杰出的投资才能，创造出令华尔街惊叹的投资业绩。从他1977年主管麦哲伦基金以来，到1990年该基金的股票价格提高了20多倍，资产由最初的2000万美元剧增为90亿美元，其投资组合也由原来的40种股票变成了1400种。彼得·林奇也因此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第一理财家"。

　　实践重于理论

　　彼得·林奇于1944年1月19日出生于波士顿。父亲曾是波士顿学院的一个数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审计师。但不幸的是，在彼得·林奇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逝，全家生活从此陷入困境。彼得·林奇不但从私立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而且不得不找个半天的工作，以补贴家用。

　　1955年，彼得·林奇在高尔夫球场找了份球童的工作。这份工作对于彼得·林奇来说太理想了，球童工作一个下午比报童工作一周挣得还多；在球场，彼得·林奇还能从高尔夫俱乐部的成员口中接受股票市场的早期教育。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大公司的董事长和股东，他们除了打高尔夫球外还交流投资观点，林奇跟随球手打完一轮球，就相当于上一堂有关股票问题的免费教育课。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股票业并不很信任。虽然股市上涨了3倍，但人们仍然视股票市场如赌场，但当球童的经历使林奇逐渐改变了看法，增强了赚钱意识，虽然他那时并没有钱去投资股票。

　　球童生涯并未妨碍彼得·林奇的学业，他读完了中学，而且顺利考入波士顿学院。即使在波士顿学院学习期间，林奇也未放弃兼职球童的工作，他还因此获得了费朗西斯·维梅特球童奖学金。

　　由于日后的职业目标十分明确，林奇在大学学习期间便有目的地专门研究与股票投资有关的学科。除了必修课外，他没有选修更多的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等课程，而是重点地专修社会科学，如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此外，他还学习了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和古希腊哲学。因为在林奇看来，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和哲学在投资决策时显然比统计学和数学更有用。

　　当球童的小费似乎还相当可观，林奇不但靠球童挣的钱和奖学金支付学费，而且在他进波士顿学院的第二年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他决定用这笔积蓄进行股票投资。他从积蓄中拿出1250美元投资于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当时他买入的价格是每股10美元。后来，这种股票因太平洋沿岸国家空中运输的发展而暴升。随着这种股票的不断上涨，林奇一点一点地抛出手中的股票来收回资金，靠着这笔资金，他不仅读完了大学，而且念完了研究生。

　　第一次股票投资的成功坚定了林奇的投资信心。他坚信在股票市场大的聚财机会是存在的，只要抓住它，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随后出现。

　　彼得·林奇在波士顿学院攻读研究生时，利用暑假期间，在富达公司找到一份夏季工作。富达公司在美国发行共同基金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它犹如各投资公司中的圣殿。能在这样的公司实习，对于彼得·林奇来说，无异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富达公司，林奇被分派作企业调研和撰写报告的工作，负责对全国造纸业和出版业公司的真实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分析。这份工作不仅使林奇打破了对股票分析行业的神秘感，而且使他对课堂中所学的关于股票市场的理论产生怀疑。他觉得大学教科书上的有效市场假设和随机运转假设是相矛盾的，根本无法帮助人们获得投资上的成功。林苛认为在大学教授数量分析和随机运行理论的教授们远不如富达公司的同事们干得好。如果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出选择，他更愿意当一名实践家。这种信念促使了林奇后来特别注重实际调研的作用。

　　林奇获得MBA证书后，在军队里度过了规定的两年，他被派往韩国服役。由于汉城当时没有证券交易所，在此期间华尔街发生的挤兑使他在缅因糖业公司股票上的投资遭到了损失，这使他得到两个教训：一是当人不在国内时不要买卖股票，以免损失钱财；二是不要购买那种要依赖于类似缅因州农民的那种四平八稳的公司股票。

　　1969年林奇退伍之后，富达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起初是金属商品分析师，干了几年的分析工作之后，1974年，林奇升任富达公司的研究主管。当时公司正陆续扩展化学、包装。钢铁、铝业以及纺织等部门的业务，这个工作为他深入了解证券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除了不断走访公司，收集情报，筛选最有前途的投资领域之外，还一次又一次地将判断与实际结果相验证。这一切为他以后驰骋投资领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在富达公司作为永久性雇员干了8年之后，林奇于1977年被任命为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主管。虽然林奇在接管麦哲伦基金时，资金仅有2200万美元，其业务也仅局限于几家较大的证券公司中，但这至少可以让林奇按照自己的投资理念去施展自己的投资才华。

　　林奇是一个工作狂，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对其所做的一切显示出一种着了魔的狂热。也许在投资界没有人比他工作更努力，也没有人比他阅览所及的范围更广。他每天要阅读几英尺厚的文件，他每年要旅行16万公里去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此外，每年他还要与500多家公司的经理进行交谈，在不进行阅读和访问时，他则会几小时几十小时的打电话。

　　林奇的投资一般采用的是一种以价值为出发点而进行比较的方法，但林奇从不将自己局限于任何一种股票，小公司股票、高股息股票、成长股，只要股价合理他都可能买。通常，他认为某一种股票在其价格收益乘数是公司增长率的一半时，会是一个好的购进时机，而价格收益乘数为公司增长率的二倍时买进则可能是一个极差的投资。因此，一般来说，林奇喜欢低价格收益乘数的那些股票。

　　林奇不停地寻找投资机会，他不断地奔波于各家公司，目的就是要根据有关的信息找出“明显的赢家”。当然，林奇和大多数的投资者不同，否则他们也能做出和林奇一样的业绩了。首先，林奇对资料有足够充分的理解，从而能够快速敏捷地行动，用不着费工夫去得到并不是必需的资料，这足以保证在多数时候他是正确的。

　　林奇有两个分析员助手，一个专门收集华尔街的信息及出席各种会议，另一个专门打电话及走访公司。林奇每天要处理上千条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些是无意中偶然得到的，而有些信息则是林奇精心收集而来的。林哀获得投资信息的渠道有很多：首先是从经纪人那里获得。林奇大约要听取200个经纪人的意见，通常一天他要接见十个经纪人的电话。一般情况下林奇不亲自接电话，他根据经纪人在其助手处留下的简洁信息，只选择跟主题密切相关的回电话。其次，他所造访的公司也是他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林奇走访公司，每月40家到50家，他通常要对这些公司总裁进行归类，因为公司总裁所谋求的是按照机构股东的旨意来办事，他们所披露的信息有的言过其实，有的谨小慎微，有的诚信可靠，职业投资者应了解他们的类型，懂得如何解释其所听到的信息。当然，要想快速地了解多家公司的信息，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参加由当地的经纪人组织的地区性公司会议。在这种场合，数十家公司将派出他们最优秀的人才，尽可能用最精炼、最富有信息的方式介绍他们公司的情况，还有专门解答问题的时间。另外，林奇还特别重视从同行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有比较成功的投资家们都有松散或正式的联盟，大家可以通过联盟交换思想获得教益。当然你不会把眼下你要购买的股票告诉他们，但你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不难理解，这些经过选择的少数同行，每个人后面都有数百人的经纪人为其提供资讯服务，可以说是处于这"智力食物链"的顶端，他们当然是比经纪人更丰富的信息源。林奇认为这是他有价值想法的最好来源。

　　许多非职业的投资者把自己想像成福尔摩斯那样，待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交谈，而是通过阅读和思考来破案。这些投资者认为只要他们坐在载有电视屏幕和事件记录的桌旁，做充分的工作，然后“‘美元就会滚滚而来”！其实事情并未如想像般简单。那些做法仅仅是专业人员的起点，现在他也许正是那些非专业人员的买主或卖主。所以，在林奇看来，优秀的投资者更善于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每样工具，而最关键的一样就是获取第一手资料。

　　林奇在实践中并不像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将投资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内，他涉足任何领域的任何股票。当他发现市场良机时，他不一定作深入的调整和进行过多的分析，就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当然，这既需要天生的本领，又需要有在这方面长期研究基础之上的确切的判断。如果某项政策或某一趋势对某～行业有利，林奇通常不是只买最好的～家公司股票，而是买一批能从中受益的公司股票，也许几家，也许十几家，然后再进行调查研究，筛选最佳公司保留下来，把其余的卖掉。

　　林奇不作彻底的分析就购买股票的做法是为了避免错过投资良机。例如当日本汽车打人美国市场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股票大跌，林奇未作详尽的研究即大量购买这三家公司的股票，等到股价上涨后又悄悄卖掉。如果林奇因期望发生某种事情而购进股票，但事情却并未如期望发生，那么他就会立即把这些股票卖出去。华尔街对这种思想表述为：‘股资是没有结果的投机。”你基于某种期望而有了某种想法，但你错了，那么现在你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拥有该股票，应当迅速地把它卖出去。有人通常倾向于认为无论如何也得继续干下去，让有价证券承受可怕的风险，要不就是在一些明显不同的低价部分扩充业务，然而这样一来，他就很容易因无知而犯错误。而林奇常常～眨眼的功夫就将这些股票卖出去了，因为“你不会被不属于你的东西的价格上涨所伤害，而你真正拥有的东西才会毁灭你”。

　　吐故纳新，扬长避短

　　林奇对理论家和预言家历来异常反感。理论家’总是喜欢高谈阔论股票市场如何如何，林奇却认为股市中总存在着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风险，常常令人捉摸不到，如果一味听信股市理论家和预言家的意见，而缺乏自己的分析判断，多数情况是投资失误。这是他经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一个教训。1977年，他刚开始掌管麦哲伦基金不久，即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买进华纳公司股票。而当他向一位跟踪分析华纳公司股票行情的技术分析家咨询华纳公司股票的走势时，这位专家却告诉林奇华纳公司的股票已经"极度超值"。当时，林奇并不相信，一笑而过。6个月后，华纳公司的股票上涨到了32美元，林奇开始有些担忧，但经过调查，发现华纳公司运行良好，于是林奇选择继续持股待涨。不久，华纳公司的股票上升到了38美元，这时，林奇开始对股市行情分析专家的建议作出反应，认为38美元肯定是超值的顶峰，于是将手中所持有的华纳公司股票悉数抛出。然而，此后华纳公司股票价格一路攀升，最后竟涨到180美元以上。即使后来在股市暴跌中也维持在脱美元左右。对此，林奇懊悔不已，从而导致他丧失了对那些高谈阔论的股市评论专家的信任，以后只坚信B己的分析判断。林奇十分欣赏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对我来说，股市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其存在，那也只是一个让某些人出丑的地方。"美国有数以万计的专家天天在研究指数的变化、美联储的货币供应政策沙D国投资等，但林奇认定这些专家们不能预测到任何东西。

　　由于从某些方面看，股市与整个经济的情况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对景气和破产、对利率变动方向进行分析来预测股市的变动。甚至有些人提出“每五年出现一次衰退”的理论。林奇虽然相信利率和股市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相互联系，但却不信谁能准确地提前说明利率的变化方向。他更认为“每五年出现一次衰退”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常常是只有到了时过境迁的时候，大家才能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许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因此，林奇提醒投资者：“不要轻信经纪人公司的推荐，甚至连你最信任的金融通讯杂志上最新推出的‘至少不会损失’的建议也别接受，请只相信你自己的研究。”

　　林奇直率地排斥了许多被誉为成功捷径的投资公式。许多信托公司喜欢采用经济概况和产业配置的方法以取代知识和技术，把投资组合分为周期性的、公用事业性的等类别，而林奇却避免使用这种方法，在股票和准备金之间、在产业部门之间，他根本不做有意识的“资产分配”。

　　传统的证券组合理论告诉投资者不需要理解其所购买股票的公司，只需把他们分门别类，然后按类别进行交易即可。然而，对于证券组合，林奇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他不在乎股票是上涨还是下降，他认为投资的关键在于抓住转折点。不能仅仅因为某种股票下降就购买（即所谓的最低点购买），也许某种股票3个月前是60美元，而现在只值20美元，甚至10美元。投资的惟一依据是根据公司的真正价值而不是最近的股市行情作出判断。在林奇看来，在一家公司财务状况好转前的一瞬间进行投资，等到转折真正开始，再增加投资，无异是最佳的选择。

　　林奇通常选择下列四种类型的股票进行投资：

　　（l）成长股，林奇谋求能够获得200％一300％的收益；

　　（2）股票价格明显低于实际价值的价值股，他希望从中迅速赚取1／3左右的收益，然后立即转移资金；

　　（3）绩优股，带有防御性，经得起经济不景气的打击；

　　（4）特殊情况及萧条的周期性股票。

　　在某种程度上林奇也认为，某种股票价格便宜要比关于市场明年如何运作的流行概念真实可靠得多。尤其当许多股票价格便宜，或者大多数股票便宜时，在一位没有经验的评估人看来，整个市场都将价格下跌，而不是相反。

　　林奇从不持有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然而，林奇喜欢持有稳定产业中有巨大收益的保守股票，因为这些股票不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当市场上升时，它们上升得较为缓慢，但当市场下跌时，它们仍能支撑得住。他很少涉足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工具，他认为，如果你买股票，即使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股票，你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而期权、期货市场就犹如一处昂贵而又无用的赌博场所，它没有为社会提供任何资金，你认为糟透了的股票毫无理由地越涨越高，最后使你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而你的钱也仅仅是输给了赢家和经纪人而已。

　　在林奇的投资组合中，林奇比较偏爱两种类型的股票：一类是中小型的成长股股票。增长理所当然是一家公司首要的优势，成长股股票在林奇的投资组合中占最大的比例，其中中小型的成长股更是林奇的偏爱。因为在林奇看来，中小型公司股价增值比大公司容易，～个投资组里只要有一两家股票的收益率极高，即使其他的赔本，也不会影响整个投资组合的成绩。不过，林奇在考察一家公司的成长性时，对单位增长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利润增长，因为高利润可能是由于物价的上涨，也可能是由于巧妙的买进造成的。林奇不断追求的是实际单位销售量的增长数目。他曾向投资者建议：“想赚钱的最好方法便是将钱投入一家近几年内一直都出现盈余，而且将不断成长的小公司。”林奇偏爱的另一类股票是业务简简单单的公司的股票。～般的投资者喜欢缴烈竞争领域内有着出色管理的高等业务公司的股票，例如宝洁公司、3M公司、德州仪器、道化学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等——经过数十年成功的奋斗，它们已经形成了有效率的队伍来利用机会、争夺市场，并通过创制新产品来推动增长。毫无疑问，你真希望自祖辈起就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但在林奇看来，作为投资者不需要固守任何美妙的东西，只需要一个以低价出售、经营业绩尚可、而且股价回升时不至于分崩离析的公司就行。

　　林奇认为，最恐怖的陷饼之一就是购买了一家振奋人心的公司的股票却没有获利。他曾经购买过数十家这类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些公司的理想前景变为现实的话，他就能赚1000％的钱，但不幸的是他每次都赔了进去。美好的故事总是那么诱人，就像他说的"只有煎得滋滋的声音，却看不到牛排"。每次他都想咬下去，却每次都失败。以前，林奇曾看上这类公司，是因为他的消息来源——通常很可靠——低声告诉他：“我有一家很好的公司，但规模太小，不适合基金投资，不过你可以考虑自己投资。"当然，伴随着可靠的资讯的，常常是一些动人的情报，但林奇无论是在阿尔汉市纳矿业公司上，还是在美国太阳王等公司上都无一例外地赔了钱。

　　另外，林奇在考虑投资时，还尽量避免投资最热门行业里的最热门股票，因为这类股票已备受投资者的关照，投资者们相互之间都在谈论它们，这时股票的价格已被抬到很高的价值，有时甚至已超过其内在价值，股票随时都有下跌的可能。当这些热门行业中的热门公司为了追求高增长，保持市场份额，花费巨资而导致公司的利润率下降，并陷入财务困境时，由于每个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都从事这种股票，一旦下跌，就会成为抛压最沉重的股票，使它的下跌幅度会更大。林奇为了规避投资风险，通常对这类热门行业中的热门股票退避三舍。

　　作为投资天才，林奇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即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关键所在，并能用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人的方法分析由大众发出去的信息。他不断地以媲熟的技巧把投资从一个方向引向另一个方向。他就像一位比赛中的船长，要不断变换航向以利用风向的变化，许多证券在他的投资组合里仅停留一两个月，而整个投资组合里的证券一年也至少翻检一次。林奇自称购买的股票如在3个月后，其中有1／4仍值得保留，就很满意了。

　　从价格反常的情况中寻求获利是许多投资者的共识。在证券投资单上，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任何时候都有一些股票因价格到达某一高位而应该出售，一些股票因价格跌至某一低位而适于购进。投资者通过对这些股票的买进、卖出，再买进，再卖出，周而复始，不断地从中获取收益，积累财富。但是，林奇与大多数投资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多数的投资者最多同时经营一二十种股票，而林奇却好似市场的创造者，他同时经营着1400多种证券，并且时常翻新。

　　在林奇经营的1400多种证券中，其中最大的100种占其所投资金的一半，其次100种占其所投资金的1／6。林奇每天大约都要卖掉5000万美元的股票，又买进5000万美元的股票。当发现有的公司股票超过应有的价值时，即使是稍稍超过，也立刻卖掉；当发现有的公司股票低于应有的市价时，就马上购进。如A公司股票每股20美元，B公司股票每股30美元，他会先以20美元的价位买入A公司股票，当A公司股票上涨到每股30美元时，把A公司股票卖掉。也许那时B公司股票已下跌至每股20美元，然后，他再购买每股20美元的B公司股票。几股小利润汇集在一起会构成一笔巨大的收益。林奇是一个相对价值论者，而不是最大价值论者，他喜欢积少成多，他从不拒绝追求哪怕是很少的利润。同时，林奇喜欢每天作一些小决定，而不是每年作几个大决定。他觉得每天作一些小决定所发生的错误损失，要比一下子作几个大决定所发生的错误损失少得多。换句话说，一年作出几百个决定，这样即使你错了也不会太离谱。根据平均利润法则，只要你比普通的投资者优秀，你肯定能准确无误地前进。当然，林奇也同时指出：“当然错了的时候，你必须得知道，然后卖出去。"

　　林奇不放弃对小利润的追逐，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交易员。他的交易员对股票的价格都表现得很敏感。跟许多其他的交易员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立即进行大宗股票交易，他们会在股票行情不利于他们时，撤回他们的出价，直到市场恢复。如果林奇知道有一起极具竞争性的大型订货，一般他也会通知他的交易员退出市场，等待下一个有利时机的到来。

　　理性思考的胜利

　　不断地翻检手中所持有的证券，不仅和林奇须鲸般的投资方式有关，而且和企业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有关。须鲸是一种海洋生物，它不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捕食方式，而是先不加选择地、快速地吞食数以千百万计的微小海洋生物，然后，通过鲸须选择很少的精华部分留下来，其余的杂质则全部排除出去。林奇在感觉到投资良机时，也像须鲸一样，先买一大批股票，然后经过仔细研究，最终选择一小部分优异的股票留下来，继续持有，其余的则全部卖出。但即使这些留下来的股票，也会由于公司经营情况的改变而使该公司的股价发生变化，如该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加剧，面临新产品的挑战，公司本身的管理出现问题，凡此种种都会引起该公司股价的下跌。一旦情况有变，就要采取行动。即使企业本身没有什么变化，股价变了也会促使林奇采取行动。

　　林奇试图从一家公司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早掌握信息。从一家公司发生变化到这种变化反映到股价上来，往往有1个月到三年的间隔。林奇希望抢在人先，利用这个间隙做买卖。林奇除了经常找所投资的公司经理通话以外（这要比财务报告出来后再分析，在时间上更有利），另外一项为大多数优秀的投资者所欣赏的策略就是询问管理人员对竞争对手的看法。如果某公司管理人员对竞争对手进行严厉批评，那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然而，如果管理人员对竞争对手赞誉有加，那就值得注意了，林奇说不定会投资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因为没有人比竞争对手更了解一家公司，它得为创设新产品、占领市场份额与这家公司天天斗争。有一次林奇访问联合旅社，他被公司管理人员对他们的竞争对手拉克塔汽车旅馆所怀有的尊敬深深触动，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与拉克塔汽车旅馆的高级管理层通了电话，过了不久他又亲自前去造访，然后在三周的时间里，他把麦哲伦基金总资本的3％投资于该公司。

　　向公司经理们打听他的公司以外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意想木到的收获：关于它的供应商或消费者的投资观念。例如建筑工人们认为销售比通常认识的行情要好，这就会促使林奇开始考虑森林产品、水泥、石膏或其他建筑材料。不过，林奇同时也指出，跟你交谈的人对行情真正了解的程度深浅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一家钢铁公司的老板说将迅速改善工厂的状况，这是个可靠的信息。但如果他说纤维光学业务将有重大进展，那也许你最好应当向更有证据的人那里寻求证实。然而很奇怪的是，投资者们很容易地就被对真正的秘密并不懂的不同产业的头面人物所引诱。

　　林奇还特别注意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举动，认为他们买卖公司股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而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他通常比外界更熟悉、更了解自己的公司，而且可以放心地假定，只有在有了充分自信的依据之后，他才会买卖本公司股票。林奇发现管理人员大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公司很少会破产。林奇尤其在寻找被中层管理人员抢先购得的萧条股票，这要比总经理都介入的情势更为乐观。当然，并非所有的内部管理人员买卖股票的行为都值得注意。如果一位内部管理人员，为了购买房子将他所持有的1万股售出了1000股，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他持有45000股而将4万股售出，同时其他几位官员也抛售了相当数量的股份，那这里面的意义就重大了，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或许有必要采取行动。林奇手下专门有一个小组负责追踪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买卖股票的动向。他们通过对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收到的报告加以分析提炼，标出公司内部购买股票的情形，然后提交给林奇作决策参考之用。

　　林奇处世冷静，善于观察身边的事物。他的许多投资都来源于对身边事物的细心观察。他看报时不仅注意好消息，而且特别注意坏消息，灾难性的坏消息往往能带来异乎寻常的机会。即使在他逛街购物时，也随处留心新事物，以期发现新的投资主意。比如他对塔克·贝克、沃尔沃、苹果计算机、邓金·唐纳兹、皮尔第一出口以及哈尼斯等公司的投资全部得益于他在与这些公司交往时，对这些公司的细心观察。但他也有因未留心观察而错失投资良机的教训。

　　美国最大的有限电视公司的股票1977年仅为每股12美分。由于当时它的收入状况不佳，债务也令人担忧，依传统的观点来看，有线电视并不是吸引人的买卖，因此，林奇始终未大量买进有限电视公司的股票。10年后，该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31美元，也就是说上涨了250倍。这令林奇感到非常后悔。他之所以错失良机，一方面是由于有线电视1986年才在他住的城市里开始使用，到1987年他才用上有线电视，这使他对这一行业的价值缺乏第一手的一般性认识。虽然其他人也曾告诉过他，但经常是若非他亲眼见到事实，别人的劝说都没有多大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林奇未能注意到他的家人是多么喜欢有线电视的节目。他的大女儿玛丽是那么地欣赏通俗音乐，他的小女儿是那么地喜欢迪斯尼节目，妻子安妮是那么地盼望观看尼克尔迪思的表演，甚至他自己都非常爱好CNN的新闻和有线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如果他当时能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他也许会意识到有线电视已成为像自来水和电一样的家家必装物品，数以百万计的有线电视用户会给该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

　　林奇常常建议个人投资者应当对他们认为良好的零售产品。服务业、食品供应公司等做详细的记录。许多个人投资者在作为消费者购置一件重要的物品，如住房、冰箱、电视机时，他们会先向朋友询问，或向专家请教有关问题，然后作仔细的比较研究，最后才作出是否购买的决策。但当这些人购买某种股票时，却一点研究都不做，而是像赌博一样，靠碰运气去投资。结果，他们所谓的“运气”通常不太好，常常是胜少失多。而在林奇看来，个人投资者不必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每个月、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买卖股票，他们应该像购买自己的住房一样，集中精力对其所购买的股票进行仔细的研究，而留心身边各行各业拥有良好产品的公司，有助于他们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投资者应当比机构投资者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优势”。

　　同时，林奇也建议投资者，只要所投资的公司业绩好，大可以持股五年十年不变。林奇说：‘哦投资组合里最好的公司往往是购股三五年后才利润大增，而不是在三五个星期之后。”投资者有时既需要对自己所选的股票有充分的自信，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只有这样，才会有理想的回报。

　　尽管林奇的投资方法是属于现代派，但他认为现代投资理论的那一套关于市场有效率、股价反映一切信息的观点是荒唐的。林奇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格兰姆投资方法的运用。

　　林奇注重对公司隐蔽性资产的挖掘。他认为在金属和石油业、报业、电视台、药业等行业，甚至有时在公司的亏损中，都有隐蔽的资产。这些隐蔽性资产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一笔现金，也可能是房地产或者是税收优惠等等。林奇曾举了沙石滩公司作为例子。1976年年末，沙石滩公司股本规模为170万股，每股为14．5美元，整个公司的价值仅为2500万美元。过了不到3年的时间（1979年5月），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以7200万美元买下了沙石滩公司，沙石滩公司的股价随之涨到了每股425美元。而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在买下沙石滩公司后的第二天，就把该公司的砾石场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而砾石场只是沙石滩公司诸项资产中的一项。换句话说，仅砾石场这一项资产的价格就超出了1976年投资者买下整个公司所需的资金。所以，砾石场周围的地产、德尔蒙特森林和蒙特雷半岛的2700公顷的土地J300年长成的树木、一家旅馆、两个高尔夫球场等就成了白送上门的财富。

　　资产与机会处处皆是，投资者尽可以从买卖拥有隐蔽性资产的公司股票上获得巨大收益。可是为什么许多投资者未能将资金投资于这类股票呢？林奇解释说，这些投资者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们与这些能涨10倍的股票之间存在着极多的障碍。

　　按现行的体制，只有当某种股票在股市上为多数大金融公司所认可，并且已被华尔街知名的分析家（即对各行各业、各公司进行追踪研究的人员）列入到购买推荐单里以后，这种股票才对买卖股票的大多数人具有吸引力。众人都等待着别人先迈第一步，这常常会贻误投资良机。当这些投资者都准备购买时，该股票已涨了很多，5倍或者10倍。

　　林奇把上述这种状况称为“华尔街滞后现象。’然奇最得意的投资之——国际服务公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国际服务公司是1969年上市的。在其后10年间，虽然该公司曾尽力想引起华尔街的注意，但是却没有一位股市分析人员对这家公司给予稍微的注意。直到1980年，史密斯一巴奈投资公司才发现了它，并对它进行了研究预测。

　　在史密斯一巴奈股票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丧葬服务业的服务需求决定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人会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收集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丧葬业很明显属于增长型行业。作为该行业最大的公司——国际服务公司，当时经营着189家殡仪馆，每家殡仪馆的年均收入达55万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此外，该公司还首创了预约丧葬服务，顾客可在丧葬服务提供之前预先付款，这些“超前需要”销售有两大好处：（1）他们能保证业务量的持续稳定以及未来收益的增长；（2）预付款会有利息，成为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在前10年中，国际服务公司的营业额及其股票的每股收益均按15％以上的比率增长。史密斯一巴亲公司的报告还预测国际服务公司未来增长至少保持同等水平，特别是由于国际服务公司的管理层已决定增加市场的占有额。

　　的确，如果投资者在1983年以每股12美元买进国际服务公司的股票，而在1987年以每股30％美元卖出，投资者可以使自己的钱翻一倍多，但假如投资者早在1978年就买进该公司的股票，那么他的钱会涨40倍。但是华尔街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忽视了国际服务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殡仪服务业既不是耐用消费，也不是一般服务业，所以无法归类到任何一个部门。而完全依赖于华尔街知名分析家推荐股票，坐等现成的投资者毫无疑问失去了赚大钱的好机会。

　　财务报告的妙用

　　受格雷厄姆的影响，林奇对阅读财务报告也有着足够的重视，他常常根据公司财务报告中的账面价值去搜寻公司的隐蔽性资产。

　　林奇对如何阅读公司的财务报告有其独特的看法：“无数财务报告的命运是送进废纸篓，这并不足为怪。封面和彩色页张上的东西还可以看懂，但却无大价值。后面所附的数字犹如天书，但又相当重要。不过，有个办法可以只花几分钟就从财务报告上得到有用的情况。那就是翻过封面和彩负介绍，直接找到印在较差纸张上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或者说所有的出版物，都遵循了一条规律：纸张越差，所印内容越有价值）资产负债表中所列出的资产和负债，对投资者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林奇认为，通过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可以了解该公司的发展或衰退情况，其财务地位的强弱等，有助于投资者分析该公司股票每股值多少现金之类的问题。

　　对于账面价值，林奇认为有一种理论是极为错误的，那就是如果账面价值为每股20美元，而实际售价只有每股10美元，那么投资者就以便宜一半的价钱买到了想要的股票。这种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标出的账面价值常常与股票的实际价值毫无关系。账面价值常常大大超过或低于股票的实际价值。例如，1976年年末，阿兰伍德钢铁公司的标明账面价值为3200万美元，即40美元一股。尽管如此，该公司在6个月后还是破产了。其原因在于该公司更新了一套炼钢设备，该设备的账面价值为3000万美元，但由于计划不周，操作上又出了差错，结果毫无用处。为了偿还部分债务，该公司以约500万美元的价格把轧钢板机卖给了卢肯斯公司，工厂的其他部分则几乎没有卖得多少钱。

　　在资产负债表右面的负债很多的情况下，左面的超值资产就更加不可靠。假定说一家公司的资产为4亿美元，负债为3亿美元，结果账面价值是正1亿美元。谁能确保负债部分的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呢？假An4亿美元的资产在破产拍卖中只能卖得2亿美元，那么实际上账面价值就是负1亿美元。公司不仅一钱不值，还倒欠不少呢。投资在按账面价值购买一种股票时，必须对这些创值到底值多少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账面价值常常超出实际价值，同样，它也常常低于实际价值c林奇认为这正是投资者挖掘隐蔽性资产，从而赚大钱的地方。

　　对于那些拥有诸如工地、木材、石油和稀有金属等自然资源的公司来说，这些资产只有一部分真实价值登记在账面上。例如，一家铁路公司HS公司在1988年把130公里长的铁路用地卖给了佛罗里达州，当时，这块土地的账面价值几乎为0，而铁轨的价值却达1100万美元。在这笔交易中，CSX公司除保留其在非高峰时期使用这条铁路的权利外，还获得了2．64亿美元的完税后收入。

　　又如，某家石油公司或炼油厂的存货已在地下保存了40年；但存货的价格还是按老罗斯福执政时计算的。若仅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它的资产价值可能并不高。但是若从石油的现值来看，其创值已远远超过所有股票的现价。它们完全可以废弃炼油厂，卖掉石油，从而给股票持有者带来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卖石油是毫不费事的，它不像卖衣服，因为没有人会在乎这些石油是今年开采的还是去年开采的，也没有人在乎石油的颜色是紫红的还是洋红色的。

　　60年代以后，许多公司都大大抬高自己的资产，商誉作为公司的一项资产，常常使公司产生隐蔽性资产。例如，波士顿的第五频道电视台在首次获得营业执照时，它很可能为获得必要的证件而支付25000美元，建电视塔可能花了100万美元，播音室可能又花了100万到200万美元。该电视台创业时的全部家当在账面上可能只值250万美元，而且这250万美元还在不断贬值，到电视台出售时，售价却高达4．5亿美元，其出售前的隐蔽性资产高达4．475亿美元，甚至高于4．475亿美元。而作为买方，在其新的账簿上，就产生了4．475亿美元的商誉。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应在一定的期限内被摊销掉。这样，随着商誉的摊销，又会产生新的隐蔽性资产。又如，可口可乐装瓶厂是可口可乐公司创建的，它在账面上的商誉价值为万亿美元，这个月亿美元代表了除去工厂、存货和设备价值以外的装瓶特许权的费用，它实际上是经营特权的无形价值。按美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可口可乐装瓶厂必须在开始经营起的4年内全部摊销完，而事实上这个经营特权的价值每年都在上涨。由于要支付这笔商誉价值，可口可乐装瓶厂的赢利受到严重影响。以1987年为例，该公司上报的赢利为每股63美分，但实际上另有50美分被用来偿付商誉了。不仅可口可乐装瓶厂取得了比账面上好得多的成就，而且其隐蔽性资产每天都在增长。

　　在由母公司全部或部分所有的子公司内也有隐蔽的资产存在。例如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内，国际希尔顿公司的资产值为10亿美元，赫兹租车公司的资产值为13亿美元，威斯汀饭店的资产值为14亿美元，另有10亿美元是旅行预订系统的资产。除去债务和税收之后，这些资产的总值还是高于联合航空公司的股价。因此，投资者在购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的股票时，实际上一分钱也没花。

　　当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的股票时，其中也有隐蔽的资产。雷蒙德工业公司和油田电信服务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雷蒙德公司的股票售价为12美元一股，而每一股都代表了电信公司价值18美元的股票。所以，投资者每买～股雷蒙德公司的股票就等于得到电信公司一股价值18美元的股票，增值了6美元。

　　另外，对于可能复苏型企业来说，减税是最好的隐蔽资产。由于实行损失账目结转，当佩思中央公司破产后，留有巨额的税收损失可供结转。一旦佩思中央公司从破产中摆脱出来，即使它开始赢利其中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仍不用缴税。由于当时的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为50％，这使佩思中央公司一开始复苏，就占有了50％的优势。佩思中央公司的复苏使它的股票从1979年每股5美元上涨到1985年的每股29美元。投资于佩思中央公司的投资者将因此而获得500％多的利润。

　　林奇认为，市场总是存在着盲点，投资者可以以最低的风险去实现预期的利润。投资者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敏锐的分析能力不断地发掘市场所存在的盲点，市场盲点一旦被整个市场所认同先迈一步的投资者将会获得可喜的回报。

　　对于交易者，尤其是保证金交易者来说，如果他在股市运行①相反方向被套时间太长将会被淘汰出局。这时没有挽回的余地因为时机的把握是最关键的。除了选择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进于投资以外，投资者还应把握最佳时机将股票卖出。至于什么时依卖股票，林奇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司的业务从根本上恶化，二是股价已上升过高，超过了其自身价值。这时应毫不犹豫地迅遣将这类股票卖掉。林奇认为显示过去一二十年内的股价波动的七术图表很有参考价值，可以帮助他判断目前股票市价是否太高穹太低。在具体操作时，投资者应当遵循更加明确的原则：总是在合格削弱时买入，在强劲时卖出。这要么需要一个价格敏感的经其人，要么小心地设定买卖的数量。非职业炒手，甚至职业炒手创I少能像彼得·林奇那样，能发挥出极高超的技艺，常常是付出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收益。

　　与传统的长期投资模式不同，林奇并不是在熟知了公司的内部管理信息才去投资，他不太担忧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尽管管理在公司中相当重要，但在许多时候，公司的利润稳步上升并不是管理所致，而是由于公司所从事的事业本身的声誉所致。如回收废纸并制造新纸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福特哈佛公司；国际服务公司，作为一家殡葬屋连锁公司，稳定地购买新居住区现存最好的殡葬屋；邓金·唐纳兹，在自己简单的业务里不断发展；等等。一家公司所拥有的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可以使其在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保证其利润的稳步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们对该公司管理方面的担忧。林奇之所以对高技术公司不感兴趣，是因为林奇认为那些高技术公司难以让人理解，即便它们中的一些公司可能不错，但如果你不真正了解它们，它们也不会让你受益。当然，林奇也并不否认有些分析家正在试图了解这些问题。但这些人通常都是专业人士。

　　林奇有一种超越其他投资者的优势，那就是林奇购买股票时寻找的是购买的理由，而许多其他投资者寻找的是不购买的理由，如公司实行了工会化，其他新产品的问世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冲击，国家颁布政策禁止销售某种产品使公司利润大幅度下滑等等。其中有许多偏见影响了大多数投资者对行情的通盘研究。“要挣钱，就得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就得做别人因心理定势作祟而不愿做的事。’然奇认为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作为互助基金的管理者，林奇除了涉足国内投资以外，还将投资触角伸到了国际投资领域。如果说所有美国货币资产投资于海外的比例，必须大体上符合主要外汇市场的资本化程度的话，那么大部分美国机构资产组合应当投资于海外。但是，由于地方沙文主义的作用，上述情况不会发生。尽管如此，由于各国税制、获利程度、交易风险等因素的作用，将会促进美国机构资产组合继续流向海外。林奇经过调查发现，国际投资的无效性令人吃惊。林奇曾访问过瑞典的一家大股票经纪公司，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曾去过沃尔沃，尽管该汽车公司距哥本哈根仅320公里。在瑞典，沃尔沃就相当于IBM、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公司。这种情况在德国、香港、泰国等地也经常发生，人们对公司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在许多情况下则几乎根本没有分析。由于市场的无效率性，使有胆识的投资者很可能在国外投资中赚很多钱。

　　林奇的胆识使他毫不迟疑地向国外投资。例如，林奇在考察雄狮食品超级市场时，发现雄狮食品超级市场25％的股票掌握在比利时德尔·黑兹公司的手中，而雄狮食品超级市场的股值远远超出德尔·黑兹公司的股价。所以，林奇大笔购人比利时德尔·黑兹公司的股票，后来德尔·黑兹公司的股价从每股30美元上升到120美元，而相比之下，雄狮食品超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才上升了仅仅50％。又如，瑞典仅有几家保险公司上市。当美国保险公司获利率提高，保险费上涨之时，大家都预期这些公司将在世界各地大赚其钱。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公布的业绩仍然不佳，而它的竞争者已被淘汰出场。股票在利润回升之前是不会升值的。林奇抓住时机购买了这些股票，从而获得了8倍到10倍的收入。

　　林奇认为他在欧洲等地的成功机会要远多于在美国。购买2个月后，他仍对至少～半的欧洲公司感到满意，而美国则仅有1／A的公司尚可。"法国的经纪人是可怕的"，他说，"你仔细地分析一家公司，就会发现那些经纪人制定的目标很难实现。他们不知从哪里变出了那些数字。"

　　在国家当中，林奇对那些其他的资金经理们感到不安因此不想投入大量资金的国家最为中意。比如说意大利，它的存款利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将有助于把大量的钱引人到股票方面。当林奇在米兰交易所购买IFI时，那家公司将菲亚特汽车和其他公司持股价值的40％并入公司资本。

　　SIP是一家电讯公司，以现金流量的1．5倍出售。换言之，意大利公司的股价相当便宜。

　　林奇最高兴的是他能在其他美国投资机构之前买进外国股。其中的一些股票有巨大的资本市场，能够吸收巨额的投资。当这个过程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该股票将会被过多的美国人所有时，那就到了转移目标的时候了。

　　投资哲学

　　林奇认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应避免重大损失而不是所有损失。许多投资者对此常常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当他们看到股票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时，他们认为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中支付出去一部分，作为信托公司的报酬是合理的，而一旦有一次所购入的股票价格下跌，他们就拒绝接受，不愿付给信托公司任何报酬。林奇指出，那是一种自毁前程的反应，那将导致信托公司不再冒任何风险。没有风险就不会有好的收益。他说：“如果你有5种股票，3种下跌75％，一种上涨了10倍，一种上涨了29％，那么这5种股票仍然会令你干得很出色。……因为这么去做，你在上涨10倍的这种股票上已赚足了钱，远远抵消了你那些下跌50％刀5％甚至90％的股票所带来的损失。"

　　一位杰出的投资家必须具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林奇喜欢令投资大众焦虑不安的市场。在他看来，市场上所流传的各种各样的担心，如担心暴跌，担心臭氧层，担心新总裁，担心干旱等并不表明市场情况很糟糕，相反，当各种消息看起来很可怕之时，正是在市场上赚大钱的好时机。林奇曾经不顾他所观察到的不利的工业形势，买下一系列半导体公司的股票。他说：“如果我是正确的，那我可以赚400％，如果我错了，我可能损失60％。多好的差额！"只要这么去做，你有可能赚20倍，而你充其量损失100％。这一点大众并不理解。"

　　林奇不太相信接管与杠杆收购。他曾尝试接管过几家公司，但最后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不可太相信所得到的内部消息，因为许多所谓的内部消息都是错的，这常常令人作出错误的决策，付出了许多，结果却一无所得。同时，这些经历也促使林奇放弃了对杠杆收购的分析，因为他认为杠杆收购会妨碍投资大众全力参加衰落后的复苏。比如，几家公司都以每股20美元售出，然后由于市场滑坡或其他坏消息的影响，它们都降至每股8美元，最糟的那种股票再没有复升，但稍好的几家重新调整并反弹回来。如果没有那种事，该股票可能上涨到每股40美元或扣美元。因此，投资大众承受了损失。

　　林奇指出，许多投资者对市盈率的分析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认为以较高市盈率出售的公司比以较低市盈率出售的公司更易下跌。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家公司呈高速增长，即使它以较高的市盈率出售，投资者仍能比购买市盈率较低、增长速度较慢的公司股票赚取更多的钱。林奇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他的观点进行证实：一家公司以20倍的市盈率出售，每股赢利1美元，即共20美元，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另～家公司以10倍的市盈率出售，每股赢利1美元，即共10美元，每年以10％的速度发展。一年以后，第一家公司每股将获利1．20美元，而第二家公司每股获利为1．川美元。在第十个年头，第一家公司每股获利将达到6．19美元，而且如果它仍以20情的市盈率出售，那市场价格将是123．80美元。如果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假设市盈率下降至15倍，那么，市场价格是92．85美元。而在此期间，那家利润增长为10％的公司，每股获利5．29美元，意味着万．90美元的市场价格，仅为第一家高速增长公司的1／4左右。

　　作为一代投资大师，林奇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每次都是听者如潮。每次演讲完毕，在自由提问的时间里，总有人问林奇股票的行情，或者目前的股票旺市能否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发展或跃市已初露端倪。针对这些问题，林奇所总结出来的关于股市预测的“鸡尾酒会”理论可谓深得人情事理之精妙。

　　“鸭尾酒会”理论是林奇在家里举办鸡尾酒会，天长日久，通过与来宾的交往闲谈而悟出来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更应该称做经验，源自生活，通俗浅显，却很有效用。林奇这样形容他的“鸡尾酒会”理论：

　　“当某一股票市场一度看跌，而同时又无预期其会看涨时，纵使股市略有上升，人们也不愿谈论股票问题，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有人慢慢地走过来，问我从事何种职业，而我回答说‘我从事共同基金的管理工作’，来人会客气地点一下头，然后扭头离去。假如他没有走，他会迅速地转移话题，讲凯尔特人玩的游戏，即将到来的大选，或者干脆说天气。过一会儿，他会转到牙科医生那儿，说说牙床充血什么的。

　　“当有10个人都情愿与牙医聊聊牙齿保健，而不愿与管理共同基金的人谈股票时，股市就可能涨。

　　“在第二阶段，在我向搭讪者说明我的职业后，他可能会和我交谈长一点，聊～点股票风险等。人们仍不大愿谈股票，此间股市已从第一阶段上涨了15％，但无人给予重视。

　　“到了第三阶段，股市已上涨了30％，这时多数的鸡尾酒会参加者都会不理睬牙医，整个晚会都围着我转。不断有喜形于色的人拉我到一边，向我询问该买什么股票，就连那位牙医也向我提出了同类问题，参加酒会的人都在某种股票上投入了钱，他们都兴致勃勃地议论股市上已经出现的情况。

　　“在第四阶段，人们又围在我身边，这次是他们建议我应当买什么股票，向我推荐三四种股票。随后几天，我在报纸上按图索级，发现他们推荐的股票都已经涨过了。当邻居也建议我买什么股票，而我也有意听从时，正是股市已达到峰颠、下跌就要来临的准确信号。”

　　“鸡尾酒会”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林奇也提醒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态度应当是各取所需，切忌盲目迷信。

　　针对股市上所存在的一些流行说法，林奇特批评态度。他认为这些说法虽吻合大众心理，但却是最愚蠢、最危险的说法。比女D：

　　1．"既然它已经降了那么多，它就不可能再往下降了"；

　　（股价的底线是零，零以上就都存在降的可能）

　　2．"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大自然如此，股市并非如此，最黑暗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黎明即将来临，黑暗可能持续动0重；同样，你也不能信奉"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等它回升到10美元时我就抛出"；

　　（股票操作贵在根据情况伺机而变，守株待兔式的刻板操作绝非制胜之道，许多人正是在自己划定的框框里失败的）

　　4．"等的时间太长了"；

　　（时机不是有序间隔出现的，有时瞬息而来，有时则要长久等待。该等的时候，就一定要耐心地等。否则，无论买进还是卖出，都不可能选择到最好时机）

　　5．"我上次错过了一家公司的股票，下一家可不能再错过了"。

　　（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你要注意的是现在的事实，你只能以现在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取舍去就）

　　彼得·林奇把股市作为他任意驰骋的竞技场，他所取得的非凡业绩使他成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有价证券投资雇员之一。伟大的成功通常总是需要执著的投入。不管某一项事业是否值得献身，如果你尚未达到非常热爱它的程度，你就难以取得伟大的成就。正如一句古老的法国格言所说，“精神的欢乐会释放能量”。由技巧带来的欢乐就是林奇的秘密。

Martin

　　●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挺而走险。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

　　●股票市场的自我推进作用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袁过程的循环出现

　　●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

　　●不均衡的跟风行为是剧烈的市场崩溃所必须的要素

　　●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坏的两家公司进行投资。

　　乔治索罗斯号称“金融天才”，从1969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以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他好像具有一种超能的力量左右着世界金融市场。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某种商品或货币的交易行情突变，市场的价格随着他的言论上升或下跌。一名电视台的记者曾对此作了如此形象的描述：索罗斯投资于黄金，正因为他投资于黄金，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黄金价格上涨；索罗斯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马克汇价下跌；索罗斯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房产价格颓势在一夜之间得以扭转。索罗斯成功的秘密是许多人都急切地想知道的，但由于索罗斯对其投资方面的事守口如瓶，这更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从交易员做起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个中上等级的犹太人家庭，出生时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后英语化为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强，极其精明，他对幼时的索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不仅教会了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而且向索罗斯灌输了财富太多对人是一种负担的观点。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太重视积累财富，而是将亿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父亲的影响。

　　索罗斯在少年时代就尽力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个性坚强。突出，在运动方面比较擅长，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他还常是各种游戏的常胜将军。索罗斯的童年是在父母悉心关爱下度过的，非常幸福。但到了1944年，随着纳粹对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就宣告结束了，随全家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时期，全家凭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靠假身份证和较多的庇护所才得以躲过那场劫难。这场战争给索罗斯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冒险是对的，但绝不要冒毁灭性的危险。

　　1947年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离开匈牙利，准备前往西方国家寻求发展。他先去了瑞士的伯尔尼，尔后马上又去了伦敦。他原以为在伦敦他会有很好的发展，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错误。他在伦敦不名一文，只能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索罗斯再也无法忍受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年以后，他决定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境况。索罗斯于1949年开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在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虽然选修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课程，但他本人却认为并未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在索罗斯的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卡尔·波普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对于索罗斯建立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春，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学成毕业，他立刻面临着如何谋生的问题。一开始，他选择了手袋推销的职业，但他很快发现买卖十分难做，于是他就又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机会，当索罗斯发现参与投资业有可能挣到大钱时，他就给城里的各家投资银行发了一封自荐信，最后Siflger＆Friedlandr公司聘他做了～个见习生，他的金融生涯从此揭开了序幕。

　　后来，索罗斯成了这家公司的一名交易员，专事黄金和股票的套利交易，但他在此期间表现并不出色，没有赚到特别多的钱。于是，索罗斯又作出了将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到纽约去淘金。

　　索罗斯带着他的全部积蓄5000美元来到纽约，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进了F．M．May6r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交易员，并且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咨询。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1959年，索罗斯转投经营海外业务的Wertheim＆Co．公司，继续从事欧洲证券业务。幸运的是，Wertheim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之一。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很少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

　　1960年，索罗斯小试牛刀，锋芒初现。他经过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印股票。事实证明，果真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1963年，索罗斯又开始为Arilhod＆S·Bleichrocoer公司效力。这家公司比较擅长经营外国证券，这很合索罗斯的胃口，使他的专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而索罗斯的雇佣者史蒂芬·凯伦也非常赏识索罗斯，认为他有勇有谋，富于开拓新业务，这正是套利交易所需要的。

　　黄金搭档

　　1967年，索罗斯凭借他的才能晋升公司研究部的主管。索罗斯现在已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投资分析师，他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新的业绩。索罗斯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动态。他通过对全球局势的了解，来判断各种金融和政治事件将对全球各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索罗斯说服Arilhold＆S．Bleiehlneoer公司的老板建立两家离岸基金——老鹰基金和双鹰基金，全部交给他进行操作。这两只基金运作的相当好，索罗斯为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真正给索罗斯以后的投资生涯带来重大转折的是他遇到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H人结成联手。在他们联手的10年间，成为华尔街上的最佳黄金搭档。

　　索罗斯和罗杰斯不愿总为他人做嫁衣，他们渴望成为独立的基金经理。1973年，他们离开了Arilhod＆S．Bleichrocder公司，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刚开始运作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索罗斯基金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由于是他们自己的公司，索罗斯和罗杰斯很投入。他们订了30种商业刊物，收集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仔细地分析研究20份至30份年度财务报告，以期寻找最佳投资机会。他们也善于抓住每一次赚钱机会。例如1972年，索罗斯瞄准了银行，当时银行业的信誉非常糟糕，管理非常落后，投资者很少有人光顾银行股票。然而，索罗斯经过观察研究，发现从高等学府毕业的专业人才正成为新一代的银行家，他们正着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银行赢利还在逐步上升，此时，银行股票的价值显然被市场大大低估了，于是索罗斯果断地大量介入银行股票。一段时间以后，银行股票开始大幅上涨，索罗斯获得了50％的利润。

　　1973年，当埃及和叙利亚大举人侵以色列时，由于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技术已经过时，以色列遭到重创，付出了血的代价。索罗斯从这场战争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过时，美国国防部有可能会花费巨资用新式武器重新装备军队。于是罗杰斯开始和国防部官员和美国军工企业的承包商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使索罗斯和罗杰斯更加确信是一个绝好的投资良机。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于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握有大量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这些投资为索罗斯基金带来了巨额利润。

　　索罗斯除了正常的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投资招数以外，他还特别善于卖空。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索罗斯与雅芳化妆品公司的交易。为了达到卖空的目的，索罗斯以市价每股120美元借了雅芳化妆品公司1万股股份，～段时间后，该股票开始狂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雅芳化妆品公司的1万股股份。从这笔交易中，索罗斯以每股100美元的利润为基金赚了100万美元，几乎是5倍于投入的赢利。

　　正是由于索罗斯和罗杰斯超群的投资才能和默契的配合，他们没有一年是失败的，索罗斯基金呈量子般的增长，到1980年12月31日为止，索罗斯基金增长3365％。与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相比，后者同期仅增长47％。

　　1979年，索罗斯决定将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因为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在不确定状态上下注，才能赚钱。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索罗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1980年，更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年度，该年度基金增长102．6％，这是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成绩最好的一年。此时，基金已增加到3．81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也已脐身到亿万富翁的行列。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杰斯此时却决定离开。这对合作达10年之久的华尔街最佳搭挡的分手，多少有点令索罗斯失落。在随后的一年，索罗斯遭受到了他金融生涯的一次大失败。索罗斯判断美国公债市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上升行情，于是用所借的银行短期贷款大量购入长期公债。但形势并未像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相反，由于美国经济保持强势发展，银行利率在不断地快速攀升，已远远超过公债利率。这～年，索罗斯所持有的公债每股损失了3个～5个百分点，总计大约损失了脱见万美元，量子基金的利润首次下降，下降程度达22．9％。大批的投资者弃他而去，带走了公司近一半的资产约1．93亿美元。索罗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甚至曾想过要退出市场，去过一种平淡的生活。

　　索氏投资理论的诞生

　　索罗斯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金融市场的运作。思考的越多、越深入，索罗斯越感到自已被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所愚弄。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情况能够作充分的了解，所以每一只股票的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计算得到精确的确定。当投资者入市操作时，可以根据这种认知理智地挑选出最佳品种的股票进行投资。而股票的价格将与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期保持理性的相关关系，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它假设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基于理性的市场，也假设了所有的股票价格都能反映当前可掌握的信息。另外，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还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正确”的。市场价格总能正确地折射或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使这种趋势仍不明朗。

　　索罗斯经过对华尔街的考察，发现以往的那些经济理论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市场中买人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投资者的预期，数学公式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而人们对任何事物能实际获得的认知都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投资者对某一股票的偏见，不论其肯定或否定，都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因此市场价格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总能反映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它常常因投资者以俯赅全的推测而忽略某些未来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非目前的预测与未来的事件吻合，而是目前的预测造就了未来的事件。所以，投资者在获得相关信息之后做出的反应并不能决定股票价格。其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投资者根据客观数据作出的预期，还不如说是根据他们自己心理感觉作出的预期。投资者付出的价格已不仅仅是股票自身价值的被动反映，还成为决定股票价值的积极因素。同时，索罗斯还认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市场就易出现“盛——衰"序列。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判断盛衰过程的出现，逆潮流而动。但同时，索罗斯也提出，投资者的偏见会导致市场跟风行为，而不均衡的跟风行为会因过度投机而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索罗斯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后，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传统的投资理论，决定在风云变换的金融市场上用实践去检验他的投资理论。

　　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索罗斯开始果断投资。正如索罗斯所预测的，美国经济在里根的新政策刺激下，开始走向繁荣。"盛——衰"序列的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这使得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得了巨额回报。到1982年年底，量子基金上涨了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渐渐从1981年的阴影中走出来。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元表现得越来越坚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预算赤字也在逐年增加，索罗斯确信美国正在走向萧条，一场经济风暴将会危及美国经济。他决定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大大地搏击一场。他密切关注着政府及其市场的动向。

　　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原油价格开始下跌，这给美元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美国通货膨胀开始下降，相应地利率也将下降，这也将促使美元的贬值。索罗斯预测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同时，他还预测德国马克和日元即将升值，他决定做一次大手笔。

　　从1985年9月开始，索罗斯开始做多马克和日元。他先期持有的马克和日元的多头头寸达7亿美元，已超过了量子基金的全部价值。由于他坚信他的投资决策是正确的，在先期遭受了一些损失的情况下，他又大胆增加了差不多8亿美元的多头头寸。

　　索罗斯一直增加投入，是因为他认为浮动汇率的短期变化只发生在转折点上，一旦趋势形成，它就消失了。他要趁其他投机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转折点之时，利用美元的下跌赚更多的钱。当然，索罗斯增加投人的前提是他深信逆转已不复存在，因为一旦趋势逆转，哪怕是暂时的，他也将拥抱灾难。

　　到了1985年9月22日，事情逐渐朝索罗斯预测的方向发展。美国新任财长詹姆土·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的四位财政部部长在纽约的普拉扎宾馆开会，商讨美元贬值问题。会后五国财长签订了培拉扎协议》。该（协议准出通过"更紧密地合作"来"有序地对非美元货币进行估价"。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低估美元价值，迫使美元贬值。

　　（普拉扎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被宣布从239B元降到222．5日元，即下降了4．3％，这一天的美元贬值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元继续贬值。10月底，美元已跌落13％，且美元兑换205日元。到了1986年9月，美元更是跌至1美元兑换153日元。索罗斯在这场大手笔的金融行动中前后总计赚了大约1．5亿美元。这使得量子基金在华尔街名声大噪。

　　量子基金已由1984年的4．489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了223．4％。索罗斯凭着他当年的惊人业绩，在性融世界烨尔街地区收入最高的前一百名人物排名上，名列第二位。按照这家杂志的报道，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了9350万美元。

　　1986年还是索罗斯的丰收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加了42．l％，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失败的痛苦和意义

　　但上帝并非一直垂青索罗斯，在1987年索罗斯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根据索罗斯金融市场的“盛——衰"理论，繁荣期过后必存在一个衰退期。他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在日本证券市场上，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购买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为了入市炒作股票，一甚至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本股票在出售时市盈率已高达48．5倍，而投资者的狂热还在不断地升温。因此，索罗斯认为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但索罗斯却比较看好美国证券市场，因为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在出售时的市盈率仅为19．7倍，与日本相比低得多，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即使日本证券市场崩溃，美国证券市场也不会被过多波及。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首先出现大崩溃的不是日本证券市场，而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8石5点，创当时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广星期里，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有关信息后，借机猛向下砸被抛售的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

　　5000个合同的折扣就达2．5亿美元。索罗斯因此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据报载，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索罗斯虽然痛恨赔钱，但他却能够忍受痛苦。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而对于他来说，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事物的认识缺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他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备感伤心丢脸，他随时准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免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他在金融市场上从不感情用事，因为他明白理智的投资者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不能求全责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挺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当你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时，自责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从市场中撤出，尽可能减少损失。只有保存了竞争的实力，你才能够卷土重来。索罗斯具有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的才能。当他发现他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有出入时，他不会待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他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以期发现错误所在。一旦他发现错误，他会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图东山再起。正是因为索罗斯的这一宝贵品质，他才始终能够在动荡的市场中保存实力。一个投资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投资者”，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永远是市场中的大赢家，而在于他是否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能否从每一次的失败中站起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索罗斯恰恰具备了作为一个“伟大投资者”的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罗斯在经历了1987年10月份的惨败之后，却仍能使量子基金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的原因之一。

　　索罗斯不是那种奉传统若神明的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市场理论。他认为，金融市场动荡无序，股票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而是心理的。跑赢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群体心理。索罗斯在预测市场走向时，比较善于发现相关市场的相互联系，这使得他能准确地判断一旦某一市场发生波动，其他相关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以便更好地在多个市场同时获利。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巨额利润除了依赖于他独特的市场理论外，还在于他超人的胆略。因为索罗斯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虽然有一些投资者也能准确地预期市场走向，但由于他们总是担心一旦行情发生逆转，将遭受损失，所以不敢建立大的头寸。当市场行情一直持续看好，才又后悔自己当初的头寸太少，坐失赚钱良机。索罗斯一旦根据有关信息对市场作出了预测，就对自己的预测非常自信，当他确信他的投资决策无可指责，那么建立再大的头寸都在所不惜。当然要建立巨额的头寸，需要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否则，他将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

　　打跨英格兰银行的人

　　索罗斯犹如华尔街上的一头金钱豹，行动极其敏捷，善于捕捉投资良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将有备而战，反应神速。

　　1992年，索罗斯抓住时机，成功地狙击英镑。这一石破天惊之举，使得惯于隐于幕后的他突然聚焦于世界公众面前，成为世界闻名的投资大师。

　　英镑在200年来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原来采取金本位制，与黄金挂钩时，英镑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才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取浮动制，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作为保障市场稳定的重要机构——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强大支柱，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一国家的金融体制，甚至想都未敢想过。

　　索罗斯却决定做一件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摇撼一下大不列颠这颗号称坚挺的大树，试一试它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索罗斯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不会拿投资人的钱去做无谓的冒险，他在木断地寻找机会。

　　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轰然倒下，许多人认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会迅速崛起和繁荣。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桔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1990年，英国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简称ERM）。索罗斯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针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钉住；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而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早在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之前，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率已稳定在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但英国当时经济衰退，以维持如此高的汇率作为条件加入欧洲汇率体系，对英国来说，其代价是极其昂贵的。一方面，将导致英国对德国的依赖，不能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大胆行事，如何时提高或降低利率、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另一方面，英国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其高汇率也值得怀疑。

　　特别是在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使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显然被高估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或贬值压力，它们能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德国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吗？一旦这些国家市场发生动荡，它们无力抵御时，作为核心国的德国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帮助这些国家吗？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错误的洞察会导致自我毁灭。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的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已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将会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最终，对追风机制的依靠比市场接纳它们的容量大得多，直到整个扒制被摧毁。

　　果然，在门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些欧洲国家便很难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当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于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惟～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但假如德国的利率不下调，英国单方面下调利率，将会削弱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虽然英国首相梅杰一再申明英国将信守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下维持英镑价值的政策，但索罗斯及其他一些投机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却在不断扩大头寸的规模，为狙击英镑作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却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在1：入95左右。英国政府的高利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利率。在1992年复季，英国的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其中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等。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拆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

　　英国政府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借入万亿英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天量级的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交巨额的德国股票。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世界许多投机者的参与使这较量的双方力量悬殊，注定了英国政府的失败。

　　索罗斯是这场“赌局’冷最大的赌家。其他人在作出亿万资金的投资决策时也许心脏会狂跳不已，寝食难安，但这从来不是索罗斯的风格，他在进行高风险、大手笔的决策时，凭借的是他超人的胆略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他能处之泰然，好像置身于事外。也许他能不断制造世界金融界神话的最大秘诀之一就是他具有超人的心理素质。

　　下完赌注，索罗斯开始等待。1992年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

　　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一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日子称做黑色星期三。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纷纷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赛塔开始大幅度贬值。

　　但作为与英国政府较量的另一方面——索罗斯却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最终弓践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已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他个人也因净赚6．5亿美元而荣登（金融世界）杂志的华尔街收入排名表的榜首。

　　天才的理论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投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他自己的投资理论。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推进现象。当投资者对某家公司的经营充满信心，大笔买进该公司股票。他们的买入使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于是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更得心应手：公司可以通过增加借贷、出售股票和基于股票市场的购并活动获得利润，更容易满足投资者的预期，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购买的行列。但同时，当市场趋于饱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挫伤了行业的赢利能力，或者市场的盲目跟风行为推动股价持续上涨，会导致股票价值被高估，而变得摇摇欲坠，直至股票价格崩溃。索罗斯将这种开始时自我推进，但最终又自我挫败的联系称为“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力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衰过程的出现。

　　索罗斯认为，一个典型的盛衰过程具有如下特征。（1）市场走势尚不明朗，难以判断；（2）开始过渡到自我推进过程；（3）成功地经受了市场方向的测试；（4）市场确认度不断增强；（5）在现实与观念之间出现偏离；（6）发展到颠峰阶段；（7）然后，出现与自我推进过程相反的步骤。投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认识到形势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及时确认发生逆转的临界点。索罗斯强调，当某一趋势延续的时候，为投机交易提供的机遇大增。对市场走势信心的丧失使得走势本身发生逆转，而新的市场趋势一旦产生，就将按其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

　　在选择股票方面，索罗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一般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差的两家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一行业中业绩最好的公司的股票是所有其他投资者考虑购买时的第一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价格会被推上去；而这一行业中最差的公司，比如负债率最高的、资产负债表最糟的公司。在这种股票上投资，一旦股票最后吸引了投资者的时候，就为赚取巨大的利润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另外，索罗斯喜欢双面下注。他在对宏观进行分析时，会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的预测，搜寻从中获利的行业和公司，在这些股票上做多；而同时，他也找出那些会因此而受损的行业和公司，大量卖空那些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旦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将会获得双份的巨大收益。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虽然并不遵循常规行动，但他同样对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兴趣浓厚，只不过他的兴趣是在试图理解这些规则在何时将发生变化。因为在他看来，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使投机者有机会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

　　因为袭击英镑，使英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索罗斯曾被一些媒体描述为一个冷酷无情的“金融杀手”。也许，索罗斯的罪过就在于他赚了太多的钱。如果从社会和个人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行为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儿时的经历，他一向对金钱比较淡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提倡控制货币，谴责不顾廉耻的拜金行为；但若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当事物的发展无法逆转的时候，他也会对货币进行投机，因为他认为这是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所允许的。其实，对于索罗斯而言，除了赚钱，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通过慈善事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索罗斯从事慈善事业有他宏伟的目标，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他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受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影响。在他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他选择了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苏联作为慈善资助对象，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基金会，耗资几亿美元。但他深深地卷入东欧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加之，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慈善事业上，使他照顾量子基金的时间大为减少，使一些股东对此颇有微词，索罗斯渐渐又把一些主要精力重新放入到华尔街上。

　　索罗斯的金融风险

　　索罗斯喜欢隐于幕后，他曾长期有意避开新闻媒体，不愿抛头露面。因为在他看来，经营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一旦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就会先于你去做，这样，就会打乱公司的投资计划。所以，名声有时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并非好事，而只会带来灾难。但随着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特别是在他成功的袭击英镑之后，再想恢复以前那样平静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举手一抬足都可能是新闻，又有几家媒体会放过呢？他成了市场的领袖，各媒体均把他描绘成可以改变市场的人。这终于引起了华盛顿政治家们的猜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利·冈扎尔斯要求联邦储备银行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所从事的外汇交易予以密切注意，并对索罗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作出评估，以便判明素罗斯是否有操纵外汇市场的行为。对于索罗斯而言，亨利·冈扎尔斯的要求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剑，不知道前面等待他和他所管理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的交易方式多为对冲型）的会是什么。

　　担忧过后，索罗斯又能够处之泰然。他并未因此而停下他工作的脚步，他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金融市场，寻找下一个目标。

　　1993年6月，索罗斯通过分析发现，英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价值偏低。他通过与里奇曼共同设立的基金，斥资7．75亿美元，一举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由于索罗斯的巨大影响，许多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决策极为崇拜，当投资商发现了索罗斯的投资踪迹后，产生大量的跟风行为。这导致股票市场上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疯涨了6．67亿英镑，按照他在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计算，他一下子就赚了520万英镑。

　　这次的房地产投资充分显示了索罗斯在市场中所具有的能量，同时，也使索罗斯对自己在市场的领袖地位更加自信了。

　　早在1993年6月，索罗斯就断言由于德国经济衰退，其短期利率必须下调，德国马克将会随之贬值。他写信给英国的（泰晤士报》，表明自己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市场迅速对此作出反应，马克比价从6月11日的阿美分跌至6月25日的59美分。量子基金也因此而获利约4亿美元。这次的轻松告捷，使索罗斯决定进行一场更大的行动。

　　1994年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闻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他认为高利率政策将会严重损害德国经济，从而确信德国政府一定会降低利率，使德国马克贬值。事情刚开始似乎有向索罗斯预测方向发展的迹象，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但德国的经济实力要比1992年的英国强大的多，不可同日而语；索罗斯在1993年下半年对德国马克即将下跌的公开谈论也使德国中央银行有所警惕，加上德国人并不愿意看到索罗斯拿德国马克来赌博，更不愿看到他会赢。最终，德国政府还是维持了现有利率政策，德国马克也始终表现得极为坚挺。这无疑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损失金额之巨大可想而知。

　　在大肆做空德国马克的同时，索罗斯还犯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性错误，那就是他赌日元对美元将会下跌。他的依据是日美两国首脑会谈将会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但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并未能就双方的贸易争端达成共识，双方颁判破裂，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攀升，升幅高达5％，这又给了索罗斯沉重一击。

　　做空德国马克和日元共使索罗斯损失了6亿美元。这虽然对索罗斯的投资形象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并不致命，索罗斯手中依旧有114亿美元的资产。作为一代大师的索罗斯再一次凭借他超人的承受力和永不服输的自信从这场灾难中挺了过来。

　　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索罗斯却不得不面对国会举行的对有关对冲基金扰乱金融市场的听证。在听证会上，索罗斯针对对冲基金的经营方式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国会有无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监管等作了成功的解释。他解释说金融市场不可能就未来作出正确的评估，不均衡的跟风行为是剧烈的市场崩溃所必须的要素，自由浮动的货币是有缺陷的，市场总是夸张越限。在听证会上，索罗斯还尽量淡化对冲基金在整个投资领域中的作用，声称其成交量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比较小，没有必要对此特别紧张。索罗斯在国会听证会的出色表现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听证会，国会不再担心对冲基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对冲基金进行进一步的监管。悬在对冲基金上方的利剑暂时被拿开了，索罗斯和

　　他的量子基金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了。

　　经历了～系列股市的跌宕起伏，索罗斯渐渐炼就了与矛盾共生的本领。因股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因素作用于股市会带来相互矛盾的影响。如一方面美国股市牛气冲天，另一方面石油价格跌势不止。石油价格的下跌会抵消通货紧缩的作用，导致经济崩溃。面对这种令大多数投资者困惑的情形，索罗斯采取了既不放弃建立在仍然有效的假设之上的做法，同时，又在新假设之上采取相反的做法。这种同时以两种相反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策略虽然会使投机家暂时地处在两种完全相背离的轨道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许多场合这样做是明智的。

　　索罗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他的“双向”策略进行说明：“如果我最初进行一项真实投资，然后卖空相等的份额，那么价格下跌20％（即使它同时影响多头和空头两方面），我在多头上投资将只剩下80％。如果我适时地收回空头投资，就能弥补这种损失；6if使价格上涨使空头交易受到损失，也要比价格下跌时的多头交易的损失小。”当然，现实要比这个例子复杂的多，因为他常常同时在几个市场上操作，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真正算清。

　　整个1994年，索罗斯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1994年，量子基金只比上一年增长了2．9％。各种媒体也在不断地攻击索罗斯，一边对其公布的赢利数据进行质疑，一边发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炼金术失去了点金术”等等。媒体的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索罗斯本人。作为60多岁的人，他已处于事业上的颖峰，早有急流勇退的打算。如果他在1994年的成绩还像以前那样骄人的话，他可能已经就此引退。但由于1994年的失手，使他陷入媒体攻击的包围中，他又如何能视而不见？索罗斯无法接受投资生涯的如此结局，他决定再现辉煌。索罗斯开始潜动寻找大目标。

　　“魔鬼”索罗斯

　　索罗斯最终把目标瞄准了东南亚。

　　在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代，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但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繁荣的光环闪烁中却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而主要依赖于外延投入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放宽金融管制，无疑于沙滩上起高楼，将各自的货币无任何保护地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加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逐渐增加。

　　早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曾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东南亚各国仍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东南亚出现如此巨大的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希望能再打一场英格兰式的战役。

　　1993年，索罗斯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决定拿和吉特作为突破口。他联合了一些套头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美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仁素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只好暂且收兵。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也因此才免遭劫难。但在马来西亚的小败并未使索罗斯退却，他只是再一次地等待更好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名国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任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连银行业本身也在大肆借／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造成伊严重后果就是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巨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东南亚各国⑤中央银行虽然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开放的自d化市场却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中，问题以泰国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秦铁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并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7年上半年，泰国银行业的坏账据估计高达规皿亿到9000h泰林（约合310亿～350亿美元）。加之借款结构的不合理，更＆泰国银行业雪上加霜。泰国银行业的海外借款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索罗斯正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才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株，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

　　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庄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新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来；脑，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林，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泰株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1美元兑26．70铣。泰国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如动用120亿美元外汇买人秦铁，提高隔夜拆借利率，限制本国银行的拆借行为等。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得索罗斯交易成本骤增，一下子损失了3亿美元。但是，只要素罗斯对他原有的理论抱有信心，坚持他的观点正确，他不仅不会平掉原来的头寸，甚至还会增加头寸。3亿美元的损失根本无法吓退索罗斯，他认为泰国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抵挡不了他的冲击。他志在必得。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了更加庞大的资金，再次向泰铁发起了猛烈进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秦铁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林。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7月2日，泰国政府由于再也无力与索罗斯抗衡，不得已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珠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殊已跌至1美元兑32．63殊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索罗斯初战告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再狠捞一把。索罗斯飓风很快就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到了拉美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创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日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已笑了谈“索”色变的地步。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出击使得许多发原中国家的债务和贸易逆差激增，破坏性极大，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继管，时刻防范素罗斯，这也使索罗斯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了。

　　扫荡完东南亚，索罗斯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开始悄悄地伸向同．刚回归祖国的东方明珠——香港。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对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斤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沙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较慕样失败了。

　　根据以往的经历看，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视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但这次索罗斯的决策可算不上英明，因为他也许忘了考虑香港背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达2000多亿美元，加上台湾和澳门，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如此强大的实力，可不是英格兰、泰国等国所可比拟的。此番袭击港币，胜算的把握并不大。

　　对于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人们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所以，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战。香港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击对港币的任何挑战。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

　　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素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这次袭击港币失利也给了索罗斯一个教训，不要过分高估自己左右市场的能量，否则，市场有时也会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吃尽苦头。

　　索罗斯作为世界上的头号投资家是当之无愧的。从他进入国际金融领域至今，他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几乎无人与之能比。也许有的投资者也会有一两年取得惊人业绩，但像素罗斯那样几十年一贯表现出色，却非常难得。他虽然也曾经历过痛苦的失败，但他总能跨越失败，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就像金融市场上的“常青树”，吸引着众多的渴望成功的淘金者。

　　也有人将索罗斯称为“金融杀手”、“魔鬼”。他所率领的投机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掏空了成千上万人的腰包，使他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故而成为众矢之的。但索罗斯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曾为自己辩解说，他投机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并不是损害谁。他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因为他也可能遭受损失。

　　不管是被称为金融奇才，还是被称为金融杀手，索罗斯的金融才能是公认的。他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富可致42国，这是对他金融才能的充分肯定。

　　他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不容置疑，他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

Martin

　　●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

　　●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

　　●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

　　●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沃伦·巴菲特被喻为“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塞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从零开始，仅仅从事股票和企业投资，成为20世纪世界大富豪之一。在40年的时间里——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比尔·克林顿执政，无论股市行情牛气冲天抑或疲软低迷，无论经济繁荣抑或是不景气，巴菲特在市场上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在战后美国，主要股票的年均收益率在10％左右，巴菲特却达到了28．6％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在巴菲特职业生涯开始投入1万美元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到1994年年底，财富将会达到f亿美元。巴菲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充满扭力的人格，巴菲特简单质朴却又奥妙无穷的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吸引着众多的投资者月企业的管理决策者。他们每年一次像圣徒一样到奥马哈朝圣——聆听巴菲特的投资分析。这如同埃尔·沃斯音乐会或宗教复活节一样，成了美国每年的一件大事。金融界的人士把巴菲特的著作视为《圣经》，犹如念布道的经文一样背诵巴菲特的格言。

　　师从本·格雷厄姆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内希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被母亲称为"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小沃伦对数字有着与生俱来的迷恋。他常私小伙伴们这样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粮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变化的数字。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使父亲霍华德的证券经纪人工作陷入困境，致使家里的生活非常桔据。母亲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丈夫和孩子吃得更饱些。直到沃伦开始念书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渐渐好转。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岁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念头，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念头就从来没被抛弃过。沃伦曾坐在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涨的迹象，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赚那么多钱，沃伦答道：“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父亲当选国会议员后，巴菲特随全家迁往华盛顿。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企业财务报表，研究着股票图表。关于他是股票投资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干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尽管那时他还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的业绩，然而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初到华盛顿，沃伦便找了一份投递烨盛顿邮报》和村代先驱报》的工作。不久，沃伦就拥有了五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约有500份报纸要送。沃伦把他的送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沃伦积蓄起挣来的每一毛钱。14岁的巴菲特就有了敏锐的商业头脑：他把花25美元钱买的旧弹手球机放到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第一天他就用这台机器赚了14美元。大约一个月之内，他和伙伴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球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每周有50美元的收入。这样沃伦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沃伦又和这位伙伴合资了350美元，购买了一辆1934年产的劳斯莱斯轿车，之后以每天35美元的价格出租。1947年沃伦高中毕业时，他已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靠勤劳和智慧积攒了6000美元。

　　在以后的大学3年中，沃伦一边干着几乎是全时的工作，一边打着桥牌，而功课也拿到了地毕业时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其间他阅读了本·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峨明的投资者》。这本有关证券投资的著作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为此巴菲特大学一毕业就离开家乡奥马哈，只身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师从他敬仰的本·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被认为是金融分析的开山鼻祖。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格雷厄姆的第一个贡献是明确了投资的定义，格雷厄姆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安全空间法”是他数量分析法的典型代表。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巴菲特如饥似渴地钻研着格雷厄姆的这些理论。他得到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执教22年来淮一给过的A"，在巴菲特后来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投资"的实践中他继承、检验并发展了这些理论，使其日臻完美。

　　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巴菲特回到奥马哈，到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做股票经纪人。在巴菲特一福尔克公司他取得的最大进展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在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课上，他学到了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的本领。以后，通过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他使自己的这种本领日臻完善，这种本领对他日后的投资至关重要。1954年，巴菲特前往纽约到恩师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任职。由于格雷厄姆的保守态度，使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教学准则。这常使投资公司出现持币待投的现象，从而丧失了许多机会。巴菲特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研究质量因素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影响。为此他会亲自到公司拜访，探寻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的秘密。尽管格雷厄姆并不赞成巴菲特的做法，但巴菲特还是把这些研究结果默默地用在自己的投资上，他取得了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从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美元。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后，投资公司解散，巴菲特带着他14万美元的"赌注"重返奥马哈。

　　初露锋芒

　　1956年5月1日，也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艾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的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美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挣钱。事实上，他的父亲认为当时道·琼斯指数200点的水平偏高，因此劝告他在购买股票前稍做等待。如果他听了父亲的话，也许今天这100美元是他的全部财富，而此时，经历了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磨炼的巴菲特已日渐成熟了。他明白购买单支股票与跟随市场走势进行投机的区别：购买公司股票需要专门的会计与数学技能。而掌握市场波动则需要投资者控制他们的情绪。在股票市场上，情绪的力量往往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投资者的贪婪与恐惧往往促使股价或高或低于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投资者的感情比公司的基本情况对股票价格有更强大的冲击力。当人们贪婪或恐惧时，常常会以愚蠢的价格购买或出售股票。而股票的长期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经济运行，而不是每天的市场行情。从长期看，普通股股价与企业的基本经济价值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巴菲特一直能够使自己置身于股票市场的情绪冲动之外，在他的办公室里，甚至找不到一台股票行情机。此时，26岁的巴菲特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却有着令人惊愕的自信——他开始担心如何处理当他变得富有后难以计数的金钱，更担心他的孩子们会受到金钱的腐蚀，却似乎并不担心如何挣到它们。同时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使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的他得以从公众中获取资金。资金是他从外界需要的淮——一件东西，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旦他做到了，他从不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他知徽预测股票市场走势与买卖时机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资料能用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式。他只相信自己的分析。他一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的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股价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了，他便猛然出击。

　　1961年，巴菲特在登普斯特尔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这是一家有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制造厂。当时，登普斯特尔公司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在几年前就曾经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符合格雷厄姆购买原则的股票，巴菲特用合伙人资产的1／15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之后，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这一举动表明他绝本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可是巴菲特并没有精力使企业扭亏为盈，认识到这一点后，他请了～位真正的行家哈里·博特来管理企业，博特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工作，从工厂里榨出现金供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投资之后的这些工作是格雷厄姆不提倡也从未偿试去做的。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了1962年达到了720万美元的资本，比格雷厄姆一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其中有100万美元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尽管他还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人组成的投资小团体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集团，其成员已发展到从加州到佛蒙特。

　　随着合伙人公司财富的不断积累，巴菲特投资经验和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也在不断积累着，并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1962年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当时，该公司的营运资金是它的市价的两倍，按照格雷厄姆的数量分析法和安全空间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好"股票。然而正如登普斯特尔的投资不是格雷厄姆的翻版一样，这次投资也绝不仅仅是他老师的翻版。事实上，巴菲特的头脑中已经酝酿着新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从数量角度来分析企业，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巴菲特认为，"当我们投资购买股票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当做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家。证券分析家或宏观经济分析家"。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并不仅仅看静止的资产，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系统、整体地评估企业，从质和量两方面来检验该企业的管理状况与财务状况，进而评估股票购买价格。如果股票市价低于其内在价值达到合理的程度，他就会购买。当一个企业业务单纯，可以理解，而且由具有赢利能力的管理力量来领导时，巴菲特就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出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巴菲特始终认为，一个人预计未来的能力就决定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在巴菲特心目中，公司周期性的现金流量应该像债券的利息一样确定。对于一个较低债务水平，利润稳定并可预计的企业，用无风险收益率贴现它未来各期现金流量，巴菲特便得到了它的内在价值。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美国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格雷厄姆的信条，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确定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利。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得了它的地位，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特许权具有极大价值。

　　1963年11月，由于美国捷运公司的仓库遭受了巨额诈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他宣布承担起损失，克拉克先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息诉。而事实上这个债人正是这起事件中的骗子。为此，1964年年初，美国捷运的股票从每股的60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巴菲特将自己1／4的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尽管它可能背负着一种潜在的很大数额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捷运仓库债权人公司的经营者——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子遭到了联邦法庭的审判，被判了10年刑，到了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刀．5美元／M，是巴菲特买人价的两倍。

　　在购买了美国捷运的股票后，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都集中在美国捷运和伯克希尔上了，在巴菲特看来，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特征——以价格为基础，而对美国捷运的选择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他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事实上，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总是相当反传统的，当华尔街的基金管理者们纷纷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仅有5种股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和另外的三种。巴菲特相信，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知情的投资者，能够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公司，并且公司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拥有一个最出色的有着最低财务风险和最佳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把钱都集中到它身上，就意味着最佳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投资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找有限的几种"优秀"股票他都要费尽力气。不管处于何种股权地位，巴菲特都很了解这样的"优秀"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它的赢利、费用、现金流量、劳工关系，以及公司的资本需要、分配与运用状况。这些了解来源于公开、正当的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和他的头脑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整理。巴菲特嘲笑那些实践着多元化投资的基金管理者们对他们所选择的证券了解肤浅，因而顶多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而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建树。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收益率连续10年超出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超出29．44个百分点，而且没有哪一年投资收益率是负值。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人，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更是从中受益匪浅，36岁的巴菲特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的合伙人公司被《奥马哈世界先趋报》称为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

　　急流勇退

　　觎年代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代，整个华尔街进入了一段疯狂的投机时代。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电子类股票、科技类股票突飞猛涨，随着投资者们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股指也不断创出新高，在投资者“恐惧”和“贪婪”这两种情绪中，后者占了上风，在乐观的预期下，他们对再高的股价都不害怕，把套牢的恐惧忘得精光，只是相信还有上涨空间。证交所排起了长队，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巴菲特基金规模的扩大，面对连创新高的股市，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已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了。尽管只要追逐市场，不动任何脑筋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巴菲特永远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而不屑做投机家们做的事。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投资时尚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域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巴菲特不相信股评专家们的预测，他甚至不屑于用“内部消息”去赚钱。1968年当他正逐步吸纳一家家庭保险公司的筹码的时候，一天，当他的经纪人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巴菲特突然打电话让经纪人撤单。原来巴菲特听到了内部消息——家庭保险公司将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第二天，消息公布，巴菲特错过了一个获利的大好机会。尽管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但他永远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与短期内频繁买人卖出股票的短线投资者不同（他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投机性质），巴菲特认为，只要公司的权益和资本预期收益令人满意，公司管理层诚实能干，并且股票市场并未高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限期地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巴菲特的内心充满着对持续性的渴望。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喜爱得根深蒂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股票后，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常常让他不好决断，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巴菲特购买的美国捷运持有到1967年时已经涨到180美元／K，在最高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除了偏好长期持有，巴菲特还偏好业务简明易懂的公司，他的偏好与当时疯狂炒作高科技股的基金经理们简直格格不久。然而巴菲特的偏好自有他的道理。巴菲特认为他的投资行为是与一家企业如何运营有关的。如果人们不是被企业经营而是被某些肤浅的了解吸引到一场投资中去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在刚一看到某些不对或损失的苗头时就吓跑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人很难有什么出息。而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所投资的企业有较高程度的了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巴菲特忠告投资者：“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正确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巴菲特给自己设置的这些限制，使他无法投资于那些收益潜力巨大的产业，比如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坚信投资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在于真正明确你到底不知道什么。“投资者只要能避免大的错误，就很少再需要做其他事情了。”在巴菲特看来，超乎寻常的投资成就，往往只是通过普通的事情来获得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普通的事情处理得异乎寻常的出色。

　　1968年，美国陷入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达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听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美元的赢利，也就是赢利率59％，他的资产增加到1．04亿美元。由于市场达到了顶峰，即使在巴菲特缺乏灵感的情况下，仍然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了道·琼斯指数整整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达到了40倍到46倍之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00倍，尽管如此，基金经理们仍乐观的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巴菲特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年5月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担心自己陷人对苦难不幸的哀叹之中，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已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他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他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隐藏在巴菲特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然而巴菲特却那样做了。其实他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其换成现金，然后等待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惟～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就在1969年的6月份，巴菲特隐退的决定开始被认为是英明的了。道·琼斯指数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这只是一个下降的开端——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年初下降50％。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益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事实上，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这样，每个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在巴菲特看来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这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时，把它当做～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举措，巴菲特只是表明，他将长期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

　　伯克希尔的出现

　　巴菲特合伙公司1965年接管伯克希尔后，任命肯·察斯为公司的新总裁。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斯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斯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斯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管资金。巴菲特向察斯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斯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却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斯业绩的尺度。他对察斯说：“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00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率为5％的1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斯来保证有货供给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斯所说：'卫菲特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察斯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前任业主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不是个高赢利率的好行业。纺织品是一种日常品，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中，制造商们无法靠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外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低，使国内厂商总是处于竞争劣势之中。

　　在巴菲特擦斯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尽管组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权益资本收益率并未超过10％的水平，于是他们没有再追加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斯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

　　1967年3月，用经营纺织业赚得的现金伯克希尔购买了奥马哈的两家头牌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总出资额860万美元。这是伯克希尔多元化经营的开始，也是它非凡成功故事的开端。保险公司投保人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人，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到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发生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偏爱投资流动性好的证券，主要是股票和债券。因此，巴菲特得到的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而且是一辆管理投资的装甲车。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股票投资老手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是最大的股东。他任命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做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把它看做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在控股两家保险公司后，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澳马哈太阳报》公司，以及规模更大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购并资金来源于保险公司。巴菲特知道经营企业不是他的专长，他本人也并没有要去尝试的欲望。巴菲特通常总是物色这样一类人来经营管理他收购的企业，他们勤勉、踏实并靠奋斗起家，在自已经营的领域里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巴菲特收购的企业的原业主通常也正是这类人。巴菲特从未想过要换掉他们。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百万富翁，因而根本无需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大多数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自己依靠了他们，并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对他们表示信任来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1970年，伯克希尔控股公司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万美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美元，从银行业赚了260万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巴菲特觉得欠肯·察斯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并且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尽管因为巴菲特对于管理层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给察斯的报酬仍相当吝啬，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斯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放，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察斯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如此，他不喜欢变化。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巴菲特说：'哦不会只为增加收入的一点零头就停止一项利润率在正常水平下的业务，但公司如果一旦出现将来会大亏本的苗头，哪怕它目前效益再好，也不能继续提供资金。"

　　1970年，40岁的、身价上亿万美元的巴菲特一如既往地各啬和勤勉。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他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金钱。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巴菲特的一家基本上依靠他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元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是在公立学校念的书。事实上，儿子是在报纸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的。女儿16岁时就开始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巴菲特对于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起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他木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其实只要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

　　70年代早期到中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有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恶化的经济形式使投资者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市场上人气低落，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中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市盈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此时竟害怕买下哪怕只有5情市盈率的股票。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在60年代的牛市中，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巴菲特合伙人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进入1972年，伯克希尔的证券组合的价值是1．01亿元，其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中去了。而1973年的今天，人们都逃到圈外观望的时候，巴菲特却一步一步回到游戏中来了。"他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1973年，巴菲特在一个月内买下了9％的烨盛顿邮报》的股票，卖给他股票的人们把他们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以8000万美元卖给了巴菲特，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投资者们都抛之惟恐不及。同年，巴菲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回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土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自信光明即将到来。他在结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意。"对巴菲特而言，'味来永远是模糊的"，他从不靠对未来的预测去购买股票，他所关心的是某种证券可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

　　重仓出击

　　巴菲特的大儿于霍华德·巴菲特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朋友查里·门格。巴菲特和门格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门格学的是法律专业，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门格做他的律师。自从60年代以来，门格就一直经营着一个投资合伙企业——韦勒门格公司。门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的一小部分股权。他们还曾各自独立地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和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印花的最大拥有者，而门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蓝筹公司吸5旧菲特之处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却可以分批地偿还它们。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顾客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账支票了。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2亿美元，于是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组织厂拥有的货币来源之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门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账支票投入运作。

　　1972年，蓝筹公司购买了希斯糖果公司——西海岸一家制造并经销盒装巧克力的零售商，它拥有1000万美元的现金。巴菲特的出价是2500万美元。当时，希斯糖果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只有800万美元，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儿违背巴菲特购买企业的一般原则，但因为希斯具有很好的"经济商誉"，这不失为一笔合算的交易，在巴菲特看来，经济商誉与我们熟悉的会计商誉不同。会计商誉是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科目，是资产账面价值的一部分。经济商誉则是一个内含更深广但很难精确定义的科目，它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具有重要贡献。希斯糖果公司每年能获得2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是资产账面价值的25％，因为没有负债，那么它有着远超过平均水平的25％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认为，这一高收益并不是希斯糖果公司账面上的厂房、设备等资产所带来的，而是希斯糖果公司作为一个好的糖果供应商的声誉所创造的。由于声望好，它可以以远高于产品成本的价格定价，这就是经济商誉的本质。只要这个好声望继续保持，就会持续产生高收益，而经济商誉也会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商誉本身的价值会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涨。巴菲特认为，"在通货膨胀期间，经济商誉是不断施惠的礼物"。拥有经济商誉的企业可以用少于其他企业的投资获取与之相当的收入，把它们的经济商誉与最小的追加资本投资需求结合起来。当收入增加时，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可以增加红利并回购股票。正是对希斯糖果公司的投资经验使巴菲特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商誉的价值。巴菲特曾说：“在希斯糖果公司身上学到的投资经验使我们在其他一些普通股上大获厚利。"

　　1974年中期，巴菲特控股的蓝筹公司拥有了韦斯科投资公司24．9％的股权，他又从伯克希尔公司取出4500万美元投入到银行股票中。通过巴菲特的改头换面，伯克希尔原来的样子几乎荡然无存了。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它的净价值从每股20美元升到每股93美元。巴菲特说他将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他坦言：“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

　　1973年，巴菲特开始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时，它的女董事长——企业的控制者和最大股东——凯瑟琳·格雷厄姆未免心存顾忌。一个非家族成员拥有烨盛顿邮报》公司这么多股票，即使没有控制权，对她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巴菲特想让凯瑟琳·格雷厄姆确信他的购买纯粹是投资行为。为了让她放心，巴菲特建议全权委托她的儿子代理自己行使股票权。这使凯瑟琳消除了疑虑而于1974年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且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凯瑟琳如何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时，《邮报》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10％，针对这种状况，首先，巴菲特建议凯瑟琳趁市价低廉，买回自己的股票，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如果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必然会更多些。其次，在接下来的时代公司请求联营事件中，巴菲特建议凯瑟琳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邮报》放弃了许多行业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柳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扩张行为，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惟一显著的变化是它的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总之，巴菲特灌输给凯瑟琳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巴菲特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和肯·察斯说的话一样——企业的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螂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中。

　　1976年之初，老牌保险公司GEICO宣布上一年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26亿美元，股价一路下跌到4％美元／R，它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80年代中后期，法庭诉讼中判给原告的赔偿费和保险公司必须支付的赔偿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经营成本每月要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有些公司此时竟宁愿以低于经营成本的价格出售保单，也不愿意冒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保险费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GEICO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亏损的。此时的巴菲特已有了经营保险业的成功经验，加之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而今还有一些积蓄在它的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7月份，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它陷入彻底的混乱而面临破产的威胁。天才的巴菲特对它作着清醒的分析：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尽管最近几年，它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的潜在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

　　接下来，巴菲特和GEICO的新任最高决策者伯恩进行了长谈，确信他是自己喜欢的那类人。在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以ZW美元司设的价格买进了50万股GEICO的股票。8月份，当伯恩策划发行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以补充资金时，巴菲特毫不犹豫地买下了25％的股份。在感谢冒着承销失败的风险为他承销优先股的投资银行家之余，伯恩和巴菲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追加的资本使GEIto脱离了危险，短短6个月时间里，它的股价就上升到了SN美元／M——达到了原来的4倍，随后的几年里，伯克希尔把在GEICO的投资份额翻了一倍，从而使巴菲特成为了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在巴菲特的影响下，GEICO和《华盛顿邮报》一样，购回自己的股票。伯恩也养成了定期拜访巴菲特的习惯。实际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辈子洞"的主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伯恩明白这一点。巴菲特希望伯恩从长远角度来进行管理，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股票卖掉。

　　巴菲特时代

　　1976年9月，本·格雷厄姆逝世了，之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之在投资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懂得：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通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这种好公司的投资对他自己的成长也有深远的影响。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里，如希斯糖果公司，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一种巴菲特式的内在价值。而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涵在格雷厄姆安全空间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心态。

　　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巴菲特指出，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加重公司的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痛苦指数指的是纳税（红利收入税和资本所得税）与通货膨胀的总和。巴菲特深知股票与通货膨胀并不是相对冲的工具，高通胀对于公司谋求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毫无帮助。他转而去尽量避开那些会被通货膨胀伤害的公司。巴菲特认为，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来维持经营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需要较少的固定资产的企业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但伤害的程度要小的多；经济商誉高的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小。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写年度报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任何一个人在阅读巴菲特撰写的年度报告时，都会深切地感到他对《圣经》、凯恩斯理论等的弓佣非常妇熟，每份报告有六七十页，没有照片、彩图或表格，只有文字。那些有足够的素质能把报告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尾的人得到的回报将是～剂兼具金融味道、轻松幽默、坦诚实在特点的良药。巴菲特在报告中非常坦白，他同样强调伯克希尔经营的有利之处与不利之处。他总是设身处地，从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股东们想知道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们什么。对于经理们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的行为，巴菲特切齿痛恨。

　　1980年，巴菲特50岁生日的时候，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375美元月没，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股价也开始稳中有升。1983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发展到拥有13亿美元的市场股票。年底，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M，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2亿美元。就在这时，有些股东建议巴菲特分股，巴菲特知道，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经营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这只是企业财富在股东之间的再分配，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股东只能亏钱。事实上，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巴菲特一概不会采用。

　　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可以说是他本人的人格、经营哲学和他那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的化身。从伯克希尔可以看到巴菲特所遵循的主要经营准则，巴菲特对企业所要求的所有品质也都体现在伯克希尔公司中。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内部采用了一套基于工作业绩的奖励制度，奖励与公司规模、个人年龄或者公司的总体赢利水平无关。巴菲特认为，表现出色的部门和人员应该得到相应奖励，无需理会伯克希尔的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公司经理人员的奖励应根据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领域内是否成功地达到了目标。在伯克希尔，有些经理因提高了销售额而受到嘉奖，有些则是因为降低了成本或缩减了不必要的资本性支出而受到嘉奖。巴菲特并不采用分送认股权的奖励制度，而是在每年年底，向每个经理人员签发支票，有些支票的数额相当大。经理人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这笔现金，许多人用这笔奖金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最终与公司股东共担风险。恐怕没有比伯克希尔的慈善捐助方式更能体现巴菲特独一无二的处事之道了。这种慈善捐助方式又称为“股东指定方案”。即由股东按照他在伯克希尔持有的股份的比例，选定伯克希尔的捐赠对象。大多数公司的慈善捐助是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来选择捐赠受益者的。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偏爱的慈善机构，掏钱的股东反而不能参与决策。这种做法与巴菲特的准则格格不入。他不无讽刺地说：“当A从B处拿了钱送给C时，如果A是税务当局，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课税，但如果A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则就称为慈善。"

　　坐落在奥马哈市的内希拉斯家具店是全国最大的家庭用品商店，1983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该家具店90％的股份，余下的10％留给那些继续管理家具店的原家具店的家族成员，这个家族的女家长布女士1937年以500美元的资本创建了这个家具店，从创办家具店的第一天起，布女士的营销策略就是"价格便宜，实话实说"。她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巴菲特收购她的家具店时，这家营业面积19000平方米的商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10年之后，年销售额增至2．09亿美元，属于伯克希尔的利润份额为兀皿万美元）卯岁高龄的布女士，仍然每周工作7天，她是替巴菲特管理家具店的最理想人选，巴菲特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更羡慕布女士的健康身体，他一想到生病（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从家具店获得的现金收入可以减轻一点伯克希尔纺织厂给巴菲特的压力。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1985年巴菲特下决心把它关闭了。巴菲特对股东们写道：“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财力花在错误的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缨尔·约翰逊的马来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匹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巴菲特公开承认，他退出纺织业太迟了，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而忽视了像市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还是在60年代末的一次午宴上，巴菲特认识了大都会传媒公司的董事长穆菲。以后便经常联系，成了亲密的朋友，1985年，他们一起创造了电视网行业历史上最大宗的交易，也是传媒业最大的合并——大都会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合并。巴菲特在这次合并中以每股172石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都会发行的300万股普通股，为大都会兼并美国广播公司注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并因此而进入了合并后的大都会反国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以后，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被巴菲特列入"不卖"的公司之列。

　　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票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只翻了一倍。有人称巴菲特为"巫师"、"奥马哈神"。然而这位亿万富翁仍然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万美元买的。朋友们最为欣赏的是巴菲特谨慎、认真的品质。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负有责任。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巴菲特也深知自己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他处理抽象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有许多经理常会因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伯克希尔在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并激励他们。

　　在巴菲特经营的保险业中，由于竞争引发的周期性降价使80年代前5年的保险费率一直不够高。这使保险业的利润出现了衰退。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宁愿少签发保单，从1980年到1984年他的保险业收入从1．85亿美元降到1．34亿美元，但巴菲特坚信，总有一天那些降价的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果然，在1985年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也有的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保险费率于是又扶摇直上了。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惜，它的平衡表也是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到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但当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时期。巴菲特所做的只是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GEICO和烨盛顿邮报》。按照他的原则，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就在巴菲特卖空股票的第四天——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巴菲特所有的市值损失达到了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他本来可以连三种都不保留的，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三家公司依然业务稳定，收入增长，没有丝毫的价值损失。

　　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知识结构中的空白，学者们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以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交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既然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时巴菲特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巴菲特和这些人的最大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等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的因素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被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被用了一个希腊代码p代表。如果某种股票的P为1．0，它的被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它的风险就等于市场平均水平，风险和p值成正比。在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让我们看看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它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更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也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宁愿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儿钱保证有人一直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

　　在巴菲特买下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以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在1988年，巴菲特认准可口可乐公司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以10．23亿美元的总价买下了它。这个大胆的举措使可口可乐的股票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占了35％。

　　巴菲特与可口可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5岁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在祖父的小店里用25美分买6瓶可乐，再以每瓶5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们。在这之后的50年中，他一直在观察可口可乐公司的成长，但却一直没有买进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即使在1986年，他正式宣布可口可乐生产的樱桃可乐为伯克希尔股东年会上的指定饮料时，仍然没有买进一股。直到两年后的1988年，他才开始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1989年，巴菲特公开承认，他已持有可口可乐公司63％的股份。为什么现在买进呢？巴菲特解释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特性已存在了几十年。他看上了可口可乐公司80年代由罗伯托·格伊祖塔和唐纳德·考夫领导下所发生的变化。

　　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摇摇欲坠，总裁奥斯汀的多角化经营策略更使之雪上加霜。1980年新总裁格伊祖塔一上任就着手削减成本，制定80年代的经营战略：可口可乐公司下属的每个公司都要使资产收益率最大化；要抛弃掉任何已不能产生可接受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业务与资产；投资的每～个项目都必须能增加每股收益率和权益资本收益率。可口可乐公司在格伊祖塔的领导下，财务业绩比奥斯汀时代翻了两到三倍。1980年至1987年，尽管1987年10月份股票市场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跌，可口可乐股票的市价仍以19．3％的速度递增。公司每1美元留存收益产生了4．66美元的回报。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注意到了可口可乐的“奇迹”，因为畏惧和别的一些因素——并非公司价值的因素使他们裹足不前，在巴菲特做完投资但股票并未飞涨时他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的迅速膨胀。"尽管有人认为可口可乐的股票高估了，但巴菲特自信地认为以市场前期最高价75％的价格买下它，是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在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后的3年里，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股价上涨3倍。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的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然坚持他是买了内部消息才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上，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的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理解，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一股。

　　无冕之王

　　此时身价38亿美元的巴菲特依然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他在钱的问题上对子女非常没有人情味：女儿需要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要给他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除了改善生活外，巴菲特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

　　巴菲特的慈善现多少有点儿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个超级巨富：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多年以来，巴菲特除了赚钱还有两大理想，一是避免战争，二是控制人口。巴菲特愿意为之捐款。从另一种角度看，他把捐款千人口控制也看做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这样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

　　巴菲特除了最后一次购买可口可乐之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所作为，尽管1987年的股市崩盘早已成为过去。但他需要找个地方投资。伯克希尔规模越大，这个任务也就越艰巨。巴菲特警告股东什J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自我束缚。"为了寻找可能的机会，他不得不把钱用于投资。这种投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做"恐惧综合症"——投资者"害怕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他有这种感觉，现金太多是个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压力，1989年下半年，他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达成了13亿美元的交易总值。但总的来说，它们还不符合他的一般标准，所以伯克希尔买的是这些公司的可转换股票，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股票可以减少风险。巴菲特忧郁地说：“如果我还能买40个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我就不买这些了。"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营运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54亿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巴菲特非常自责。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90年代初巴菲特投资的吉列涨到74K美元／ffi，可口可乐是51H美元／＆，在5年时间里，这两种股票一个涨了3倍，一个涨了近5倍。1986年以来股票分割价17h美元人没买入的大都会公司现在坐火箭涨到了80／美元／K，而巴菲特下在GEICO的4600万美元赌注现在翻到了17亿美元。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2年11月，它突破了1万美元大《1994年，巴菲特把世界首富的王冠交给了比尔·盖茨，但他并没有衰落。伯克希尔上扬了25％，而同一年内，道·琼斯指数只上扬了2％，巴菲特开始买进时，伯克希尔的精确价格是7．美元60美分，而今股价为20400美元，从这个价格来看，巴菲特的身价为97亿美元。希望巴菲特待在自己投资轨道上的投资者，没有忘记他经常说的对规模过大的担心。但至今为止，巴菲特还不用为此操心，在过去的10年里，伯克希尔股价的年增长率为32％。有点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分配要比资产增长难多了。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在短短10年内就连涨10倍，到1993年达到23亿美元的业务量，这些钱可以看做是低息贷款，在索赔前由巴菲特随便玩。这些年，他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笔数目巨大的资本并从中受益匪浅。

　　讨论“巴菲特效益”——即巴菲特的存在带来的高于股票实际的价值是股东们永远的话题。人们担心一旦他去世会引起卖出的恐慌，尽管巴菲特一再说他的去世不会影响伯克希尔、可口可乐公司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巴菲特自己并未评价伯克希尔的价值，他的方式是公开该公开的信息，让交易自由进行）他向投资者保证，不论他和妻子谁先死，"要收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如果巴菲特和门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培养一位接班人，至少目前公司已有＿位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

　　如果有人翻翻巴菲特的纪录，他会发现40年来巴菲特没有用过财务杠杆，没有投机，没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没有哪年亏损。尽管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说他的某项新投资"这次"会失败，但同时期没有人的纪录可与巴菲特相媲美，严格地说，甚至没人能够接近他。现在巴菲特开始要超越金融界，获得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他最喜欢的持股时间是"永远"。这也让华尔街内外的人大为吃惊，现代人的耳朵还受不了"永远"这个词，通常它只是小说或传说中的字眼。

　　工作是巴菲特的生命，而食物和住所只是小事一桩。他仍然自己开他的蓝色林肯。他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小轿车和房子，即使有他也不会感兴趣。他独自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没有顾问也没有仆人。他坐在婊着的发黄的报纸和他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着爱默生的甜密的孤独。几小时过去了，连电话也很少响起。他以自己的技术追求实际价值而不是看屏幕上的图表，他要的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企业和经理。巴菲特说他认得出伯克希尔股东中90％的人，他记得伯克希尔100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经历，难以想像还有哪个公共公司的总裁如此熟悉业务，他们甚至连望洋兴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每当伯克希尔的股票转手时，巴菲特就在脑子里记上一笔，就像有人上下他的"电车"一样。

　　巴菲特在奥马哈引了人们的好奇心。经过法南街时，人们的车开得很慢，都到快停下的地步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那座朴实无华的房子。巴菲特可以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淇淋。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自得其乐。

　　巴菲特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他证明了股票投资不只是碰运气的游戏，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具体的事业；他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追求着最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投资方法的驱动力来自资本的合理配置，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在决策中把他的推理能力发挥到极致并在投资实践中使之不断提高。通过推理巴菲特得出了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而通过比较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巴菲特方法”没有超越大部分投资者理解的范围，你不必在公司估价方面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水平就能成功地运用它。在过去的40年中，巴菲特经历过两位数的银行利率、高通货膨胀和股市崩溃。这些风雨把他磨炼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投资家，也磨炼出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积极进取、不慕虚名、勤奋敬业、谨慎而且理性。

Martin

　　●由股市造成的错误迟早都会由股市自身来纠正，市场不可能对明显的错误长久视而不见。

　　●动机比外在表现更能确定购买证券是投资还是投机。

　　●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公司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

　　●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遵循两个投资原则：一是严禁损失，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

　　股市向未被人视为精英基本之地，华尔街则是衡量一个人智慧与胆识的决定性场所。本杰明·格雷厄姆作为一代宗师，他的金融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了极为巨大的震动，影响了几乎三代重要的投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数十位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为格雷厄姆的信徒，他享有“华尔街教父”的美誉。

　　初入股市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年5月9日出生于伦敦。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伴随着美国的淘金热潮，随父母移居纽约。格雷厄姆的早期教育是在布鲁克林中学完成的。在布鲁克林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对文学、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更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他喜欢数学中所展现的严密逻辑和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的理智对于以盲目和冲动为特色的金融投资市场来说，永远都是最为欠缺的。

　　从布鲁克林中学毕业后，格雷厄姆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虽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不得不迫于生存的压力，以打工来维持生活和交纳不菲的学费，但他坦然面对生活的种种坎坷，在一批优秀导师的指导下，更深地把头理进书本和学问当中，从知识中不断吸取营养。1914年，格雷厄姆以荣誉毕业生和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格雷厄姆需要找一份报酬较为优厚的工作，为此，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在卡贝尔校长的力荐下开始步入华尔街。

　　1914年夏天，格雷厄姆来到纽伯格一亨德森一劳伯公司做了～名信息员，主要负责把债券和股票价格贴在黑板上，周薪12美元。虽然这份工作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低等的职业之一，但这位未来的华尔街教父却由此开始了他在华尔街传奇性的投资生活。

　　格雷厄姆很快就向公司证明了他的能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被升职为研究报告撰写人。由于他充足的文学修养和严谨的科学思维，以及渊博的知识，很快他就形成了自己简洁而富有逻辑性的文风，在华尔街证券分析舞台独步一时。

　　也正是纽伯格一亨德森一劳伯公司给格雷厄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与训练场所，才使这位未来的股票大师开始全面熟悉证券业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知识，了解了包括证券买卖程序、行情分析、进货与出货时机、股市环境与股市人心等在内的实际运作方法。尽管格雷厄姆未受过正式的商学院教育，但这种源自亲身实钱的经验，远远比书本上的描述来得更为深刻有力，这给他日后在股票理论上的探索，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公司老板纽伯格经过仔细观察，发规格雷厄姆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与才干。不久，格雷厄姆就又被提升为证券分析师。升任证券分析师是格雷厄姆一生事业的真正开始。

　　当时，人们习惯以道氏理论和道·琼斯指数来分析股市行情，而对单一股票、证券的分析尚停留在较为原始、粗糙的阶段，而且普通投资者在投资时通常倾向于债券投资方式，而对于股票投资，投资者普遍认为过于投机，风险太大，令人难以把握。之所以造成投资者作出如此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债券有稳定的收益，而且～旦发行债券的公司破产清算，债券持有人较股东有优先清偿权，购买债券的安全系数明显要高于购买股票；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一般公司仅公布笼统的财务报表，使投资者难以了解其真实的财务状况。格雷厄姆透过那些上市股票、债券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对那些公司资产的调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隐瞒利润或在债权清理时逃脱责任，常常千方百计地隐瞒公司资产，公司财务报表所披露的是低估后的资产，而这一做法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反映到股市上的股票价格往往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操纵者可以通过发布消息来控制股价的涨跌，股市完全在一种几乎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下运行。

　　格雷厄姆决定拿隐瞒大量资产的公司开刀。他开始从上市公司本身、政府管理单位、新闻报道、内部人士等多种渠道收集资料，通过对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搜寻那些拥有大量隐匿性资产的公司。

　　1915年9月，格雷厄姆注意到一家拥有多家铜矿股权的矿业开发公司——哥报海姆公司，该公司当时的股价为每股68．88美元。格雷厄姆在获悉该公司即将解散的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这家公司的有关资料，对这家公司的矿产和股价进行了详尽的技术分析，发现了该公司尚有大量的不为人知的隐蔽性资产，通过计算，格雷厄姆准确地判断出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与其实际资产价值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价差空间。他认为投资该公司的股票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建议纽伯格先生大量买进该股票。纽伯格先生接受了格雷厄姆的建议。当1917年1月哥报海姆公司宣布解散时，纽伯格一享德森一劳伯公司从这笔买卖中赚取了数十万美元的利润，其投资回报率高达18．53％。

　　格雷厄姆作为证券分析师，因其对投资股票的准确判断而开始在华尔街有了一些小小的名声，他决定在华尔街小试牛刀。

　　他应一些亲戚、朋友之邀开始尝试为一些私人做投资。刚开始时，格雷厄姆所操作的私人投资确实获得了良好的收益，但～年后发生的“萨幅轮胎事件”却给格雷厄姆带来一记重创。

　　当时在华尔街暗中盛行一种买入即将公开上市公司股票，待其上市后再从中套利的操作手法。格雷厄姆的一位朋友向他介组说，萨幅轮胎公司的股票即将公开上市。格雷厄姆未及仔细分析，便联合一批同事、朋友分批购入萨幅轮胎公司的股票。但这些股票认购纯粹是一种市场操纵行为，幕后操纵者在将该股股价狂沙之后，突然抛售，致使包括格雷厄姆在内的大批投资者被无情套．牢，而该股票最终也无法上市。

　　“萨幅轮胎事件’给格雷厄姆上了生动的～课，使格雷厄姆对华尔街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使格雷厄姆从中得出了两点经验：一是不能轻信所谓“内部消息”，二是对人为操纵市场要保持高度的戒心。这些都促使格雷厄姆逐渐走向成熟。

　　1920年，格雷厄姆又荣升为纽伯格一亨德森一劳伯公司的合伙人。他继续通过实践积累更多的经验。随着他的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他的投资技术和投资理念日渐成熟。

　　在格雷厄姆看来，投机并不是一项好的投资，因为投机是建立在消息上面的，其风险非常高。当股价已升至高档的上端时，很难说哪一只股票没有下跌的风险，即便是绩优股也不例外。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基于事实本身的投资和基于消息的投机，两者所蕴涵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家公司真的营运良好，则其股票所含的投资风险便小，其未来的获利能力一定比较高。同时，格雷厄姆还认为，风险在股市上是永远存在的，没有风险就没有股市，任何一个投资者要想成功，均需依靠行之有效的技巧来规避风险并进而获利。格雷厄姆将期权买卖交易运用到规避投资风险上，为自己的投资组合设计了一整套系统保险方案，如当一证券看涨时，仅花少许金额买下它的待买期权，待日后升值时再以约定价格低价买进；当某一证券看跌时，花少许金额买进其待卖期权，以便将来下跌后再以约定价格高价卖出。期权买卖利用其杠杆作用，可以以小搏大，使得无论市场走向如何，都具有投资获利的潜力。即使对证券价格走向判断失误，其损失最多只限于购买期权时所投入的一小笔资金，而不至于一落千丈。

　　格雷厄姆规避风险的技术对于那些时刻担心自己的投资会因证券市场的变幻莫测而损失贻尽的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万全之策。格雷厄姆也因此在华尔街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信誉。

　　1923年年初，格雷厄姆离开了纽伯格一亨德森一劳估公司，决定自立门户。他成立了格兰赫私人基金，资金规模为50万美元。格雷厄姆决定以此为基础，大展宏图。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化工巨头：杜邦公司。

　　4920年，美国军火巨头杜邦公司利用通用汽车公司正陷于暂时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财务困境，通过一场蓄谋已久的兼并战，最终兼并了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兼并形成了两公司交叉持股的状况。到了1923年8月前后，由于二战结束，美国经济进入复苏，杜邦公司失去了军火暴利来源，股价急剧下滑，每股股价仅维持在297．85美元左右；而通用汽车公司因汽车市场需求的大增而利润直线上升，每股股价高达385美元。

　　格雷厄姆注意到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股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经过分析，他认为由于杜邦公司持有通用38％以上的股份，而且这一份额还在不断增加，所以市场现阶段两种股票之间的价格差距就是一种错误，而由股市造成的错误迟早都会由股市自身来纠正，市场不可能对明显的错误长久视而不见，一旦这种错误得到纠正之时，就是有眼光的投资者获利之时。

　　格雷厄姆不仅大笔买进杜邦公司股票，而且更大笔地卖出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这样，他就会因杜邦公司股票上涨和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下跌而双向获利。两个星期后，市场迅速对这两公司股价之间的差距作出了纠正，杜邦公司股价一路攀升，升至每股365．89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随之下跌，跌至每股370美元左右。格雷厄姆迅速获利了结，不算他卖出吃过通用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其单项投资回报率高达23％。这使格兰赫基金的大小股东们都赚了大笔的钱。

　　格兰赫基金运作一年半，其投资回报率高达100％以上，远高于同期平均股价79％的上涨幅度，但由于股东与格雷厄姆在分红方案上的意见分歧，格兰赫基金最终不得不以解散而告终。但这却使格雷厄姆意外地遇到了他的最佳黄金搭档——杰诺姆·纽曼。纽曼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处理起各种繁杂的事务显得游刃有余，这使格雷厄姆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专注于证券分析，作出投资策略。

　　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的诞生

　　格雷厄姆和纽曼组建了新的投资合伙公司——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格雷厄姆负责最核心的分析和投资策略，纽曼负责处理与投资有关的各种具体事务。新基金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极为强劲，因为格雷厄姆既有基本理性分析的沉稳性，又有股市猪手超常的洞察力和嗅觉，他的操作使新基金成绩斐然，其中较著名的是他与洛克菲勒的美李石油公司之战。

　　洛克菲勒是美国无可争议的石油大王，他所创立的美军石油公司曾以托拉斯的方式企图垄断整个美国的石油市场，但最终被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违反了《垄断禁止法颁遭到解散。按照法律，美李托拉斯被分割成39个在理论上相互竞争的公司。而随着美军托拉斯的分割，几乎很少有人再去注意那些因分割而散布在美国大地上的昔日洛克菲勒家族的分支机构和企业的详细状况。

　　20世纪20年代，美国公司的真实状况一般比较隐秘，使人难识其真容。格雷厄姆经过调查发现，查阅公共服务委员会所存的各公司记录有助于揭示那些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于是，他直奔公共服务委员会，将一些公司的重要数据记录后，再回到华尔街对那些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分析，终于他捕获到他所要瞄准的目标——从洛克菲勒集团中分离出来的8家石油管道公司。格雷厄姆决定首先拿北方石油管道公司开刀。

　　根据格雷厄姆所搜集到的财务数据显示，北方石油管道公司当时在股市上的市价只有280万美元，而它所持有的铁路债券就有360万美元，显然，它的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造成这一市场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没有发现该公司那笔庞大的隐形资产一一一一一一路债券。而在格雷厄姆看来，当一家公司坐拥一大堆资产而不能创造任何利润时，它便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投资者的目标。徒然拥有价值而不能为企业所用，那么发现它总比让它沉睡要好得多。

　　格雷厄姆在买入北方管道公司5％的股份后，和另一位在北方石油管道公司占有相当比例股份的律师结成同盟，并联合了占总股份38％的中小股东，在董事会会议中提出议案，要求将公司持有的铁路债券兑现．并发给股东相应的红利。因格雷厄姆提出的议案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无奈北方石油管道公司只得同意该议案，发放胜利。结果，格雷厄姆不仅每股分得对美元的股利，而且还在众多投资者的追风下，从股价的上涨后获利颇丰。

　　随后，格雷厄姆又从洛克菲勒集团分离出的其他石油管道公司中挤出其所隐藏的资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利润。格雷厄姆也因此获得了“股市猎手”的称号。

　　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在格雷厄姆正确的投资策略下，其投资报酬率每年都维持在3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上涨速度。但格雷厄姆的骄人业绩既非来自恶意的炒作，又非来自幕后的操纵，而完全是靠他的知识和智慧。他已将证券投资从原始交易的混炖中，提升到一个依靠理性和技术分析确定投资方向并进而获利的新层面上。

　　格雷厄姆在处理投资项目的同时，不断地在投资刊物上发表关于财经问题的文章，文章内容几乎涵盖了整个投资领域。文章文字精炼，且有独到的见解，深受读者好评。格雷厄姆试图通过在实践中对投资市场的观察、研究、分析，得出投资市场的规律性结论。为了便于将自己的观点形成理论，格雷厄姆决定开山立说，在其有关投资理论的讲授中整理、完善自己的理论。

　　格雷厄姆选择在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开设“高级证券分析”讲座。在讲座中，他不仅讲授如何区分债券与股票的不同方面，更重要的是讲授如何运用价值指标、赢利指标、财务指标、债务指标、背景指标来对一个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评估，证明其股票的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这些内容已涉及了格雷厄姆学说的基本方面，实际上他的证券分析理论框架已初具雏形。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讲座使许多人受益良多，他在投资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获得热烈的反响，他的影响也从此开始走出华尔街，向社会上扩散。

　　格雷厄姆在开设讲座期间，其证券业务更加红火，格雷厄姆一纽曼基金以及由他掌控的私人投资更是财源滚滚。这些都使格雷厄姆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到1929年年初，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年平均股价已比1921年上涨了5倍。屡创新高的股市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目光，人们不顾一切地拥入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成了一种狂热的投资场所。股票价格直线上升，成交金额不断创出新高。但考虑到当时股票的平均利润只有2％，银行短期利率只有8％，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平均报酬率却高达五％，股价的不断攀升是极不正常的。

　　格雷厄姆对此虽有担忧，但在潜意识里却不相信危机会真的来临。他仅仅是按照他的避险策略进行避险，并未从股市中撤出，这使格雷厄姆在接下来的股市大崩盘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1929年9月5日，华尔街股市～落千丈，开始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虽然华盛顿等地不断发出叫人们放心的消息，但9月、10月两个月，股市仍呈下跌趋势。

　　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突然崩溃，短短几小时之内许多股票狂跌50点左右，后虽有所回升，但弱势已成。

　　10月28日229日，华尔街股市在抛售浪潮的冲击下，彻底崩溃。

　　格雷厄姆虽然在他的投资组合中已采取了相应的避险策略，使他的投资在股灾初起时比别人损失少得多，但由于他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从股市中撤离，反而逆市操作，连续使用卖空、买空等多种手法进行避险，从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格雷厄姆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幸亏纽曼的岳父艾理斯·雷斯及时向格雷厄姆一纽曼基金投入75000美元，才使格雷厄姆暂时避免了破产。

　　格雷厄姆凭着对客户的忠诚、坚忍的勇气和对操作方法的不断修正，到1932年年底终于开始起死回生。格雷厄姆一纽曼基金的亏损也渐渐得到了弥补。但这次股市大崩溃还是给格雷厄姆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时刻注意规避高风险。在以后的每笔投资中，他总是尽可能追求最高的投资报酬率，同时保持最大的安全边际。正如他日后对此所作的比喻：“桥牌专家在意的是打一局好脾，而不是大满贯。因为只要你打对了，终究会赢钱，但若你弄砸了，便会准输无疑。"

　　《有价证券分析》的精髓

　　格雷厄姆在华尔街惨遭重创和苦苦支撑的时期，也正是他关于证券分析理论和投资操作技巧日渐成熟的时期。1934年年底，格雷厄姆终于完成他酝酿已久的精价证券分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大师和"华尔街教父"的不朽地位。

　　在格雷厄姆的贴价证券分析》出版之前，道氏学说是股市投资中最早提出的股市技术分析理论。其核心是如何通过股票价格或股市指数的历史轨迹来分析和预测其未来的走向和趋势。道氏学说将股市的涨落分为主导潮流、次级运动和日常波动三种类型。它认为由于次级运动和日常波动的随机色彩很浓，不易预测和捕捉，而且持续时间往往不太长久，把握股市运动的主导潮流对投资者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道氏学说详细阐述了牛市和熊市的股市运动特征以及如何判断股市的主导潮流。同时，道氏学说还指明股市趋势发生逆转时所必须经历的三个过程：首先是股市发生长时间或大幅度的修正，同时明显地反映在道·琼斯工业指数和运输指数上；其次是股市出现反弹时，其中某一个指数或者两个指数同时都未能逾越修正前的历史水准；再次是股市再度出现修正后，两个指数的修正幅度都更大于前一次的水平，同创新低。所以，道氏学说主要是一种把握股市整体运动趋势的理论。

　　在格雷厄姆写作《有价证券分析》的同时，菲利普·费歇提出了费歇学说。费歇学说认为可以增加公司内在价值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公司的发展前景，二是公司的管理能力。投资者在对该公司投资之前，必须对该公司进行充分的调查。费歇认为在判定该公司是否具有发展前景时，不必过于看重该公司一两年内的销售额年度增长率，而是应从其多年的经营状况来判别；同时，还应考察该公司是否致力于维持其低成本，使利润随销售增长而同步增长，以及该公司未来在不要求股权融资情况下的增长能力。在考察公司的管理能力时，应注意管理人员是否有～个可行的政策，使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管理人员是否正直和诚实，能否处理好和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公司之所以区别同业中其他公司的业务或管理特点。费歇学说主张购买有能力增加其长期内在价值的股票。

　　格雷厄姆的（有价证券分析》与道氏学说和费歇学说研究的着眼点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涉及的是一个到他为止尚无人涉足的领域。

　　首先，格雷厄姆统一和明确了“投资”的定义，区分了投资与投机。在此之前，投资是一个多义词。一些人认为购买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如债券是投资，而购买股价低于净现值的股票的行为是投机。而格雷厄姆认为，动机比外在表现更能确定购买证券是投资还是投机。借款去买证券并希望在短期内获利的决策不管它买的是债券还是股票都是投机。在《有价证券分析卜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投资是一种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有指望保本并能获得满意收益的行为。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行为就被称为投机。”

　　格雷厄姆认为，对于一个被视为投资的证券来说，基本金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性和满意的报酬率。当然，所谓安全并不是指绝对安全，而是指在合理的条件下投资应不至于亏本。一旦发生极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也会使安全性较高的债券顷刻间变成废纸。而满意的回报不仅包括股息或利息收入而且包括价格增值。格雷厄姆特别指出，所谓“满意”是一个主观性的词，只要投资者做得明智，并在投资定义的界限内，投资报酬可以是任何数量，即使很低，也可称为是“满意的”。判断一个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关键在于他的动机。

　　要不是当时债券市场的表现很差，格雷厄姆有关投资的定义也许会被人们所忽视。在1929年到1932年短短4年间，道·琼斯债券指数从97．70点跌至6578点，许多人因购买债券而破了产。债券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纯粹的投资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与投机的粗浅性认识，格雷厄姆适时提出的投资与投机的定义，帮助许多人澄清了认识。

　　格雷厄姆的《有价证券分析》一书在区分投资与投机之后，所做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解决了投资者的迫切问题，使投资者可以正确判断一支股票的价值，以便决定对～支股票的投资取舍。在《有价证券分析》出版之前，尚无任何计量选股模式，格雷厄姆可以称得上是运用数量分析法来选股的第～人。

　　美国华尔街股市在1929年之前，其上市公司主要是铁路行业的公司，而工业和公用事业公司在全部上市股票中所占份额极小，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投机者所喜欢的行业尚未挂牌上市。在格雷厄姆看来，由于铁路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实际资产价值作为支撑，且大多以接近面值的价格交易，因而具有投资价值。

　　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华尔街股市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进入牛市状态，无论是上市公司的种类，还是股票发行量均大幅度增加。投资者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大多数投资投在房地产方面。尽管房地产公司曾显盛一时，但接澳而来的是一系列房地产公司的破产，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对此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去关注风险，反而继续推荐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房地产投资刺激了金融和企业投资活动，进而继续煽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正像格雷厄姆所指出的那样，失控的乐观会导致疯狂，而疯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它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在《有价证券分析卜书中，格雷厄拇指出造成股市暴跌的原因有三种：（－）交易经纪行和投资机构对股票的操纵。为了控制某种股票的涨跌，每天经纪人都会放出一些消息，告诉客户购买或抛售某种股票将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使客户盲目地走进其所设定的圈套。（二喷款给股票购买者的金融政策。20年代，股市上的投机者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购买股票，从1921年到1929年，其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由10亿美元上升到85亿美元。由于贷款是以股票市价来支撑的，一旦股市发生暴跌，所有的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倒下。直至1932年美国颁布了《证券法》之后，有效地保护了个人投资者免于被经纪人欺诈，靠保证金购买证券的情形才开始逐渐减少。（三）过度的乐观。这一种原因是三种原因中最根本的，也是无法通过立法所能控制的。

　　1929年发生的股市大崩溃并非投机试图伪装成投资，而是投资变成了投机。格雷厄拇指出，历史性的乐观是难以抑制的，投资者往往容易受股市持续的牛市行情所鼓舞，继而开始期望一个持久繁荣的投资时代，从而逐渐失去了对股票价值的理性判断，一味追风。在这种过度乐观的市场上，股票可以值任何价格，人们根本不考虑什么数学期望，也正是由于这种极度的不理智，使投资与投机的界限变模糊了。

　　当人们遭受到股市暴跌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购买股票再～次被认为是投机，人们憎恨甚至诅咒股票投资。只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人们的投资哲学才又因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变化，重拾对股票投资的信心。格雷厄姆在1949年至D51年撰写（有价证券分析》第三版时，认识到股票已经成为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29年股市暴跌后的二十几年里，许多学者和投资分析家对股票投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格雷厄姆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分析，提出了股票投资的三种方法：横断法、预期法和安全边际法。

　　横断法相当于现代的指数投资法。格雷厄姆认为，应以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替代个股投资。即投资者平均买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所包括的30家公司的等额股份，则获利将和这30家公司保持一致。

　　预期法又分为短期投资法和成长股投资法两种。所谓短期投资法是指投资者在6个月到1年之内选择最有获利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从中赚取利润。华尔街花费很多精力预测公司的经营业绩，包括销售额、成本、利润等，但格雷厄姆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公司的销售和收入是经常变化的，而且短期经营业绩预期很容易立即反映到股票价格上，造成股票价格的波动。而一项投资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这个月或下个月能挣多少，也不在于下个季度的销售额会发生怎样的增长，而是在于它长期内能给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很显然，基于短期资料的决策经常是肤浅和短暂的。但由于华尔街强调业绩变动情况与交易量，所以短期投资法成为华尔街比较占优势的投资策略。所谓成长股投资法是指投资者以长期的眼光选择销售额与利润增长率均高于一般企业平均水平的公司的股票作为投资对象，以期获得长期收益。每一个公司都有所谓的利润生命周期。在早期发展阶段，公司的销售额加速增长并开始实现利润；在快速扩张阶段，销售额持续增长，利润急剧增加；在稳定增长阶段，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衰退下降阶段，销售额大幅下滑，利润持续明显地下降。格雷厄姆认为，运用成长股投资法的投资者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判别一家公司处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因为公司利润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时间段，但这些时间段并没有一个极为明显的长短界限，这就使投资者很难准确无误地进行判别。如果投资者选择一家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公司，他可能会发现该公司的成功只是短暂的，因为该公司经受考验的时间不长，利润无法长久维持；如果投资者选择一家处于稳定增长阶段的公司，也许他会发现该公司已处于稳定增长阶段的后期，很快就会进入衰退下降阶段，等等。二是如何确定目前的股价是否反映出了公司成长的潜能。投资者选定一家成长型公司的股票准备进行投资，那么他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购进最为合理？如果在他投资之前，该公司的股票已在大家的推崇下上升到很高的价位，那么该公司股票是否还具有投资的价值？在格雷厄姆看来，答案是很难精确确定的。针对这种情况j格雷厄姆进一步指出，如果分析家对于某公司未来的成长持乐观态度，并考虑将该公司的股票加入投资组合中去，那么，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整个市场低迷时买入该公司股票；另一种是当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入。选择这两种方式购买股票主要是考虑股票的安全边际。

　　但格雷厄姆也同时指出，采用第一种方式进行投资，投资者将会陷于某些困境。首先，在市场低迷时购买股票容易诱导投资者仅以模型或公式去预测股票价格的高低，而忽视了影响股票价格的其他重要因素，最终难以准确预测股票价格走势。其次，当股市处于平稳价格时期，投资者只能等待市场低迷时期的来临，而很可能错过许多投资良机。因此，格雷厄姆建议投资者最好采用第二种方式进行投资。投资者应抛开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注重对个别股票内在价值的分析，寻找那些价格被市场低估的股票进行投资。而要使这个投资策略有效，投资者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或技术来判别股票的价值是否被低估了。这就引人一个“安全边际”的概念，而用来评估某些股票是否值得购买的方法就是安全边际法。

　　所谓安全边际法是指投资者通过公司的内在价值的估算，比较其内在价值与公司股票价格之间的差价，当两者之间的差价达到某一程度时（即安全边际）就可选择该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很明显，为了应用安全边际法进行投资，投资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对公司内在价值进行估算的技术。格雷厄姆认为公司的内在价值是由公司的资产、收入、利润以及任何未来预期收益等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未来的获利能力。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可用～个模型加以计量，即用公司的未来预期收益乘以一个适当的资本化因子来估算。这个资本化因子受公司利润的稳定性、资产、股利政策以及财务状况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格雷厄姆认为，由于内在价值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精确计算所限制，其结果很容易被一些潜在的未来因素所否定。而销售额、定价和费用预测的困难也使内在价值的计算更趋复杂。不过这些均不能完全否定安全边际法，经实证研究发现，安全边际法可以成功地运用于以下三个区域：一是安全边际法运用于稳定的证券，如债券和优先股等，效果良好；二是安全边际法可用来作比较分析；三是安全边际法可用来选择股票，特别是公司的股票价格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

　　不过，格雷厄姆同时指出，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公司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即公司的净资产。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除了包括它的净资产，还包括这些资产所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实际上，投资者也无需计算公司内在价值的精确值，只需估算一个大概值，对比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判断该公司股票是否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能否作为投资对象。

　　格雷厄姆虽然比较强调数量分析，但他并不否定质量分析的重要性。格雷厄姆认为，财务分析并非一门精确的学科。虽摊对一些数量因素，包括资产、负债、利润、股利等进行的量化分析签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所必须的，但有些不易分析的质量因素，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公司的性质也是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所必不可少的。缺少了对这些质量因素的分析，往往会造成估算结果的巨大偏差‘。以致影响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格雷厄姆也对过分强资质量因素分析表示担忧。格雷厄姆认为，当投资者过分强调那螃推以捉摸的质量因素时，潜在的失望便会增加。对质量因素的过度乐观也使投资者在估算公司内在价值时采用一个更高的资本化因子，这会促使投资者去购买all＠潜在风险很高的证券。

　　在格雷厄姆看来，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可量化的因素而非质量因素．质量因素在公司的内在价值中只占一小部分。如果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经营能力、企业性质和乐观的成长率，那么就几乎没有安全边际可言，只有公司的内在价值大部分来源于可量化的因素，投资人的风险才可被限定。

　　格雷厄姆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遵循两个投资原则：一是严禁损失，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根据这两个投资原则，格雷厄姆提出两种安全的选股方法。第一种选股方法是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价值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第二种方法是购买市盈率低的公司股票。当然，这两种选股方法的前提是这些公司股票必须有一定的安全边际。格雷厄姆进一步解释说，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是以股票投资组合而非单一股票为考虑基础，这类股票在股市低迷时比较常见，而在行情上涨时很少见。由于第一种方法受到很大的条件限制，格雷厄姆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种选股方法上。不过，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的价格买入股票和买入市盈率低的股票这两种方法所挑选出的股票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重叠的。

　　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学说是建立在一些特定的假设基础上的。格雷厄姆认为，股票之所以出现不合理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惧怕和贪婪情绪。极度乐观时，贪婪使股票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高估的市场；极度悲观时，惧怕又使股票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进而形成一个低估的市场。投资者正是在缺乏效率市场的修正中获利。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时必须具有理性。格雷厄姆提请投资者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身上，因为市场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搀杂物，它的表现时常是错误的，而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等待市场对其错误的纠正。市场纠正错误之时，便是投资者获利之时。

　　格雷厄姆在（有价证券分析卜书中还批驳了一些投资者在股利分配政策上的错误认识。一些投资者认为发放股利只不过是将股票的现有价值进行稀释后所得到的一种幻象，但格雷厄姆认为若公司拒绝发放股利而一味保留盈余，则这些盈余一旦被乱用，投资者将毫无利益可言。公司应在保留供其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后，将其盈余以现金股利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的方式发放出去，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投资者收到现金股利，他既可以自由运用这笔盈余，又可在他认为公司经营良好时买入该公司股票；如果投资者收到股票股利，他既可以保留股票等着赚取股利，也可选择售出股票立即兑现。无论哪一种股利政策，都将使投资者拥有更大的灵活度，也更能保证自己所得利益的安全。

　　（有价证券分析卜书所阐述的计量分析方法和价值评估法使投资者少了许多的盲目，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震动了美国和华尔街的投资者，一时之间，该书成了金融界人士和投资界人士的必读书目。格雷厄姆也从此奠定了他“华尔街教父”的不朽地位。

　　如何正确认识证券市场

　　在格雷厄姆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他所负责运作的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也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

　　1936年，实施了数年的罗斯福新政渐显疲援之态，华尔街也随之再度陷于低迷。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即将面对又一轮的严峻考验，而此时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已相当成熟，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格雷厄姆并未像其他投资者一样陷入一片悲观之中，而是充分运用股票投资分析方法去搜寻值得投资的股票。他不重视以个股过去的表现来预测证券市场的未来走势或个股未来的展望，而主要以股票市值是否低于其内在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特别是那些低于其清算价值的股票更是他关注的重点。格雷厄姆在股市低迷期为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购人大量的低价股，而且格雷厄姆像1929年股市大崩溃之前一样对各项投资均采取了各种避险措施，所不同的是这次他将资产保护得更周全。

　　一般的投资者认为，为了规避投资风险，最好是从股市上撤离，斩仓出局，但格雷厄姆认为这并不是惟一可行的最好方法。格雷厄姆一方面采取分散投资的方法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是投资于优先股，利用优先股再获得低利率的融资，同时又可获得约半成的股利，而普通股并不保证有股利，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格雷厄姆的这些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既表现出了对持续低潮的抗跌能力，又表现出了在弱市中的获利能力。在股市开始反转时，格雷厄姆在股市低迷期所购入的大量低价股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在1936年至1941年之间，虽然股市总体来讲呈下跌趋势，但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在此期间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仍高达卫卫．8％，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标准史坦普90种股票，同时期的标准史坦普叨种股票平均亏损了0．6％。

　　1936年，承接他的《有价证券分析》，格雷厄姆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财务报表解读》。财务报表是揭示公司财务信息的主要手段，有关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都是通过财务报表来提供的。如何通过对财务报表的分析来评价公司财务状况、未来收益等对投资者进行证券买卖决策及规避投资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格雷厄姆试图通过该书引导投资者如何准确。有效地阅读公司的财务报表。

　　正确地解读公司的财务报表将使投资者更好地理解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法。格雷厄姆认为股票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人，高于其内在价值时卖出。而要想准确地判断公司的内在价值就必须从公司的财务报表人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周转金、收入、利润以及投资回报率净利销售比、销售增加率等进行分析。《财务报表解读沛助于普通投资者更好地把握投资对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对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格雷厄姆著作的高产年代。继（财务报表解读》之后，格雷厄姆又于1942年推出了他的又～部引起很大反响的力作《聪明的投资人》。这本书虽是为普通投资者而写，但金融界人士也深为书中的智慧光芒所倾倒。它再一次巩固了格雷厄姆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助一书中再一次清楚地指出投资与投机的本质区别：投资是建立在敏锐与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而投机则是建立在突发的念头或是臆测之上。二者的关键在于对股价的看法不同，投资者寻求合理的价格购买股票，而投机者试图在股价的涨跌中获利。作为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其实，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股票市场而是他自己。如果投资者在投资时无法掌握自己的情绪，受市场情绪所左右，即使他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也很难获得较大的投资收益。

　　对此，格雷厄姆曾讲述了两则关于股市的寓言进行形象的说外一则是“市场先生”，借此来说明时时预测股市波动的愚蠢。

　　假设你和“市场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合伙人。每天，“市场先生”都会报出一个价格，提出他愿以此价格从你手中买人一些股票或将他手中的股票卖给你一些。尽管你所持有股票的合伙企业具有稳定的经济特性，但“市场先生”的情绪和报价却并不稳定。有些日子，“市场先生”情绪高涨，只看到眼前光明一片，这时他会给合伙企业的股票报出很高的价格；另外一些日子，“市场先生”情绪低落，只看到眼前困难重重，这时他会给合伙企业的股票报出很低的价格。此外，‘市场先生”还有一个可爱的特点，就是他从不介意被冷落。如果“市场先生”今天所提的报价无人理睬，那么他明天还会来，带来他的新报价。格雷厄姆告诫投资者，处于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判断力和控制力，与“市场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市场先生”的报价有道理时，投资者可以利用他；如果他的表现不正常，投资者可以忽视他或利用他，绝不能被他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说明投资者的盲目投资行为，格雷厄姆讲了另一则寓言“旅鼠投资”。当一位石油勘探者准备进入天堂的时候，圣·彼得拦住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你虽然的确有资格进入天堂，但分配给石油业者居住的地方已经爆满了，我无法把你安插进去。”这位石油勘探者听完，想了一会儿后，就对圣·彼得提出一个请求：“我能否进去跟那些住在天堂里的人们讲一句话？”圣·彼得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这位石油勘探者就对着天堂里的人们大喊：“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话音刚落，天堂里所有的人都蜂拥着跑向地狱。圣·彼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吃惊，于是他请这位石油勘探者进入天堂居住。但这位石油勘探者迟疑了一会说：“不，我想我还是跟那些人一起到地狱中去吧。”格雷厄姆通过这则寓言告诫投资者切忌盲目跟风。证券市场上经常发生的一些剧烈变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投资者的盲目跟风行为，而非公司本身收益变动的影响。一旦股市上有传言出现，许多投资者在传言未经证实之前就已快速而盲目地依据这些传言买入或卖出股票，跟风盖过了理性思考，这一方面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常常造成这些投资者的业绩表现平平。令格雷厄姆感到非常费解的是华尔街上的投资专业人士尽管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但他们却无法在市场上凝聚成一股更加理性的力量，而是像旅鼠一样，更多地受到市场情绪的左右，拼命在不停地追逐市场的形势。格雷厄姆认为这对于一个合格的投资者而言是极为不足取的。

　　由于～个公司的股价一般都是由其业绩和财务状况来支撑的，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前要判断一家公司股票的未来走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准确衡量公司的绩效。格雷厄姆以Erneq航空公司等以E开头的公司为例，介绍了衡量公司绩效的六种基本因素：收益性、稳定性、成长性、财务状况、股利以及历史价格等。

　　衡量一家公司收益性好坏的指标有很多种，如每股净收益可以直接体现公司获利程度的高低，投资报酬率可以考察公司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等，但格雷厄姆比较偏爱用销售利润率作为衡量公司收益性的指标，因为该指标不仅可以衡量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的获利能力，而且可以衡量公司对销售过程成本和费用的控制能力。公司产品销售过程的成本和费用越低，公司销售收入的获利能力就越大。由于公司的大部分收入一般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即产品销售收入，因此，通过销售利润率可以判断出一家公司的盛展。

　　衡量一家公司的赢利是否稳定，格雷厄姆认为，可以10年为一期间，描绘出每股盈余的变动趋势，然后拿该公司最近3年的每股盈余与其变动趋势作一比较，若每股盈余的水平是稳定上升的，则表示该公司的赢利水平保持了100％的稳定，否则，在大起大落的背后一定有某些隐含的市场原因、产品问题或者偶然因素，它们有可能对今后的赢利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这一指标对于发展中的小型企业尤其重要。

　　衡量每股盈余的成长性一般采用盈余增长率这一指标。盈余增长率是一家公司在最近3年中每股盈余的年平均增长率，它既能反映出公司的生存能力、管理水平、竞争实力、发展速度，又可以刻画出公司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足迹。格雷厄姆认为，这一指标对于衡量小型公司的成长性至关重要。

　　公司的财务状况决定其偿债能力，它可以衡量出公司财务的灵活性和风险性。如果公司适度负债且投资报酬率高于利息率时，无疑对公司股东是有利的，但如果举债过度，公司就可能发生财务困难，甚至破产，这将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风险。衡量公司是否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可以通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来考察，如流动比率为2，速动比率为1时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至于股利，格雷厄姆认为，公司的股利发放不要中止，当然发放的年限愈长愈好。假如股利发放是采用固定的盈余比率，就更好不过了，因为这显示了该公司生机勃勃，在不断地平稳成长。同时，股利的发放也更增添了股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投资者应尽量避免那些以往三年中曾有两年停发或降低股息的股票。

　　股票的历史价格虽不是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绩好坏。股票价格就好比公司业绩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业绩表现比较好时，公司股票价格会在投资者的推崇下而走高；公司业绩表现不理想时，公司股票价格会在投资者的抛弃下而走低。当某一种股票定期地因为某些理由下降或因一头热而下跌时，这无疑是告诉投资人，该公司的价格的长期走势可以靠着明察而予以判断。

　　给投资者的忠告

　　格雷厄姆经常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为了避免投资者陷入投资误区，格雷厄姆在他的著作及演说中不断地向投资者提出下列志止日：

　　1．做一名真正的投资者

　　格雷厄姆认为，虽然投机行为在证券市场上有它一定的定位，但由于投机者仅仅为了寻求利润而不注重对股票内在价值的分析，往往容易受到“市场先生”的左右，陷入盲目投资的误区，股市一旦发生大的波动常常使他们陷于血人无归的境地。而谨慎的投资者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作出投资决策，所冒风险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

　　2注意规避风险

　　一般人认为在股市中利润与风险始终是成正比的，而在格雷厄姆看来，这是一种误解。格雷厄姆认为，通过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而获得利润，甚至是无风险而获利，这在实质上是高利润；在低风险的策略下获取高利润也并非没有可能；高风险与高利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往往是投资者冒了很大的风险，而收获的却只是风险本身，即惨遭亏损，甚至血本无归。投资者不能靠莽撞投资，而应学会理智投资，时刻注意对投资风险的规避。

　　3．以怀疑的态度去了解企业

　　一家公司的股价在其未来业绩的带动下不断向上攀升，投资者切忌盲目追涨，而应以怀疑的态度去了解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因为即使是采取最严格的会计准则，近期内的盈余也可能是会计师所伪造的。而且公司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公司核算出来的业绩也会造成很大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仔细分析这些新产生的业绩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还是由于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带来的，特别是对会计报告的附住内容更要多加留意。任何不正确的预期都会歪曲企业的面貌，投资者必须尽可能准确地作出评估，并且密切注意其后续发展。

　　4．当怀疑产生时，想想品质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家公司营运不错，负债率低，资本收益率高，而且股利已连续发放了一些年，那么，这家公司应该是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对象。只要投资者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该类公司股票，投资者就不会犯错。格雷厄姆同时提请投资者，不要因所持有的股票暂时表现不佳就急于抛弃它，而应对其保持足够的耐心，最终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5．规划良好的投资组合

　　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应合理规划手中的投资组合，一般手中应保持25％的债券或与债券等值的投资和25％的股票投资，另外50％的资金可视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变化而灵活分配其比重。当股票的赢利率高于债券时，投资者可多购买一些股票；当股票的赢利率低于债券时，投资者则应多购买债券。当然，格雷厄姆也特别提醒投资者，使用上述规则只有在股市牛市时才有效。一旦股市陷入熊市时，投资者必须当机立断卖掉手中所持有的大部分股票和债券，而仅保持25％的股票或债券。这25％的股票和债券是为了以后股市发生转向时所预留的准备。

　　6．关注公司的股利政策

　　投资者在关注公司业绩的同时，还必须关注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一家公司的股利政策既体现了它的风险，又是支撑股票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家公司坚持了长期的股利支付政策，这表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体质”及有限的风险。而且相比较来说，实行高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而实行低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只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投资者应将公司的胜利政策作为衡量投资的一个重要标准。

　　格雷厄姆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当他的追随者对他的著作奉为经典时，他却一再提醒其追随者，在股票市场中，赚钱的方法不计其数。而他的方法不过是其中之一。

　　随着格雷厄姆操作策略和技巧的日益精熟，格雷厄姆再也不会犯与1929年同样的错误了。当格雷厄姆发现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42年越过历史性的高位之后，即一路攀升，到1946年已高达212点时，他认为股市已存在较大的风险，于是将大部份的股票获利了结，同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低价股，也没有再补进股票。此时的格雷厄姆几乎已退出市场。这也使得格雷厄姆因此而躲过了1946年的股市大灾难，使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免遭损失。

　　一个伟大的投资者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能永远保持常胜不衰的记录，而是在于他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再去犯同样的过错。格雷厄姆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投资者。

　　格雷厄姆认为，一个真正成功的投资者，不仅要有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适应能力，而且需要有灵活的方法和策略，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操作技巧，以规避风险，获取高额回报。格雷厄姆在股市投资中坚持不懈地奉行自己创立的理论和技巧，并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其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对政府员工保险公司股票的操作，成绩斐然，令投资者欣喜若狂，成为格雷厄姆投资理论成功的经典案例。

　　政府员工保险公司是由里奥·格德温于1936年创立的。当时，格德温发现政府员工的汽车发生事故的次数要比一般人少，而且若直接销售保单给投保人可使保费支出降低10％～25％，于是，他邀请沃斯堡的银行家克利夫·瑞亚做合伙人，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在公司中，格德温投资2．5万美元，拥有25％的股份；瑞亚投资7．5万美元，拥有55％的股份；瑞亚的亲戚拥有其余20％的股份。

　　由于政府员工保险公司靠仅提供给政府员工而减少了经营风险，加之，其保险成本比同行低30％～40％，因此，这家公司运作比较良好。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瑞亚家族因某种原因于1948年决定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股份。

　　格雷厄姆得知政府员工保险公司股份出售的消息后，非常感兴趣。在他看来，该公司的情况极为符合他的投资理念。首先，该公司财务状况优异，赢利增长迅猛，1946年每股盈余为1．29美元，1947年每股盈余高达5．89美元，增长幅度为朋％多；其次，该公司潜力巨大，由于其独特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宽度、广度，前景非常看好；再次，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端亚家族同意以低于账面价值10％的比例出售所持有的股份。这一切促使格雷厄姆毫不犹豫地购买了政府员工保险公司的股份。

　　格雷厄姆最终以每股475美元的价格，购入瑞亚家族所持有的一半股份，即1500股，总计约72万美元。

　　对政府员工保险公司股份的购买，对格雷厄姆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格雷厄姆认为，像这样业绩优异，价格偏低，而且盘子较小的公司，其价值被市场严重低估；一旦为市场所认识，其股价肯定会大幅上扬。另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使投资者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格雷厄姆决定将政府员工保险公司推为上市公司。

　　政府员工保险公司的股票经细分后于1948年7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其当天的收盘价为每股27美元，到194f年年底，该股票就上涨到每股30美元。

　　上市后的政府员工保险公司，正如格雷厄姆所料，不断地飞速成长，其服务对象也由过去单纯的政府员工扩展到所有的汽车挺有者，市场占有率也由15％猛增到50％，占居了美国汽车保险业的半壁江山。几年之后，政府员工保险公司就变成了资本额为1（亿美元的庞大公司。

　　格雷厄姆在政府员工保险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时，～直实行他长久以来所倡导的发放股利政策。以1948年政府员工保险公司上市市值计，到1966年，投资者的回报率在10倍以上，其中格雷厄姆个人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已接近1000万美元。

　　政府员工保险公司的投资完整体现了格雷厄姆投资思想的精髓，再一次向投资者验证了这样一种观点：股市总是会犯错误的，“市场先生”的失误，正是投资者获取利润的最佳良机。

　　1956年，虽然华尔街仍处于上升趋势之中，但格雷厄姆却感到厌倦了。对他而言，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华尔街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将这条道路毫无保留地指给了广大的投资者。在华尔街奋斗42年的格雷厄姆决定从华尔街隐退。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接管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不得不宣布解散。格雷厄姆在解散了格雷厄姆一纽曼公司之后，选择加州大学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他想把他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

　　而格雷厄姆的离去丝毫没有削弱他在华尔街的影响力。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所创立的证券分析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他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如沃伦·巴菲特等人在华尔街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新投资大师，他们将继续把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说发扬光大下去。

Martin

　　●不以现金购并公司，而是以公司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

　　●以购并方式迅速拓展公司经营新领域

　　●股票认购权是推动员工前进的巨大动力

　　●以购并方式除掉竞争对手

　　伟思·惠善佳被称为“购并奇才”，他从收集废品起步，通过不断兼并其他企业的手段，创建了两个价值20亿美元的企业 ； ；废弃物管理公司和百事达影视公司，同时，他还是谁一拥有三支全美职业球队的人。他在废弃物收集、影视、职业体育运动业呼风唤雨，一举手、一抬足均会影响股票的涨跌。他从遭大学退学的年轻人成为一代商业巨匠，其传奇奋斗历程仿佛是美国神话的又一再版，他的许多兼并案例都被业内人士奉为经典，广为传播。

　　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老板

　　伟恩·惠善佳1937年12月29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祖父哈姆·惠善佳在1896年从荷兰移民到美国芝加哥，由于身无长物，推一能凭持的是他强壮的身体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哈姆来到芝加哥一年后，选择收垃圾作为自己的事业，收垃圾后来成了惠善佳的家族事业。哈姆有4个儿子，这4个人也都先后步入收垃圾这个行业。随着家族事业的发展，各个家庭的儿子、女婿也都纷纷加入收垃圾的行列，最后使整个家族事业形成一张复杂的公司、合伙网络。而垃圾收集业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让慈善佳家族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

　　伟恩·惠善佳的父亲是杰利特·哈利，是哈姆最小的儿子。他与妻子珍·赖德琳的关系不是太好，经常发生争执。而父母间的婚姻问题对小伟恩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使得伟恩·惠善佳从小就显现出其惯有的紧张特质，无论干任何事情，总是心无旁骛。这也使得伟恩的攻击性比较强，在以后的生意及生活中经常采取比较强悍的做法。

　　当伟恩十来岁时，父母之间的冲突不但未见好转，反而不断升级，使得二人的婚姻走向破裂的边缘。为了挽救他们之间的婚姻，哈利决定将全家迁往佛罗里达，以便换换环境。

　　当时的佛罗里达罗德岱堡具有美丽的海滩、明媚的阳光，而且犯罪率较低。这吸引了大量的外地移民，而大量的移民也促使罗德岱堡飞快地成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等使罗德岱堡迅速成为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城市。

　　伟恩德善佳一家也正好赶上了这拨佛罗里达的移民潮。移民的初期，惠善佳一家的生活确实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哈利的生意很成功，哈利和珍恶化的婚姻关系也一度有所改善。伟恩也很快适应了佛罗里达的生活。他的课业成绩很有起色，从原来的不及格边缘上升到中等或中等以上。他还积极投入学校的活动。他加入了学校足球队担任中场，他在队中不仅要攻击，还要防守，为球队很是卖命。伟恩在佛罗里达还学会了滑冰，而且技术超群。伟恩在佛罗里达如鱼得水，他觉得住在佛罗里达实在很棒，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伟恩非常热爱佛罗里达。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伟恩的父母重又陷入冲突之中，甚至恶化成暴力行为，这最终导致了伟恩父母的离异，伟恩被判给了父亲哈利。而此时对于哈利来说，可真是祸不单行。他由于错误投资大宗的房地产，使他不断陷于财务的困境，已濒临破产的边缘，幸亏有亲戚朋友帮忙才使哈利免于破产。

　　而父母的离异使伟恩不得不过早独立，许多事情他都是自己拿主意。1954年5月，伟恩从松项中学毕业。因为他父亲没钱，他开始自己谋生。他跟他伯伯借钱买了一辆卡车，每天开着这辆卡车来运载布罗瓦郡筑路所需的填土，这种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伟恩却干得很卖力。这种工作一直维持到伟恩将卡车的车轴开断了为止。

　　随后，他回到芝加哥，想到家族的收垃圾公司上班，但他的伯伯波特却愿意支付他的大学学费，供他上大学。于是，伟恩就来到了密西根州巨流郡的卡文大学。

　　卡文大学是一所具有浓厚宗教气息的严格私立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大多缺乏独立性。而伟恩恰恰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加上伟恩的年龄较同班的同学大得多，对学校的功课不感兴趣，他显得与其他学生有些格格不入。伟恩在卡文大学上了三个学期后，主动体学。

　　休学后的伟恩同在卡文大学结识的朋友巴德，连同芝加哥的摩伦豪斯一起开车回到了罗德岱堡。在罗德岱堡，他们先到哈利的公司做事，帮忙盖教堂。

　　由于学业中断，伟恩不得不入伍从军。两年从军生涯过后，伟恩又回到了佛罗里达。当时，伟恩看到他的表兄弟做垃圾收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也很想进入收垃圾这个行业。正好，他父亲的好。朋友赫门·慕德在庞贝诺海滩有收垃圾经营，而且公司正需要一名经理，于是，伟恩便到“庞贝诺运输公司”担任经理一职，负责巡视收垃圾的路线，雇佣工人，确保所有的垃圾都按时清理干净。

　　帮别人打工，永远成不了大器，人一定要自己创业才有前途。伟恩恰恰具备了荷兰人与生俱来的独立个性。当伟恩对收垃圾行业熟悉之后。伟恩决定独立创业、他向他岳父借了500美元，买了～辆破旧的卡车及一条垃圾路线，于1962年2月14日成立了他的"南方卫生服务公司"。伟恩展开了他个人的事业生涯。

　　而机遇也比较偏爱伟恩，伟恩成立“南方卫生服务公司”的时候正是罗德岱堡及布罗瓦郡飞速成长的时期。50年代所出现的人口大幅增长，到了60年代变成人口爆炸，建筑商在这10年间在罗德岱堡及布罗瓦郡所盖的建筑物比佛罗里达其他城市多得多。这种繁荣的景象为伟恩的事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伟恩的公司之所以会成长，除了得益于良好的机遇外，更在于他工作的投入和独到的经营眼光，因为并不是罗德岱堡及布罗瓦郡的每一个垃圾收集公司都能如此发展壮大。伟恩知道自己的公司未来会朝什么方向成长，他善于调度资金，充分利用一项业务收入来扩增另～项新的业务。

　　对于创业初期的伟恩·惠善佳而言，公司最重要的是争取客户，因为客户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不管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大代价，重要的是让客户满意。伟恩要求所有的卡车都要清洁干净，力争在客户面前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他还要求公司每一个部门都不可因意外情况而未能按时将客户的垃圾清理干净，因为公司卖的就是服务。伟恩总是在不停地打电话，开车到处去拉生意。当时，同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必须处处抢得无机，才能够拉到。大部分的业务。

　　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岳父的资金与银行的贷款，伟恩的垃圾处理事业逐渐成长，在1962到1968年短短的6年内，从1辆卡车发展到拥有40辆卡车，成为布罗瓦郡附近城镇及奇威斯特和潭巴重要的垃圾收集商。也就是在这几年的经营中，伟恩的生意技巧变得日益成熟。他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动机，他懂得利用所得到的一切有用信息，他也学会如何避开陷讲，从别人认为没有门路的地方开拓新的生意。例如，有一次伟恩到芝加哥出差，偶然看到一家建筑工地利用“滚桶式”的垃圾集装箱和大型垃圾筒来运载垃圾，他觉得这种方式比卡车的运量大、效率高，所以，他当即就在芝加哥买了一个二手滚筒式垃圾箱和几个垃圾集装箱运回佛罗里达。靠着这些好的设备，他们增加了打败对手的实力，常常能够打败对手，拿到业务。

　　随着伟恩公司规模的扩大，有关犯罪集团介入的流言也随之而来。自50年代中期，有关当局对犯罪集团渗透垃圾处理业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其中，有关纽约垃圾业的调查最为大众所知。纽约曾一直是一些犯罪集团的枢纽，这些犯罪集团透过垃圾公会及其腐败的工会，以胁迫甚至谋杀的方式来垄断垃圾处理业的经营，许多垃圾经营业者都跟犯罪集团有所牵连。这些调查的结果使一些人猜测佛罗里达垃圾业也可能有犯罪集团涉及。加上伟恩公司的发展是那么迅速，这使得伟恩与犯罪集团相互勾结，抢占垃圾市场的流言飞语甚嚣。这对伟恩的伤害很大，尽管伟恩一再声明自己的无辜，证管会官员、联邦调查局、州检查官及其他执法单位几年来的调查也未能证实伟恩与犯罪集团有任何牵连，但由于伟恩的事业实在太成功了，所以有关谣言却从未停歇，一直伴随着伟恩，困扰着伟恩，使伟恩一生都在对抗这种谣言。

　　当伟恩·惠善佳在南佛罗里达的公司飞速发展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时刻来到了，他与惠善佳家族在芝加哥的家族废弃物处理事业的领导者狄恩·班特拉克结成了合伙关系，狄恩买下伟恩公司一部分的股份，惠善佳家族信托基金也同时买下一小部分的股份。这种伙伴关系使伟恩在推动公司大幅成长时能够及时获得所需资金，实现他建立～个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废弃物处理王国的梦想。

　　伟恩是个一流的成交专家，秋恩则是个一流的生意人才，二人可谓是“黄金搭挡”。伟恩有惊人的商业直觉和天赋异秉的说服力，他不断地为公司寻找购并的对象，以此来扩大公司的规模，他还具有能使每笔交易总是按他所提的条件成交的本事。狄思负责公司的管理，他采取新的营运方式，降低成本，使公司走规模化工业运作的道路。公司在二人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二人合伙没多久，狄恩就提议将他们的废弃物管理公司朝上市的方向发展，以获取购并其他垃圾公司的巨量资金，使公司尽快成为一家全国性的垃圾处理公司。伟恩开始对公开承销有些犹豫，但由于当时公司资金的确很紧张，而公司上市是筹措更多资金的惟一出路，最后，伟恩还是同意了。

　　他们开始着手公司的上市准备工作。

　　首先，废弃物管理公司在股票公开承销之前必须扩大公司的规模才有胜算的把握b伟恩认为垃圾掩埋场对废弃物管理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垃圾掩埋场，才能掌握废弃物管理公司的命脉。因为控制了垃圾掩埋场就掌握了主动权，其他的垃圾收集公司必须支付倾倒费，才可以把垃圾倒进他们的垃圾掩埋场，同时，这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收入。所以，伟恩扩大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规模时，总是选择拥有垃圾处理场、垃圾掩埋场而不是仅仅拥有卡车、垃圾路线、都会区客户及商业客户的公司作为购并对象。他看中了狄恩的老朋友赖瑞·贝克的"亚特拉斯废弃物处理公司"，于是鼓动狄恩说服赖瑞·贝克出让公司。最后，赖瑞把公司卖给了废弃物管理公司，取得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份，并担任公司的副总裁，而"卡鲁麦特工业发展"垃圾掩埋场也最终成为废弃物管理公司能全权控制的一个大型垃圾掩埋场。

　　其次，废弃物管理公司还必须网罗一些高层主管，强化公司的管理。废弃物管理公司雇用了原“海尔公司”的业务员约翰·麦尔克做公司的行销主管，他处事手腕灵活，具有高超的行销才能，为公司的业务拓展发挥重要作用；雇用菲尔·隆尼担任狄恩的助理；雇用哈佛大学毕业的堤姆·卡斯葛担任废弃物管理公司总顾问，还雇用曾在垃圾处理业游说团体“全国固态废弃物管理协会”担任执行总监的哈洛德·葛舒瓦兹来担任公司的公关主管。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数字奇才”唐·福林的加盟。他毕业于马奎特大学，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加盟废弃物管理公司前曾是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准合伙人，从事务所对垃圾管理公司的代理记账、年度审计等工作中学会收垃圾这行生意，加盟废弃物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的账目记录。

　　万事俱备，只需找一家投资经纪公司作为公司的承销商即可。但由于垃圾业与犯罪集团之间有牵连的传言，使得一般在纽约的大型投资经纪公司均不愿接手此承销业务，最后还是一家地区性的公司“芝加哥公司”负责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票承销。

　　由“顶峰废弃物公司”、“一等一垃圾收集服务公司”、“卡鲁麦特工业发展”垃圾掩埋场、“亚特拉斯废弃物处理公司”及“佛罗里达废弃物管理公司”合并而成的“废弃物管理公司”第一次公开承销，每股价格16美元，共募得资金400万美元，这为公司提供了充沛的资金，也为公司以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废弃物管理公司上市之后，伟恩手中就有了比现金更有力的武器 ； ；股票，他可以以此来购并公司。开头的尝试虽然并不成功，但伟恩很快就从失败中悟出了成功的策略，那就是"快速进行，完成案子"。如果一个购并案被搁置很长时间，往往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伟恩负责主要的谈判任务，努力使案子成交，至于法律合约上的细节则由律师们去处理。伟恩的工作时间非常紧凑，一星期要工作7天。他常搭乘晚上的班机，以便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开始谈判。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谈判地点飞到另一个谈判地点，有时只能在飞机上小睡几个小时。正是由于伟恩及有关人员的拼命工作，废弃物管理公司才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从1972年3月至12月9个月的时间里，废弃物管理公司共买下了133家公司。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伟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谈判策略及谈判风格。每次谈判前，伟恩都会和同事订出购并的价钱。跟对方谈判时，伟恩会考虑对方老板对购并公司的自傲与敏感情结，不会提出一个低得离谱的价钱，而是一开始就提出他认为合理的价钱。对于价钱的部分，伟恩表现的极为强悍，一向不会留太大的谈判空间，一般仅有5％～10％的谈判空间。他通常不以现金购并公司，而是以废弃物公司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将购并价格以当时的股票市价折算为股票数支付给卖方公司，这样既可以迅速地扩大公司规模，又可使公司免于因此而陷入财务困境。伟恩很善于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购并计划，他总是一再强调他们出身垃圾业的优势，努力推销他本人及公司其他主管的经营经验，使卖方相信公司到达他们手中会得到更好地发展。许多卖方老板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决定将公司卖给伟恩而不是别的其他人。

　　虽然公司的同事、朋友对伟恩的谈判才能称赞有加，但伟恩自己对谈判的结果从未感到满意，他总是觉得自己付的价钱太高，或是在谈判桌上留给对方太优惠的条件，在他看来，他应该还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伟恩是一个永远也不满足的人。

　　伟恩不仅是一个谈判高手，而且他还具有高超的激励才能，这种才能是伟恩建立起他的企业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伟恩很懂得运用不同的技巧，来激励不同阶层的员工。对于经理人员，他会让他们保持适度的焦虑、紧张，以此来鞭策大家。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公司经理名册，随时可以打电话跟公司经理谈工作。同时，伟恩也很善于鼓舞人心，他经常通过举办年会、会议活动、晚餐活动等来树立员工以公司为荣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公司的向心力。他还处处为员工着想，愿意花时间去和员工交谈，不管你是卡车司机还是打字员，只要你有事找他，他一定会抽时间和你谈谈。他的这种友好态度使员工们感到亲近、温暖，自然员工们也愿意为这样的领导而努力工作。

　　伟恩鼓励员工的另一个高招是实行股票认购权制度。对于表现好的员工给予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认购权，员工可以根据情况购买本公司股票，这就将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绑在一起，使他们愿意为公司鞠躬尽瘁。股票认购权是推动员工前进的巨大动力，股价的上涨是颇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

　　1973年10月25日，废弃物管理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从而为公司立下一新的里程碑。1974年年初，废弃物管理公司的年营业额以35％的增长速度巨幅跃升，达到1．32亿美元，公司的股票已分割过两次。这样的成绩让从一辆卡车起步的伟恩有一种成功的自豪感，但他并不满足，他又在为公司筹划新的蓝图 ； ；建立国际化的企业王国。

　　1975年，废弃物管理公司开始进军国际市场。70年代中期，沙特阿拉伯因盛产石油而致富，于是开始大兴土木，修建道路，建设高楼大厦，由此也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需要清理，这使伟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商机。1975年7月，公司派波特·惠善佳。唐·福林和约翰·麦尔克一起到沙特阿拉伯进行初步的考察，随后又派出几个工作小组去进行实地论证，最后，伟恩和班特拉克于1975年10月一起飞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进行投标。废弃物管理公司竞标成功，签订了价值2．43亿美元的合约，这比废弃物管理公司前一年的总营业额还高出6400万美元。这个合约使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价大幅攀升，达到二位数。

　　在进军国际市场的同时，伟恩也丝毫没有放弃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他决定为公司开拓新恢废弃物处理事业。当时，废弃物管理公司主要从事的是民用和商用的普通垃圾清理，对化学废弃物。核废料等根本没有涉及，而这些领域又恰恰是获利较高的地方，伟恩决定向这些领域扩展业务。

　　1975年，废弃物管理公司成立了"化学废弃物管理公司"。该公司在1977年取得环保署对处理多氯联苯废弃物的准许后，在伟恩的四处出击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买下几个化学废弃物处理场。伟恩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以他特有的方式 ； ；不断购并其他企业，为化学废弃物管理公司建立一个全国营运网，使之有充分的实力在这一行业与其他企业竞争。

　　化学废弃物多为有毒物质，采用一般垃圾处理方法很难达到真正的处理目的，它需要更为有效的处理方法。化学废弃物管理公司了解到欧洲开始采用的在海上的船只以极高温焚烧化学废弃物的方法很先进，于是，1980年8月伟恩到荷兰拜访"海洋燃烧系统公司"，洽谈购买一艘专门焚烧化学废弃物的船只"瓦坎纳斯号"。非常不凑巧，该公司老板要到巴黎度周末。但伟恩不是被动等待的人，他打听到这位老板在巴黎所下榻的饭店后，立即搭火车赶到巴黎找到那位老板，并告诉他：“我来找你是想买瓦坎纳斯号，除非我们把案子谈妥，否则我是不会走的。"伟恩在巴黎待了几天，直到把案子谈妥，回到荷兰把合约签订，伟恩才罢休。

　　废弃物管理公司进入化学废弃物处理业后，又进一步朝核子废料处理业迈进。伟恩购并了“化学核子废弃物管理公司”，总成交金额为1．21亿美元的现金及股票。这次购并实现了废弃物管理公司踏入核废料处理业的愿望，使废弃物管理公司有机会开辟另一潜力雄厚的市场。

　　伟恩控股公司的资本运营

　　金钱和财务上的成功，固然是激励伟恩不断努力的原因，但是猎取时的兴奋、刺激，更是鼓动伟恩向高难度挑战的主要动力。废弃物管理公司现在已是一个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伟恩认为工作已不再具有挑战性，他渐起离去之意。1980年，伟恩已开始其离开废弃物管理公司的安排，他让出总经理及总执行长的职能，逐渐淡出废弃物管理公司的经营。1984年，伟恩正式离开废弃物管理公司，他决定去寻找新的挑战。

　　刚从废弃物管理公司离开时，伟恩曾打算给自己放一年的长假，去钓钓鱼、打打高尔夫，借此好让他自己休息休息。但没过多久，伟恩就觉得生活过得很无聊，无以为继。于是，他中断一年的休假计划，开始重新投入工作。

　　伟恩在庞贝诺海滩开了一家新公司威可（WACO）（后改名为"伟恩控股公司"）。邀请原"'罗兵卡波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史蒂夫·贝拉德做他的合伙人，负责处理公司财务。贝拉德聪明、勤奋、擅长理财，并具有高度的效忠精神，对于伟恩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伟恩原来在废弃物管理公司时，曾建议公司扩大营业范围，增加服务项目，如经营活动厕所、照顾草坪等，但公司并未采纳。现在，伟恩决定在自己的新公司中实施自己的这些计划。

　　伟恩控股公司首先购买了一家经营活动厕所业务的公司“活动厕所出租国际公司”，该公司业务遍及全美25个州，在这一行业有一定的实力。这是伟恩重新创业的第一步。

　　接下来，在贝拉德的协助下，伟恩又开始涉足瓶装水生意。～开始，由贝拉德在佛罗里达各大小城市搜寻有无立即求售的瓶装水公司，然后和有出售意向的老板进行谈判。每次谈完他都会向伟恩报告情况，因为他还是一个谈判新手，正处于不断的观察学习阶段。在贝拉德和伟恩的密切配合下，“伟恩控股公司”在短短的8个月里共买下16家瓶装水公司，让原来无此业务的公司一下窜升为全美第十三大瓶装水公司。当伟恩于三年后将手中的瓶装水生意卖给"克罗拉斯公司"时，他共赚过1600万美元。

　　贝拉德和伟恩的合作关系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贝拉德在购并案中主要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但他在不断地成熟，他开始学会伟恩的谈判技巧。从伟恩身上，他学会了如何打破谈判僵局，他学会了如何抓住对方弱点，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他还学会了重要的生意规则 ； ；信守承诺。这些努力使贝拉德能更好地配合伟恩的工作。

　　买下新公司只是伟恩事业经营的起点，扩展业务、提升价值才是伟恩经营的主要目标。例如，伟恩花360万美元买下"活动厕所出租国际公司"后，经向该公司全美各地的经理了解，发现该公司的许多卡车和活动厕所又脏又破。伟恩认为这非常影响公司形象，因为公司的卡车每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卡车和活动厕所上都印有公司的名称，别人会从对公司的卡车和活动厕所的直观感觉上形成对公司的印象。而经营服务业，公司在客户服中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伟恩决定再投入250万美元，用以添购新的卡车和活动厕所，以达到改善公司业务，促使公司业务量飞速增长的目标。后来，伟恩将"活动厕所出租国际公司"卖给了废弃物管理公司，虽然该购并案的售价并未对外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交易着实令伟恩大赚了一笔。如果当初没有那250万美元的投入，其收益也不会如此让人高兴。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伟恩急需更多的帮手来管理公司。于是，不断有新的人员在伟恩的招揽下加盟伟恩控股公司。公司负责行销与业务工作的唐·史麦力和负责监督稽核工作的、来自“罗兵卡波会计师事务所”的罗陈都是在这时加人伟恩控股公司的。

　　虽然伟恩离开了废弃物管理公司，但他仍然和以前共同创业的伙伴们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他们一起做了两个漂亮的案子。其中，一个是“六十六号码头饭店”案。1985年12月，伟恩和他的伙伴们班特拉克、派德森、麦尔克等人从菲利浦石油公司手中以46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六十六号码头饭店"，而后又花了1300万美元为该饭店进行了装修和扩建。这家饭店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中心。所以短短的两年之后，伟恩他们就以7900万美元的高价将"六十六号码头饭店"卖给了一家地产集团，这次交易使伟恩和他的伙伴们不但净赚了2000万美元，而且躲开了随后的房地产危机。1993年伟恩和他的伙伴们又以3250万美元购回了该饭店。另一个案子是"坎隆草坪照料公司"案。1987年1月，伟恩请唐·福林帮他将他手中所有的服务业，包括除虫、瓶装水、清洗零件等公司包装上市，准备像他当初在废弃物管理公司那样，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股票来迅速并购其他公司，使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唐·福林当时正准备从废弃物管理公司退休，于是就和伟恩一起为新公司"美卡公司"（后改名为"美国服务公司"）的包装上市作准备。唐·福林一开始就为伟恩募集到100万美元。尔后，伟恩、福林、贝拉德三人飞到纽约，与恰克·路易斯和其他投资银行家商讨"美卡公司"上市的有关事宜。当时，伟恩旗下的服务业公司规模太小，年营业额只有5000万美元左右，所以，恰克·路易斯和其他投资银行家对"美卡公司"的上市计划兴趣不大，相反，却建议伟恩收购美国草坪维护业最大的公司"坎隆草坪照料公司"。伟恩虽无此把握进行这一大案子，但他却开始留心有关"坎隆草坪照料公司"的有关动态。根据美林公司1987年1月至2月间的有关谈话及评论，伟恩敏感地意识到美林公司会对"坎隆草坪照料公司"有所行动，于是他于1987年2月12日买进第一批"坎隆草坪照料公司"的股票。随后，他又建议他的太太、他的妈妈、他的妹妹及其朋友去购买"坎隆草坪照料公司"的股票。事实果然如伟恩所料，1987年2月，美林公司提出购并"坎隆草坪照料公司"的计划案。2月12日，废弃物管理公司决定购并"坎隆草坪照料公司"。"坎隆草坪照料公司"的股价一度被拉高到每股36．5美元，使伟恩本人及听他建议购买了'政隆草坪照料公司"股票的人，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获利100％。

　　收购百事达

　　伟恩和他的那些老朋友经常碰面，商讨一些投资计划案。如果他的那些老朋友发现好的案子，很适合伟恩，也会先给他寄份资料看看，然后再跟他探讨有关事宜。

　　一天，麦尔克约伟恩到罗德岱堡的“玛利特港海滩饭店”会面，就是为了给伟恩介绍一个非常好的案子。这件案子将给伟恩的事业带来新的转折。

　　麦尔克这次介绍给伟恩的是关于“百事达”录影带出租店的案子。“百事达”是由大卫·库克于1985年创建的录影带出租连锁店。当时，录放影机的价格一降再降，使得这项家用电器不再为有钱人所专享，而是快速进入美国一般家庭。在美国"有电视"的家庭中，已经有28％的家庭有录放影机，且这一数字据预测在未来五年内还将成倍增长。但录影带的价格却并不太便宜，每卷录影带需49．95美元，这使得一部人买得起录影机，却买不起录影带；或买得起录影带，但也并不想将家里变成电影图书馆。市场对录影带出租业的需求使专门的录影带出租店在全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大卫·库克也是受现金收入的利诱进人这一行的，因为他所开的"库克资讯服务公司"正因石油价格下跌而遭受重创，急需为公司寻找新的出路。

　　大卫·库克刚加人录影带出租业就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他意识到人行容易及影带出租店的大量出现使得影带出租业竞争将日趋激烈，决定把“百事达”办出自己的特色，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增加其竞争力。

　　“百事达”摒弃了录影带出租业的旧模式，实行现场展示，让影带摆到货架上，使顾客真正能做到自选。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光顾“百事达”，大卫·库克还决定不收会员入会费，使得有些顾客不会因在其他影带出租店缴了会费而对“百事达”望而却步。另外，“百事达”还实行了一项深受舆论好评的政策，那就是不出租限制级的片子。这项政策的时机选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影带出租业的顾客正从以成人为主转移到以孩童与家庭为主，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在影带出租店四处乱逛看到些不该看的东西，常常选择“百事达”作为他们的光顾对象。

　　这一系列措施使“百事达”一开始生意就极为红火，有时顾客甚至还会在店外排起长队，等着进店里。于是，1986年年初库克和他的合伙人安德森开始筹划"百事达"的连锁店，他们花了3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发货中心，该发货中心可以在24小时内装好三家连锁店的货，这使得公司的飞速扩张变为可能。

　　但随着“百事达”规模的不断扩大，库克手中8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变得极为紧张，越来越不够用，而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拓展"百事达"连锁店。于是，他决定利用股票承销募集资金。

　　事实并未如库克所愿，他原想通过股票承销募得1800万美元，但由于当时的股市低迷不振以及（贝伦》月刊的《华尔街股市风云砖栏对"百事达"经营观念的负面报导，使得"百事达"只募得400万美元的款项，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库克的资金需求。

　　麦尔克正是通过各种渠道对“百事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认为对伟恩是～个非常好的案子，才约了伟恩来见面。麦尔克对这次会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提交给伟恩一份关于“百事达”影带出租店的企划报告，他希望伟恩能和他一起投资。但伟恩测览过这份企划报告后，非常明确地告诉麦尔克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在伟恩看来，影带出租业所依赖的是一种很快会过时的科技，生命力非常有限，而且顾客变动很大，不易把握。但麦尔克十分坚信这个案子对他们很合适，而伟恩是最合适的经营人选。麦尔克坚持要伟恩抽时间去看看“百事达”影带出租店。

　　看到麦尔克的坚持，伟恩不愿扫老朋友的兴，最后终于答应到芝加哥郊区拉巴德去参观“百事达”的一家影带出租店。而当伟恩走进那家“百事达”影带出租店后，态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发现他原先对影带出租的印象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其实，影带出租业也是一种服务业，靠特色服务吸引顾客，而影带出租业所带来的高额的现金收人也非常合伟恩的胃口。于是，伟恩、回到罗德岱堡后，开始重新研读麦尔克交给他的那份关于“百事达”的企划报告，分析报告中对影带出租业的背景介绍、前景预估以及所列示的数据。分析的结果使伟恩最终确信麦尔克的观点，认为影带出租业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业，决定做“百事达”这个案子。

　　1987年2月5日，伟恩约精通财务的唐·福林以及麦尔克一起飞往达拉斯，与"百事达"的主管库克和安德森会面。库克和安德森领着伟恩、唐·福林、麦尔克等人逛了几家"百事达"影带出租店，并着重介绍了他们的发货中心。当伟恩了解到发货中心能满足飞速扩张连锁店的需求后，更坚定了他入主"百事达"影带出租连锁店的决心。

　　当天，伟恩就与库克和安德森就投资的细节进行了讨论。但好事多磨，这桩即将谈妥的180Q万美元的大生意因"百事达"的董事和主管都没有保险而搁浅，因为这意味着"百事达"的新董事要对"百事达"负起个人责任，而这是伟恩他们所不愿承担的。加之在购股证的数目上，双方也有很大分歧，于是，伟恩、麦尔克和唐·福林决定暂停与"百事达"的谈判。

　　伟恩知道“百事达”正陷于资金的困境，库克和安德森急于从外界获得资金。伟恩正是摸准了这一点，退出谈判变退为进，以增加谈判的进码。果不出伟恩所料，就在他飞回罗德岱堡几小时后，“百事达”董事克林顿·爱伦就打电话来，邀他再次谈判。

　　第二天，库克他们飞往罗德岱堡，与伟恩最终敲定‘万事达”这桩投资案。整个投资案的结果是库克他们作出了很大让步，伟恩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伟恩他们分三个阶段以1850万美元买下"百事达"120万股的股票，以及认股权及额外的170万股的认股权，这使伟恩他们取得"百事达"60％的股票，获得"百事达"的控制权，而库克和安德森最终丧失了"百事达"的控制权。

　　接手“百事达”后，伟恩开始以自己的经营方式来运作“百事达”。原来“百事达”为了扩展业务，放出大量的经营执照给各地的投资人经营，而丝毫不索取经营执照费，且“百事达”对这些加盟店缺乏足够的监督及控制，这使“百事达”本身损失了许多。伟恩很快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加盟店全数收归自己的公司，以增强“百事达”本身的实力。另外，伟恩还决定采取以往的购并策略，迅速扩大“百事达”的规模，这样既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又可以扩大市场份额，一举两得。

　　“百事达”购并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吃影迷影带出租店”。这家影带出租连锁店是由吉姆·艾利斯和他的三个兄弟经营，是当时全美第二大个人持有的影带出租连锁店（加盟店不包括在内），其规模比“百事达”还大。而当时“百事达”1986年亏损300万美元，急需改变现状。购并"电影迷影带出租店"可为"百事达"带来既定的利润，改善其财务状况，同时，也可除去竞争对手，强化公司实力。这次谈判对伟恩来说，是一场艰难的选择，因为他明显处于劣势，有违他一贯强悍的作风。以往大都由他出价，并很少对对方让步，但这次却反过来了，基本上由艾利斯出价钱，他来订条件，这使伟恩始终对这次购并结果不满意。但由于"百事达"当时真的非常需要一次购并，这次购并最终还是在1987年5月完成了，总成交价约为1700万美元的现金、股票和购股证。

　　而这次购并也使“百事达”的新老投资人马发生激烈冲突。库克和安德森因无法理解伟恩新的经营观念，分别于1987年3月和4月相继离开"百事达"，并带走了"百事达"影带出租连锁店的大部分主管。而"百事达"当时的经营尚未完全步入轨道，在此紧要关头，伟恩只得亲自接任董事长之职，并开始重组"百事达"的管理团队。

　　罗伯·卡索贝利是库克、安德森走后留下的两名主管之一，伟恩让他仍留任营运单位的副总裁，负责处理公司日常运作。伟恩派贝拉德接任财务执行长，裘·柏克担任主计长。伟恩又从外挖来了行销专家汤姆·葛鲁伯和专精地点选择及营运方面的专家陆奇·萨凡尼斯基。“百事达”其他主管也被伟恩通过各种渠道 ；一猎到。这些主管大多来自成长迅速的公司，而且非常优秀，即使主管规模成本巨大，伟恩认为也是值得的。因为伟恩相信雇用最优秀的人才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如果你希望公司能快速成长，你就需让优秀的主管 ；一就位。伟恩在广征贤才上表现了一位企业家所罕有的特质。他既有良好的管理才能，又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别人的专长。这也许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

　　为了能使公司主管愿意为公司股东利益而拼命工作，伟恩采取了他曾在废弃物管理公司所采取的主管薪资制度 ； ；股票认购权。与其他企业所不同的是，伟恩不仅将"百事达"的股票认购权发给公司的高层主管，而且发给其他主管人员以及一般职员。股票认购权可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也吸引了很多主管自愿降薪到"百事达"工作。因为透过股票认购权，他们不仅可补回原来的薪水的损失，而且还赚进更多的收入。"百事达"的工作非常辛苦，有些主管常常一星期工作7天，但他们常常乐此不疲，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拼命工作，公司运作良好，他们最后就可能变成百万富翁。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伟恩除了让公司股东赚进巨额利润外，还使"百事达"的公司主管们成为了百万富翁。

　　有了良好的管理团队，伟恩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经营。他和麦尔克飞往全美各地参观影带出租店，考察超级影带出租店的构想是否可行。考察的结果显示超级影带出租店的经营构想是行得通的。

　　伟恩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扩张计划。公司要迅速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如开设一家影带出租店需要花费50万美元，伟恩首先要想方设法筹集大量资金。伟恩加速进行"百事达"第二次及第三次的现金增资计划，他、麦尔克和唐·福林先后拿出1800万美元实施其股票认购权；另外，"百事达"还向迈阿密银行贷款1000万美元。此时，伟恩手中筹措到2800万美元，但这些钱还不足以让伟恩实现他心中的扩张计划，于是，伟恩准备通过"百事达"公开上市，以股票承销的方式再筹措一部分资金。

　　从1987年夏天到秋天，伟恩他们一直在为"百事达"的股票承销做准备，计划于1987年11月5日公开进行股票承销。伟恩对这次股票承销有十足的信心，但1987年9月21日出版的叙伦》月刊的烨尔街股市风云》专栏，再次发文质疑"百事达"的经营观念及影带出租店激增的现象。这篇报导像1986年9月那次一样，给"百事达"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华尔街股市显然对"百事达"这家成长业绩未得认可且盈余又不足的公司并不太感兴趣；加之当呼服巾止阻fly逆，日争达一的股价从母股3Z吴兀卜跌至每股13．75美元。这时，有人劝伟恩减缓"百事达"的成长速度、取消"百事达"的股票承销，但伟恩拒绝了这些建议。在他看来，快速成长是'百事达"竞争制胜的法宝，他不可能减缓"百事达"的成长速度。而且伟恩并不打算低价卖出"百事达"公司的股票。他找来彼尔·派德林、恰克·路易斯、狄恩·班特拉克、哈利·惠善佳。以及美林公司的五位同僚，进行不公开的股票承销。正是由于这些人对伟恩有充分的了解、对他的经营才能有充分的自信，使得伟恩能在市场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轻松卖掉100万股"百事达"的股票。在扣掉有关的费用后，伟恩通过这次不公开的股票承销共取得840万美元。这使伟恩手中有了足够的资金来实施他预期的扩张计划，同时，也使伟恩对"百事达"有了更深的责任感。

　　“百事达”在伟恩的带领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1986年年底，"百事达"仅有19家影带出租店；而1987年年底，"百事达"的影带出租店已有133家；到1988年年底，"百事达"的影带出租店已达415家；而到了1989年年底，"百事达"暴涨为1079家影带出租店。"百事达"几乎每48小时就有一家新的影带出租店开张，后来变成每24小时、甚至17小时就有新的影带出租店开张。

　　除了开设新的影带出租店，伟恩还在不停地进行购并交易。通常伟恩会有许多不同阶段的案子在同时进行，在他担任“百事达”董事长的7年间，他共处理过110桩不同的交易案。此时，伟恩·惠善佳的谈判技巧更加炉火纯青，这使得他在影带出租业的购并所向无敌。

　　不管是购并小公司，还是购并上市大公司，伟恩的谈判作风一向以强硬著称，他在谈判中向来洛守这样的原则：不要让自己陷入困境；不要说出让自己无法转圈的承诺；离开谈判桌，一定要抬头挺胸；只要你不放弃，任何一笔交易都还有机会成交；真正掌握另一方的容忍底线；要知道何时扭头就走；不接受“不”的回答。伟恩对自己有极强的自信，一旦下决心做某件事，就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挡他。

　　除了强硬的作风，伟恩在谈判中也特别注意谈判的技巧。伟恩和别人谈判，很少直接切入主题，而总是先谈一些趣闻等，让对方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然后用逻辑和理智说服对方，指出交易条件的利益所在，让对方去做对他自己有利的决定。当然，伟恩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伟恩有一个很有名的谈判说辞就是“现在成交的话，100美元。要是明天成交．就只有90美元。"伟恩确实是一个令对方感到害怕的谈判高手。

　　天才的扩张

　　为了使“百事达”在美国西部迅速占领市场，并且除掉“百事达”的头号竞争对手，伟恩决定购并“少校影带出租店”。“少校影带出租店”成立于1985年，是首先尝试"超级影带出租店"构想的影带出租店，它在影带出租业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是除"百事达"之外，影带出租业最大的业者。

　　当伟恩决定购并“少校影带出租店”之后，他在公司内外遇到了无数阻碍。首先，“少校影带出租店”的创始人卡特莱特和摩尔都拒绝卖掉“少校影带出租店”，因为他们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经营；其次，“百事达”的一些高层主管也对这项购并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百事达”无论在地点的选择上，还是经营观念上，都比“少校出租店”强，靠竞争完全可以将“少校出租店”打败，无需冒被证监会调查的风险，进行购并。但伟恩对这项购并有一种杀手般的直觉，他一直坚持推动这个案子。

　　伟恩给“少校影带出租店”的股东以特别优厚的条件，即便“少校影带出租店”许多加盟商都是卡特莱特和摩尔的朋友、亲戚，他们也无法拒绝这种诱惑。另外，伟恩还邀请卡特莱特和摩尔参观“百事达”影带出租店以及“百事达”的电脑系统及仓库，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使谈判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伟恩还说服了“百事达”内部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人，使他们支持他的决定。伟恩的这些努力最终没有白费，他与卡特莱特及摩尔就“少校影带出租店”购并案达成了初步协议，并于1988年4月24日对外宣布。最后，案子于1989年1月17日完成，成交价格高达1．1亿美元。

　　此外，伟恩还以价值3000万美元的现金、股票及债务承担购并了拥有两百家影带出租店的"依洛影带出租店"。这些购并大大增加了"百事达"的影带出租店家数及盈余，使它最终成为了影带出租业的巨人，伟恩也因此成为影带出租业能呼风唤雨的重要角色。

　　从1988年到1989年，"百事达"的股票已分割过两次，大部分的购并案都是用"百事达"的股票来支付的。但"百事达"的股价并末因股票分割而下跌，相反，却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从每股5．75美元飘升至每股33．5美元。这使"百事达"的股票在华尔街变得炙手可热，许多人因购买"百事达"的股票而大赚特赚。但即便如此，"百事达"还是一直不被法人投资机构看好，他们担心付费频道会对影带出租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且认为"百事达"股票的数量过于庞大。这些都让共同基金的投资经理对"百事达"望而却步。而1989年5月9日，一位颇受敬重的贝尔泰尔公司的分析师李·赛德勒发表的一篇指责"百事达"的报道，在华尔街引起极大反响，给"百事达"带来巨大的冲击。当天"百事达"的股票每股就下跌了5美元。"百事达"的股票成了华尔街股市卖压最沉重的几支股票之

　　分析师李·赛德勒在其报道中指出，“百事达”之所以会有惊人的营业额、盈余及股价，是因为“百事达”所采取的会计原则。“百事达”采取以较长的时间来摊销其录影带的成本和商誉的价值，若除去这些会计花招，“百事达”影带出租店的每股盈余应该只有7美分，与"百事达"1988年所公布的每股57美分相比，足足少掉50美分。所以，赛德勒认为，"百事达"的表现根本是空中楼阁，一有危机就会倒塌。

　　赛德勒的报道使伟恩震怒不已，但伟恩并不想正面反击，他不想抬高这篇报道的身价。起初，伟恩采取了消极辩解的策略，但事情却变得更为恶化，“百事达”的股价节节下滑，于是，伟恩决定奋起反击。在5月16日在"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的会议上，伟恩针对赛德勒的那篇报道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演讲。伟恩列举了"百事达"的一系列数据，通过数据来说明"百事达"影带出租店所赚得的巨额现金，这并不是用任何会计方法可以做到的。

　　伟恩的那次演讲拯救了“百事达”。他澄清了大家的有些猜测和怀疑，使许多人重拾对“百事达”的信任。“百事达”的股票价格也开始逐渐回升，使“百事达”得以在1989年8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股票分割。伟恩的出色表现也恢复了他个人的声誉。

　　取得了这场媒体攻击战的胜利后，伟恩又开始专心于“百事达”的经营。为了使“百事达”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伟恩决定进军国际市场。到1990年年未，"百事达"已签订合约，在墨西哥、澳洲、日本、委内瑞拉、西班牙、夏威夷等地开设"百事达"影带出租店。1991年年末，"百事达"又购并了其在英国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 ； ；经营"里兹"影带出租店的"城市视讯公司"。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百事达"大踏步地迈向国际化，使"百事达"的声势比其实力来得还高。

　　在进军国际市场的同时，伟恩也丝毫没有放慢国内市场的扩张步伐。1989年4月伟恩以价值1．22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购并了加盟商史卡特·贝克手中的106家影带出租店，这使"百事达"在全美的五大城市区 ； ；亚特兰大、芝加哥、底特律、明尼亚波里斯／圣保罗及密尔瓦基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随着“百事达”的规模逐渐扩大，伟恩在娱乐界的影响也逐渐上升。曾一度对他抱有敌视态度的好莱坞也开始重新审视伟恩并接纳他。因为“百事达”拥有货量丰富的录影带管储系统，它只要让旗下每一家出租店买某一卷录影带，就可为电影公司带来巨大的收入，这使得许多电影公司的主管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好莱坞的态度也由敌视变为合作。1989年，"百事达"筹办的"百事达加盟商年度行销展览会"的年会就是由好莱坞赞助的。而伟恩也在1990年被《娱乐周刊》选为娱乐业十大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伟恩对待华尔街总是显得小心谨慎，时刻须谨防短线投机商对“百事达”股票的炒作。短线投机商是华尔街股市一股负面的力量，当他们不看好所买股票公司未来的营运展望，预期这些股票的股价将会下跌，他们将做空这些股票。这股短线进出的投机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些甚至可以搞垮整个企业。伟恩对华尔街采取的政策是尽量让华尔街对“百事达”的期盼维持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既不会过度期待，也不会期待过低。他们从来不会透露给华尔街所谓内幕消息，但必要时，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他们一点提示。伟恩他们尽量使华尔街的分析师了解影带出租行业的优缺点，以免他们无端起疑。但有时还是无法避免意外的发生。

　　当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后，"百事达"遭到剧烈的冲击。当科威特和伊拉克在广阔的沙漠上激烈大战时，顾客们都待在家里，我在电视机前面，看CNN及其他电视网的海湾战事报道，很少有人租录影带来看，造成“百事达”的营业收人大幅下滑。伟恩开始期望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终止，故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对海湾战争给“百事达”业绩的影响，一直不发表任何评论，华尔街的分析师及投资者开始起疑。当伟恩实在无法回避时，对外表明“百事达”的营业额及盈余仍维持二位数。但这远远低于分析师的预估值，“百事达”股价开始下挫。加之，“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将让有限电视系统由原来的75个频道增加到150个频道；电讯传播。AT＆T及美国西部公司等共同宣布将于1991年年底让顾客在任何时间，从1000部电影名单及特别程式中订购影片。分析师及投资者又开始担心影带出租业将受电子高速公路的影响，变得过时，更加速了"百事达"的深幅下挫。

　　而短线投机客的大肆炒作以及“百事达’”最大的加盟商“卡克斯企业”的撤出，更使“百事达”雪上加霜。有关报刊纷纷发表对“百事达”持怀疑态度的报道，在此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伟恩不得不再一次为“百事达’有一场保卫战。

　　1991年5月召开的"百事达"股东年会对伟恩来说，是一个最有利的反击场合。他充分意识到整个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这次股东会的演讲关系着"百事达"的成败及大家对他个人领导的信心。他为这次演讲作了充分的准备，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在股东会上，伟恩针对有关媒体的一系列攻击进行了逐一批驳，并说明影带出租业并未遭到威胁，“百事达”将在3年内消失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为了股东更好地理解他的说明，伟恩又寄了一份有关演讲内容的信函给股东。

　　但伟恩的这些努力并未像以前那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百事达”的股票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起色，仍是纽约股市卖盘压价最低的股票之一。到1991年年底，"百事达"的股票已跌了6．8％，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20％。伟恩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他也开始重新思考"百事达"未来的发展方向。

　　娱乐业巨子

　　伟恩开始尝试让“百事达”进行多角化经营，但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新的多角化经营必须和娱乐业有关。因为这样既可以发挥“百事达”的优势，又可以避免华尔街对“百事达”脱离影带出租业的疑虑。

　　伟恩首先想到音乐专卖店。他拜访了有关音乐零售业的主管，其中一位是“加州山姆摇滚控股公司”的总经理史坦立·高德。“加州山姆摇滚控股公司”拥有两家音乐专卖连锁店 ； ；"声音仓库"和"音乐正电"。1992年夏天，"加州山姆摇滚控股公司"有意出售，伟恩便通过谈判买下总价值达1．85亿美元的现金及股票，总共有236家音乐专卖店的两家音乐连锁店，使"百事达"一举跃居音乐零售业第七名。

　　在“百事达”购并“声音仓库”和“音乐正电”还不到一个月，伟恩又完成了“百事达”与“维京”的合伙案。维京超级音乐专卖连锁店是专供成年人选购最新CD的商店，办得极有特色，当时在欧洲市场相当有名气。"百事达"与"维京"合作，使"百事达"持有"维京"在欧洲15家音乐专卖店的一半股权，以及维京美国音乐专卖店75％的持有权，这大大提高了"百事达"在音乐市场的地位。

　　但伟恩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座右铭就是：“保持不断的前进。”他注意到好莱坞拥有丰富的影片资源，有心使“百事达”朝节目规划的方面发展，遂决定进军好莱坞。伟恩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共和影业公司。共和影业公司业务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拥有超过1000部影片的版权，其中不乏众多经典巨作，这对于有线电视及无线网络的播放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1993年1月，伟恩花2500万美元买下共和影业公司35％的股权及购股权证。随后，伟恩又瞄准了拥有《爱之船》、价门恩怨》电视影集及电影《魔鬼终结部版权的史派林娱乐公司。1993年3月，伟恩又耗巨资购人史派林娱乐公司48％的股权，总价值高达1．4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成功的交易，可以称得上是伟恩个人事业的又一项成就，它即使伟恩以较合理的价格取得史派林娱乐公司的控制权，又向华尔街传递一个信息：“百事达"正转型成为一家娱乐公司。

　　持有共和影业公司和史派林娱乐公司的股权并不是伟恩的最终目的，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从1993年1月到3月，伟恩一直持续购买共和影业公司的股份，并最终取得共和影业公司的控制权以及董事会两个席位，这使他合并史派林娱乐公司及共和影业公司的计划成为可能。他和两公司的其他董事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一项协议：史派林娱乐公司以每股13美元的价格，买下共和影业公司的股票。史派林娱乐公司则将其新的股票卖给"百事达"，以取得进行这项合并案所需的1亿美元，最后"百事达"取得这家新合并公司70．5％的股份。

　　对于伟恩而言，为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如果公司总裁仅仅是为了保住他在公司的位置，而不是从股东的立场去考虑，那他就不是一个最好的经营者。伟恩努力地经营公司，保持公司的活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公司的股票一直飘涨，使公司的股东在较短的时间里赚更多的钱。

　　伟恩进行多角化经营，使“百事达”摆脱单一的经营模式，朝全方位娱乐公司的方向迈进，这大大提升了“百事达”在大众心中的地位，投资人重拾对“百事达”的信心，“百事达”的股票终于在1993年7月1日跃上一年来的最高点：每股超过21美元。这再一次显示了公众对他经营才能的认可。

　　随着1993年进入尾声，伟恩又即将面临他人生事业的又一重大转折，一项对他及"百事达"都有重要意义的交易案悄然来临。这使伟恩由此迈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 ；职业运动。

　　早在1989年，拥有裘·罗比球场和"迈阿密海豚队"的裘·罗比正陷入财务困境，他虽然并不想卖出球场和球队的股份，但他也没什么选择。而伟恩看中的是裘·罗比球场的巨大商机，他认为这个球场如果经营好的话可创造出相当局的营业额。于是，伟恩开始和裘·罗比接触，商讨有关交易的可能性，但双方无法就交易价格及球场的控制权达成一致，交易案暂时搁浅。1990年，裘·罗比因病去世后，交易案才又重现生机。1990年3月7日，双方达成协议：伟恩以500万美元买下裘·罗比球场一半的股权（加上债务承担），并以1200万美元买下迈阿密海豚队15％的股权，还持有额外10％股权的购买权。这个交易案最后虽然由裘·罗比的子女特有球队的多数股权以及球队和球场的经营权，但在资本费用部分必须征询伟恩的意见。

　　这笔交易案是极为成功的交易案，而且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就在此次交易几天后，NFL和电视公司就签订了一项新的电视播放合约，这份合约让联盟内的每一支队伍在未来四年内股份都暴涨了1．28亿美元，球队因而增值15％。所以伟恩刚完成交易，他的股权就已开始增值了。

　　1990年春，全美棒球大联盟决定增加两支特许扩编球队，伟恩也加入了激烈的角逐，他想通过棒球给裘·罗比球场带来巨大的收入。伟恩规划出一个严密的争夺计划，凭借他雄厚的资金实力，一举夺得全美棒球大联盟的扩编特许权。但伟恩并不把注意力摆在球队老板炫目的光彩上，对他而言，职业运动也是生意，建立棒球队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一项扎扎实实的以利润为导向的事业。他坚持采取保守的会计政策，严格控制球队的开支，他可不愿看到负债累累的球队。

　　1992年，伟恩买下了冰上曲棍球的特许权。1993年1月伟恩又按他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从罗比家族手中花1．28亿美元买下海豚队，最终取得海豚队的控制权。这样，伟恩就成了同时拥有全美三大职业运动球队的第一人，他的运动事业变得无人能及。

　　伟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球场及球队。他为球场加盖停车场，增加新的小吃摊，并努力提高球场服务质量；他在球场布满了广告，连方向牌和记分板上都是广告；为了吸引球迷，他还在球场内的餐厅设有赛前乐队演奏，中场休息，还有脚踏车比赛和向球迷分发小礼品等。这些好的行销策略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伟恩毫不掩饰地一再强调把职业运动当生意看的经营态度也遭到很多球迷的批评，因为他们对球队赚钱持负面看法，担心球队不舍得花钱在顶尖球员身上。但伟恩认为球队要想持续经营下去必须控制好球员的薪资。可这一做法也给伟恩带来相当大的麻烦。从1994年8月到1995年4月，爆发了职业棒球及曲棍球的劳资纠纷，球员工会拒绝接受球队老板所拟定的薪资限制，而球队老板坚持薪资限制，借以压低几乎占职业运动业一半收益的球员薪资。伟恩是属于球队老板中的"强硬派"。事情后来虽然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施压下得以解决，但伟恩拥有的马林鱼队和豹队的亏损已高达3800万美元，这是伟恩当初所始料不及的，这也使伟恩发现经营职业球队和经营别的行业是多么的不同。

　　从伟恩最喜爱的赚钱游戏看，职业运动的投资回报并不令人满意，而职业球队也只是中等规模的事业，这些尚不足以让伟恩全心投入其中，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早在几年前，伟恩就曾担心通讯网路、频道租片等高科技对“百事达”的冲击，现在，这种担心又开始困扰伟恩。虽然高科技目前还未真正影响“百事达”的业务收入，但却一直压抑着“百事达”的股票表现，使“百事达”的股价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增值，这对～个以赚钱论成败的人来说，“百事达”已不再具有挑战性。伟恩需要挑战，他觉得应该适时地从“百事达”退出，去迎向新的挑战。

　　1991年，伟恩曾拜访过维康公司，但当时，那仅仅是他对业界进行调查的部分任务之一，是为了让娱乐界了解"百事达"的业务，知道"百事达"有很多现金可以投资一些相关的计划案，并没有明确的合作意向。

　　维康公司作为一家有线电视公司，拥有有线电视系统及付费电视节目，其MTV音乐台及Nickeldeon儿童节目更是享誉业界。维康公司具有公众及评论人士认可的高科技含量，而这正是"百事达"所缺少的。伟恩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百事达"若能和维康公司合作，一定会掩盖"百事达"所潜藏的缺点，避免一些攻击，使"百事达"的股票将来不再因此而受重挫，并从此顺利转型为一家全方位的娱乐公司。由于雷德史东的全国娱乐公司持有维康公司70％的股份，所以"百事达"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购并维康公司，唯一的可能就是合并。

　　伟恩通过史耐德牵线和雷德史东进行接触，提出两家公司的合并计划，但由于雷德史东～直想购并派拉蒙传播公司，加之对影带出租业也不是很有信心，“百事达”与维康公司的合作计划遭到搁置。

　　1993年9月，雷德史东终于和派拉蒙传播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并协定，但合并计划一公布，就引起娱乐界的注目。由于派拉蒙传播公司具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这使得几乎所有想搭上资讯高速公路列车的重要媒体公司及好莱坞公司都想分派拉蒙合并案这块诱人的大饼。很快，家庭购物频道公司"QVC"的董事长巴利·迪雷就加入了这场购并大战。

　　QVC把派拉蒙的股价不断拉高，这使维康公司急需更多的现金来支持其购并派拉蒙。于是，维康公司想拉具有充沛现金收入的"百事达"加入，为派拉蒙购并案助一臂之力。伟恩和"百事达"的其他董事经过仔细商讨，发现"百事达"加入这个投资案所得的好处是相当诱人的。"百事达"可以透过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取得MTV、Nickelodeon，或派拉蒙片厂、主题公园、出版公司和优秀的有线电视网《表演时段》这样的资源，而且可以使"百事达"更具娱乐王国的资格。于是，伟恩决定加入这场购并大战。

　　伟恩和雷德史东都是强悍的谈判对手，他们两个阵营的谈判，常常因故中断，但最终还是会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在帮助维康公司取得派拉蒙传播公司购并案的胜利后，“百事达”与维康公司的合并案也终于尘埃落定。此次合并案的总价值高达84亿美元，"百事达"股东持有三家公司合并后52％的股份。但雷德史东在持有"百事达"少数股权的情况下，享有"百事达"的经营权。伟恩也因为此次合并而撤出了"百事达"的经营。

　　这次合并案使伟恩遭受了股东和舆论界前所未有的攻击，但伟恩确信这是一个很棒的合并案，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并案是以每股31美元计价，仅次于"百事达"全盛时期的巅峰股价，而且总价84亿美元的合并案将会因维康公司股价的上涨而升至100亿美元，甚至更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伟恩是正确的。如果“百事达”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它的股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一定会重挫，但由于和维康公司合并，从而使“百事达”的股东获利匪浅。伟恩虽然对“百事达”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他更知道何时对一个行业罢手，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的利益。

　　伟恩虽然成就了两家数十亿美元的大企业，但他更渴望挑战另一个事业高峰。离开“百事达”的伟恩又开始搜寻新的规模较小的公司进行购并，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伟恩展现给我们的将是他的第三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帝国。

Martin

　　●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进商学院好；当服务员，去远东旅行。

　　●发现低买高卖的机会的办法，是寻找那些未被认识到的，或未被发现的概念或者变化。

　　●每当中央银行在维护某种东西的低价位时，聪明的投资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不管赌什么，永远跟中央银行相反。

　　●供成就是价格，投资的铁律就是正确认识供来关系。

　　罗杰斯其人——亚拉巴马的土孩子

　　曾被报纸上称做“投资任才”的吉姆·罗杰斯，生于1942年的亚拉巴马，是五个兄弟中的老大，家教很好。他在德摩保利斯（Lkilllopol初长大（这是一个当时只有7800人口的小镇），他家的电话号码是5，非常简单，以至于罗杰斯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往家里打电话，接线员怎么也不相信还有这么简单的电话号码。他的父亲是一个古老的亚拉巴马州家族的成员，为博登化学公司管理一家生产埃尔默胶和甲醛的工厂。他的祖母格兰带丝在四五十年代是俄克拉荷马雨果市的一个通讯记者。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她就像一个初生牛犊。一个小巧玲戏的女士（身高不过5英尺）总是大踏步地走过警长的办公室，采访那些杀人犯。但结婚后，她早年的梦想就变成了褪色的回忆。罗杰斯说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能看出他祖母内心深处的挫折感——一种愤怒。他祖母知道她错过了她最好的机会，并且明白生活能给出的比她已经得到或能够得到的多得多。罗杰斯很爱他的祖母，也不想走她的路。这些认识促成了他后来在华尔街的成功。

　　罗杰斯是在德摩保利斯镇上读的高中，成绩很好，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罗杰斯考入耶鲁大学，1964年毕业，他一生热爱学习，很想继续他的学业，曾考虑过去上医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也申请过几家研究生院，并在学校和几家公司的招聘会上洽谈过，其中一位来自多米尼克公司的招聘员和他谈得很投机，于是罗杰斯就去了多米尼克公司，此时的罗杰斯还分不清债券和股票。但是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证券业务，并爱上了华尔街。他一向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了解时事，在这里他吃惊地看到，在这条街上有人会因为他估算出智利爆发的革命会使铜价上涨而付给他钱，当时的他刚从学校出来，很穷，急需要钱用，华尔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罗杰斯说：“我所喜欢它的原因不是它能挣钱，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钱，但是，假如你聪明，使用你的智慧，并且关注这个世界，那么，你就能得到一切。在那时，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经常贪婪地阅读。你不必打领带，也不必加入乡村俱乐部。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并得到相应的报酬。我认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事。”夏天过完后，他取得了去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在那里他上的是巴利奥学院，学习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作为一个矮个子，他成了从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出生的第一位曾在泰晤士河上参加过牛津——剑桥赛艇比赛的舵手，并赢得过比赛的冠军。

　　罗杰斯说话方式很谦逊，几乎有些害羞，但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他总是穿一件运动夹克和不相配的裤子，不穿大衣，甚至在纽约严寒的冬天也是这样。1965年夏天，他又回到多米尼克合伙公司，在该公司的场外交易部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年，他从军了。在此期间，他用指挥官的钱买了股票。由于赶上牛市，回报相当可观。服完役后，他又回到了纽约，先在巴赫公司工作，然后为迪克·吉尔德工作。在那里工作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最好懂得数字。在20世纪60年代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许多人正在赚钱，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赚来钱的。"再后来他又去了纽约格和伯曼公司。

　　1970年在安霍德和圣·布雷克罗德工作时，他认识了乔治·索罗斯。他们组成了投资领域中最成功的双子星。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自己两个人和一个秘书，索罗斯做交易，罗杰斯专门进行研究。他们合作之后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的赢利率达到了3365％，而同时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上升了大约42％。这个基金的成功关键在于独立思考。罗杰斯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公司在下个季度的利润或者是1975年铝的运输的前景，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如何改变某个产业或某个股票板块的命运。我们所预见的和当前的股票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别越大越好，因为这样使我们更赚钱。"这也是华尔街所称的头脚颠倒的方法。

　　1980年，罗杰斯37岁时，他决定退出股市，去尝试另一种事业。他在华尔街工作时，只顾埋头工作，使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世界范围内的资金、货物、原材料和信息的流通。1968年，他揣着600美元初入市场，到1980年退出时已拥有了1400万美元。由于工作太投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前两次婚姻都失败了，妻子无法理解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拼命工作的热情。当他把一笔钱投入市场运转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家中对新沙发的需要。因为他一直认为投资比消费强。罗杰斯说自己是一个"极度的孤独者，特立独行者，厌世者。"他渴望通过旅行去了解这个世界，真实地弄清脚下的这个星球。他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来过中国。他认为骑车（摩托车）旅行最好，这样可以边骑边看，去触摸这个世界，感受它。这要比坐在汽车的铁壳子里真实的多。他在哥伦比亚商业研究生院教授有价证券分析时，对他的学生说：“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到商学院学习好；当服务员，去远东旅行。"只有这样，才能对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1990年3月25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罗杰斯终于开始实现他的梦想了，和年轻漂亮的女友一起踏上了环球旅行的征程。

　　罗杰斯天才的投资生涯可以追溯到他5岁时。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拼命工作，弄明白了不管想要做出什么，都要付出努力去实现它。5岁那年，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棒球场上拣空瓶。1948年，他获得了在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中出售饮料和花生的特许权。在那个很缺钱的年代，他父亲借给了他6岁的儿子100美元，用来购置一台花生烘烤机。罗杰斯说：“这笔贷款是我步入生意场的启动资金。"5年后，他用所赚的钱还清了贷款，并且在银行存了100美元，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已相当富有了。他和父亲一起用这100美元到乡下去做投机生意，把这些钱买了价格正日益飞涨的牛犊。并出钱让农民饲养这些牛犊，希望次年出售并卖个好价钱。由于买点太高，这次投机失败了。直到20年后，罗杰斯才从书本上明白失败的原因，由于朝鲜战争使他们在牛犊上的投资被战后价格的回落吞噬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幼小时的投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留的印象太深，他一直认为学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投资做生意。他在哥伦比亚经济学院教书时，总是对所有的学生说，不应该来读经济学院，这是浪费时间，因为算上机会成本，读书期间要花掉大约10万美金，这笔钱与其用来上学，还不如用来投资做生意，虽然可能赚也可能赔，但无论赚赔都比坐在教室里两三年，听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资深教授"对此大放厥词地空谈要学到的东西多。尽管如此，罗杰斯的课讲得还是非常棒的。沃伦·巴菲特曾参加过他的一个班，巴菲特说：'那是绝对令人激动的……罗杰斯正在重复着本·格雷厄姆对年前的工作——将真实的投资世界带入教室。"罗杰斯教的不是那种经济学院里通常学的金融课，那种由教授们空想出来的理论，而他们跟真正的金钱发生的惟～关系就是每月的工资单。他教授学生他所知道的东西，教学生按他投资的方法去投资，按他的思路去看市场和机会。这不是正宗的传统的理论，讲什么复杂的经济数学模式、股市和指数的导数。但罗杰斯用这～套思维方式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保住了钱不会被赔掉。"金融杀手"索罗斯的所向披靡，已在亚州金融危机中让很多国家损失惨重，他的成功理论与罗杰斯不无渊源，虽然罗杰斯后来离开了索罗斯。现在"已经退休"的罗杰斯，管着他自己的钱，他说：“每个人都梦想着赚很多的钱，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容易的。"他将他的很多成功都归于勤奋。当他还是一个专职的货币经理时，他就说：“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作。在工作做完之前，我不会去做任何其他事情。"当他和索罗斯合作时，他住在里佛塞德大道一所漂亮的富有艺术风格的房子里，每天骑自行车去哥伦市环道上的办公室，在那儿，他不停地工作——10年期间没有休过一次假。

　　罗杰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那新奇的投资方法。他的投资是以整个国家为赌注。如果他确定一个国家比众人相信的更加有前途时，他就会在其他的投资者意识到之前，先把赌注投入到这个国家。罗杰斯的整个～生，从耶鲁到哈佛再到华尔街，先后学习了地理、政治、经济，并钻研了历史，他相信这些学科是相互关联的，他把所学到的知识都用到了全球证券市场的投资上。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密切注意着一些国家及其投资市场，随时准备行动，寻求那些可以把他的投资翻两番、三番、四番的地方。

　　奥地利

　　1984年，罗杰斯在奥地利的投资是一次惊人之举。他抱定信念，认为在维也纳投资股票的大好时机来了。当时奥地利的股票市场非常不景气，几乎达不到23年前，也就是1961年的一半水平。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通过刺激投资来激励它们的资本市场。罗杰斯认为奥地利政府也正在准备这样做。他相信，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密切注视四周，看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动——将很快对奥地利进行投资。为了了解这座毫无生机的奥匈帝国的前首都的情况。他到奥地利的最大银行的纽约分理处，向那儿的经理打听如何才能投资奥地利的股票。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股票市场"。作为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竟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国家有一个股票市场，更不知道该如何在他们国家的股市上购买股票。1984年五月，他亲自去了奥地利，在维也纳作了一番调查。在财政部，他向人询问有没有政治派别或其他的利益集团反对放开股票市场和鼓励外国投资。当得到答案是没有时，他觉得不能错过时机。罗杰斯在奥地利的交易市场一个人也没见到，那里死一样的静寂，一周只开放几个小时。

　　在信贷银行的总部他找到了交易市场的负责人奥托·布鲁尔。在这个国家的最大银行里，他一个人操纵股票，甚至连秘书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形，罗杰斯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暴发户。当时的奥地利只有不到30种股票上市，成员还不到20人。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匈帝国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有4000人，是那时中欧最大的，市场交易额也占头份，和今天的纽约和东京差不多。

　　罗杰斯在奥托的带领下见到了当时主管股票市场的政府官员沃纳·梅尔伯格，他向罗杰斯保证，国家的法律将会有所变动，以鼓励人们投资股票市场，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资本市场。政府的具体做法是：降低红利的税金。就是说如果你将红利投入到股市中，将享受免税待遇。相当于税金可以赊欠，如果用于投资股市的话。并且政府为福利基金和保险公司在股市中入股作了特殊规定，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其他已经这样的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另外就地理位置而言，奥地利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个郊区。假如这里的市场开始启动。德国人会把这儿炒得火热。所有这些详细的调查，促使罗杰斯在奥地利投下了他的赌注。按照他的投资理念：如果你对一个国家有信心，就应该购买交易市场中所有像样的股票。如果你再经营有力，这些是都会升值的。在奥地利，当时资产负债表显示状况良好的公司他都入了股——一家家庭装修公司，一些金融和产业公司，银行，还有其他建筑公司和一家大的机械公司。几个星期后，罗杰斯在湘龙》报上陈述了应该投资奥地利的理由。于是有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伦敦。慕尼黑、纽约等）要求买进奥地利的股票。那一年奥地利的股票市场上涨了125％，以后上涨得越来越多。有人说是罗杰斯才撼动了奥地利这一沉寂的股票市场，唤醒了一个睡美人。到1987年春天，罗杰斯将他在奥地利的股份全部售出时，股市已上涨了400％或500％。罗杰斯曾一度被称为"奥地利股市之父"。

　　投资判断

　　罗杰斯通过调查、旅行，依靠渊博的历史、政治、哲学及经济学知识对不同国家进行分析，判断出所要投资国家及股票行业的风险和机会。他的主要判断准则有五个方面：

　　豆．这个国家鼓励投资，并且比过去运转得好，市场开放，贸易繁荣。

　　2．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出入境很方便。这在他环球投资旅行过程中体会很深。

　　3．罗杰斯认为，21世纪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货物、信息和资本的流动性将大得惊人。21世纪经济学的主题将是通过货币兑换实现资本控制，只有当市场是自由的，脱开了任何束缚，本国货币具备合理的价值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动作：开采绿宝石，出口到法国，换取法郎，然后再把法郎卖给那些愿意进口葡萄酒或拖拉机的人。如果拥有法郎的人不愿把东西卖给他们，那么葡萄酒和拖拉机进口商就需提高价格，直到卖方无法拒绝。拉美人走在非洲人前面的原因就是货币自由兑换。

　　4．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要比人们预想的好。

　　5．股票便宜。

　　罗杰斯对国内股票的投资选择，和他对一个国家的投资判断一样，通常都是从行业的整体情况出发。他发展了一个广泛的投资概念，买下他认为有前途的某一个行业的所有能买到的股票。这和他通常买下一个国家的所有股票的方式一样。那么，他又是如何判断一个行业的呢？罗杰斯说：“发现低买高卖的机会的办法，是寻找那些未被认识到的，或未被发现的概念或者变化。通过变化而且是长期变化，并不仅仅是商业周期的变化，寻找一些将有出色业绩的公司，哪怕当经济正在滑坡之时。”他所寻求的变化具体有四种表现：

　　1．灾难性变化。通常情况是，当一个行业处在危机之中时，随着两三个主要公司的破产，或处在破产边缘，该整个行业在准备着一次反弹，只要改变整个基础的情势存在。中国的纺织行业也许正符合这种变化。

　　2．现在正红火的行业，也许已暗藏了变坏的因素。这就是所说的"树不会长到天上去"。对于这种行业的股票，罗杰斯的通常做法是做空。做空前，一般要经过仔细研究，因为有些价位很高的股票也还会继续走高。

　　3．对于政府扶持的行业，他会作为重点投资对象。由于政府的干预，这些行业都将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在某一国家投资时，也往往会把政府支持行业的股票全部买下。

　　4．紧跟时代发展，瞄准那些有潜力的新兴行业。70年代当妇女们开始崇尚"自然美"，放弃甚至根本不化妆时，罗杰斯研究了雅芳实业的股票，并认定尽管当时雅芳的市盈率超过70倍，但发展趋势已定，公司最终还是不行。他以130美元的价格做空，一年后，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平了仓。

　　从上述这四种变化，从实质上讲，还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在起作用。罗杰斯说：“致富的关键就在于正确把握供求关系，共产主义者、华盛顿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排斥这条法则。”罗杰斯用石油工业的例子来证明这一道理。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带来了一系列连带反应，一般人都感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使之上涨的。但他却说，从1960年起，石油输出国组织每年都想抬升原油的价格，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价格总是再一次往下跌。真正的原因要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最高法院判定美国政府可以管制天然气的价格。政府管制的结果使得价格低到生产天然气根本没有利润了。到20世纪50年代末及整个60年代，美国还很少有天然气井。但是，与此同时，消费者却越来越认识到天然气作为燃料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比石油或煤炭更便宜和更干净。这样，居民也渐渐地转向了天然气，但天然气的开采却正在急剧下降。到70年代初，许多天然气公司已经没什么可供应的了。罗杰斯调查了一系列的钻井公司，了解到他们的商业条件很差。罗杰斯认为，让这些石油公司破产，并且停止全国范围内的家庭天然气消费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他买了油井的股票和这一行业的所有其他东西。不久以后，石油和天然气开始疯涨。无论如何，接下来，"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结果出现了。当石油从每桶2．8美元涨到每桶40美元时。整个国家都在从事节能运动：房屋隔热，更小型的轿车，效率高的设备。同时，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也进步很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供求关系又开始向反方向转化，石油、天然气及其股票的价格下跌了。

　　环球投资旅行

　　1991年，罗杰斯环球旅行至博茨瓦纳时，发现那里的货币不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还是硬通货，同时，博茨瓦纳的贸易为顺差，政府预算也是顺差，外汇储备丰富，即使三年停止出口，还能照样保持当前的汇率。另外一方面是政府正在培育股票市场，通过股票市场来融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促使罗杰斯投资于此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博茨瓦纳紧邻南非，而南非正在飞速发展，南非又是博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博茨瓦纳社会环境安全稳定，没有南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又可获得南非全部的发展潜力，在这里投资风险几乎没有，于是罗杰斯买进了当时所有的7支股票。

　　罗杰斯1991年旅行途经阿根廷对，仔细研究了阿根廷的股市，罗杰斯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失败，总结经验后这个国家已开始认识到国家在创造繁荣这方面的能力有限，当地的报纸也说新政府决心改变佩伦主义，因为佩伦主义把一切都国有化了。有一些经济和政治头脑的人就会知道这种中央集权管制下的经济政策只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且使阿根廷处于长期的困顿局面中。为了更好地弄清楚他所要投资国家的前景，罗杰斯去问一些政府官员，对政府有何看法，得出的结论使他决定把钱投在政府已宣布将集中发展的三种行业——电讯、旅游和采矿。促成罗杰斯买股票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的股票非常便宜。经过研究，他买了19种股票，这些企业都是有发展前景并有很好的业绩支撑。

　　途经厄瓜多尔，罗杰斯满眼都是繁荣景象，基础设施很好，出入境手续非常简单，并且货币可自由兑换，罗杰斯又一次选中当地最大的～家银行，做起了股票投资。有意思的是当罗杰斯走进银行股票部时，发现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金发女性。在崇尚大男子主义的拉美国家，这种工作让女性承担，说明当地人对股票投资不够重视。意味着股市还处于发展初期，投资正是时候。几经周折，他买下当时萧条的股市上最不景气的7种股票。

　　1991年的美洲在罗杰斯眼里是一块投资宝地，这里旧的独裁统治和外汇管制几乎全部消失。没有中欧和非洲那样潜在的边境问题，形势更趋稳定。每一个投资者都不希望自己的钱投在一个满是战火和硝烟的地方。南美人正在发展真正的股票交易所，他们的货币也越发稳定了。鉴于这些有利因素，罗杰斯在除智利外（智利正处牛市），另外几个国家（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都做了股票投资。想来收益也不会太差。

　　中美洲的旅行更接近家园，也受美国影响更多。到处都有美国人留下的痕迹，美国就像一个精力过盛的人，在做自己的事时总还有闲暇来兼顾别国的军事、人权、环境等等。巴拿马城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前哨，美元是巴拿马的正式货币，美国的干涉给巴拿马人带来的利益从一条巴拿马运河上即可看出，～条运河也是一棵摇钱树。由于巴拿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重要性，巴拿马河是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道。

　　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虽然局势不太稳，但罗杰斯还在那儿做了投资。因为这里的政府已决定发展股票市场，并且得知交易所的所长正准备加入国际股票交易所协会。哥斯达黎加拥有美丽的海滩、山脉，以及丛林。旅游业很有发展前途，曾在不同时期被美国人选作投资场所。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是制糖、可可。咖啡及旅游业，除旅游业外，其他行业一直处于熊市，罗杰斯相信这些农业市场会兴旺起来的，并且能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牛市会来的。罗杰斯买了股票交易所最稳键的公司（最大的酿酒厂，最大的报纸，一家农业公司，一家银行等）的部分股票。并准备继续投资下去。

　　在萨尔瓦多，罗杰斯觉得那里当时的战争即将结束，预测咖啡和蔗糖价格以后肯定会上涨，并且战争结束后美国会投入很多美元，他认为最糟的事情已经发生，往后就会渐渐好起来，所以他也在这里做了投资。

　　黄金

　　1990年6月罗杰斯旅行经过伯力时，发现西伯利亚人疯狂抢购黄金饰品，这激起了罗杰斯的好奇心，他为了弄清黄金对苏联有多重要，去见了当地金矿开采组织的头目伊果·索斯宁。这样一个矿产组织的老板在美国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在苏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

　　罗杰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很感兴趣，这也许就是他多年来国际投资养成的习惯，也是～种职业敏感。他和伊果·索斯宁谈论黄金和其他商品，以此来了解20世纪的苏联所赖以生存的是什么。

　　罗杰斯认为黄金生产是受供求关系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盎司35美元的黄金价格保持了3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价位变得偏低了。因此黄金的生产持续减退很多年。大约37年的时间里，人们不太愿意去淘金，开采金矿。世界市场上的大多数黄金来自南非和俄罗斯，因此这些地方开采金子的成本很低。由于金子价位偏低，黄金开始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比如，用于牙齿和电子。用的多了以后就出现了供小于求的现象，于是黄金就开始涨价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罗杰斯说贯穿他整个投资生涯的一条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不管赌什么，永远跟中央银行相反，永远跟现实世界一致。70年代，中央银行在维护黄金的低价位，价格往往是根荒唐的，市场也知道它们是荒唐的。罗杰斯认为每当中央银行在维护某种东西的低价值（黄金也不例外）时，聪明的投资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个价位不断买入，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成功总不会太远。回报一定很丰厚。35年后，黄金的价格终于放开时，他的上涨幅度远超过了它的应有水平，因为它长时间地被限制在低价。罗杰斯的投资法则被验证了。

　　罗杰斯认为供求就是价格。价格表述的是供应和需求相交并持续的那个点。所以黄金的投资者只需搞清楚供应和需求，而不用关心淘金或购金的狂潮，就会成为巨富。但很多人都搞不明白这一点。揭开黄金市场的面纱，拿出商品的曲线图就会发现，从1980年开始，黄金产量在45年中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上去了，从此以后，世界黄金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因为投产一个金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有人决定去淘金到选矿再到筹集资金，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需几年的时间。随着供应越来越多，黄金又将达到他和的那一天，这完全由供求来决定。罗杰斯预测的黄金饱和的那一天终于在1999年到来了，世界范围的金价开始下跌。

　　罗杰斯始终认为黄金的购买与其他的商品的买卖一样都受市场的运作规律支配着，沿着一个稳定的价格波动。由于供求平衡被打破了，黄金的价格开始上涨，其价格上涨有其合理和合法的原因。一般的公众当看到某块地或某种股票上涨了就知道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于是就有更多的人跟进，同时还做着发财的美梦。买得早的聪明人会选择一个合适的高价位卖掉他手中的黄金（或股票。房地产）而因此美梦成真，而另一部分人则成全了别人的美事，而自己却高位套牢。当有很多人高位买进时，此时的供求平衡又将被打破，新一轮的下跌又将开始，买进～上涨～买进一卖出～下跌，市场就是这样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运行着，轮回着。黄金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金几千年来一直是传统的保值手段。但是，它可能会在某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购买力。它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本应该能够保值，但是，它今天不能保值的方式与70年代是不同的，因为在21世纪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更好的保值手段，罗杰斯还不能确定它是什么。

　　钻石与南非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宣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钻石成了情感的见证，适逢订婚、结婚和特别的纪念日总需要一颗钻石来寄托感情。这一广告就是南非最大的采矿公司戴比尔斯做的，该公司不仅垄断了南非的钻石还通过控制供应逐步主宰了全球价格。

　　提起钻石，大家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南非，南非不仅物产丰富，资源充裕，同时它还是一个资产雄厚、气候宜人、市场巨大、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虽然长期饱受种族冲突和国内骚乱的影响，但无论从地理、气候、幅员赝源及潜力等多方面来讲，南非都是一个吸引国际性投资者的国家。

　　罗杰斯在南非周边国家的投资都有南非的因素在内，罗杰斯认为南非对于一个理性投资者来说，当它的种族冲突达到高潮，所有投资者都逃离时，可能正是买进南非货币（兰德）之日。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罗杰斯虽然对南非非常感兴趣，但他所做的也只有等待。因为他知道一般投资者最爱犯的一个错误是相信他们必须不停地做点什么，把闲散资金投放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某一笔投资上赚到了大钱，于是他们不禁欣喜若狂，得意非凡，对自己说：“好吧，现在我再把钱投到另一个地方去。”其实他们只需把钱存入银行，什么也别干，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可他却急不可待地又把钱投了出去。也许这一次会赔进本钱。投资的诀窍是不赔钱，如果你的钱年年都有赢利，这往往要比那些起伏不定的投资者挣得多，因为他们虽赚过钱，可他们会有血本无归的时候。赔本往往会断送生意，大伤元气，赢利是投资的精髓。

　　由于钻石和黄金的发现，迫使资本家们修建基础设施以获取利润。这些良好的公路、高速路、电话线、电力和充足的供求系统给南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戴尔比斯成功地把钻石的价格抬到一个过高的水平，实际上绝没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纵观历史，绿宝石、蓝宝石和红宝石的价值在许多文化中比钻石高，钻石之所以成为宝石之最，是与戴尔比斯的垄断分不开的。历史上戴尔比斯一直100％地控制着钻石的生产和销售。罗杰斯认为，在今后对年里，钻石的价格将比现在低。所以说钻石是不值得投资的。之所以这样认为，还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戴尔比斯把钻石的价格定得很高，激励人们去寻找钻石。为了维持高价，他必须买断所有生产商提供给他们的钻石，如果不这样，生产商就会把钻石卖给别人，因为别人出的价钱比戴尔比斯高。另一方面，戴尔比斯无休止地买钻石，这样需要花很多的钱，总有一天会把钱花光，不能再继续买下去。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都会使钻石下跌。人为的控制价格是不能长久的，无论控制者是政府官僚或资本家。供求关系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价值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罗杰斯建议卖掉钻石，买入绿宝石、红宝石和蓝宝石。

　　吸引投资、发展经济

　　罗杰斯对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很看重，并把此作为一个国际投资的因素考虑在内。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基础设施可以与很多国家相媲美。罗杰斯认为资本家投资发展基础设施比政府要可靠的多。因为资本家是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修路、通电、引水。塞色尔·罗德兹及其同伙为了寻找黄金和钻石在南非修建了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最初修建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途径，但基础设施的最大受益者则是所在国，南非因此而繁荣。

　　罗杰斯认为资本的运作就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哪里的回报高，就流向哪里，它不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是社会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基督徒或穆斯林，它只在乎安全性和利润。只要有机会，就会有资本的存在。19世纪的美国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差不多，但有的是机会，没有货币控制，没有移民政策，没有各种限制性政策。于是欧洲人把钱不断输送进去，并赚得丰厚的利润，企业家大举外债发展美国的基础设施，修铁路和运河，兴建城市和工厂。同时受益者美国也在20世纪得到了回报，成为富甲一方的超级大国。

　　为了吸引国外资本，一个开放的国家应该怎样做呢？使私有财产合法化（因为财富只有适当的聚集才能产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平均主义只能滋生懒惰），向每个人适当地征税，让货币自由兑换，使混乱的局面很快好转，秩序稳定下来，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钱用来投资还是用来消费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计划经济之父——俄罗斯

　　罗杰斯环球旅行途经新西伯利亚，通过走访当地经济学家，深刻地了解苏联所发生的剧变的原因，并且对计划经济的情形有很精辟的描述。沿途所见商店里商品寥寥可数，随处都是排着长队的人们，各种生活用品都紧俏得不可思议，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很难在人们脸上看到笑容。到处都是一片萧条景象，即使是莫斯科也一样没有生气。计划经济表象就是物质辰乏。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在苏联试图跨入工业时代的早期曾起过积极作用，可随后就不行了。只有过渡到市场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计划经济实行了60多年的国家来说，国民已习惯了被计划。被安排，并且认为富起来的人就是投机分子，经商的人本质上就是坏蛋，会被人看不起。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人们的观念先转变过来，然后才会有行动。计划经济带来的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办事拖沓，产品假冒伪劣，没有购买力，没有竞争意识，没有创新，只有永远的消费品匾乏。人们早已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

　　在莫斯科附近，罗杰斯还亲眼看到从莫斯科来的工厂工人在一个集体农场收割丰收的庄稼，他们的工资由工厂来付。工人不在工厂做工，所以地里干活的人说派他们来这儿是愚蠢的做法。一位工程师说，让他到这儿来拔胡萝卜是浪费人才。据农场负责人讲他们还要从美国进口小麦解决俄国人的吃饭问题。农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小块高产的自留地。可国营农场却从来没有这么高产过。

　　莫斯科幼儿园的一位叫塔蒂亚娜的女土这样说他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人民终于觉醒了。70年来我们就像这里的孩子一样，等着让我们的父母——共产党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没有主见，就像5岁的孩子，一切指望着爸爸妈妈替我们去做。打破老的思维模式不容易，不过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必须自谋出路，自己照料自己，是饥饿和物质的贫乏让我们觉醒的。"这也许是对计划经济和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的最好比喻。罗杰斯认为，在这种国家的计划部门，他～天也干不下去，因为他无法在办公室里决定或计算出全国还需要审批几个冰箱厂和纺织厂等诸如此类的项目，他不知道那些官员们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如果是他们自己的私有投资，他们会那么做吗？

　　保护主义

　　欧洲统一市场是一个5亿人共有的市场，他们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经济一体化使这些国家在开放彼此边境的同时，无形中对外界筑起了保护主义的高墙。保护主义听起来很有道理，短期内保护了某些行业和部门。但从长远看，保护主义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机会，墨守成规，而不是积极地接纳新事物。在过去20年中，由于保护主义导致欧洲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落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不上中国的南方、台湾地区和韩国。

　　现代经济学有这样一条规律：世界在变化，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避免机构改组，回避不断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需求来保护自己，而且世界是会变化的，只有死脑筋才会对这一点有所怀疑。它不仅一定会变而且在新的时期变化的速度还将更快，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该怎样去迎接这些变化，是应该改革创新、竞争，而不是把脑袋理在沙子里，夜郎自大，自欺欺人。而政府则应营造一种环境，迫使它的文化、社会、商业和机构去适应世界的变化，否则会走向灭亡。

　　罗杰斯一直认为保护主义是使竞争和创新丧失动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人的思维本身是有情性的。只有在逼上梁山时才会一鸣惊人，更何况要超越自己呢？当你制造出的产品在目前还很抢手时你就必须要想到将来，想到超越自己。这样做的成功例子有德国人、日本人，还有美国人。美国惠普公司的打印机就是不断超越自身的成功产品，才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发展初期，保护是有利的，因为保护避免了竞争，这样也许有利于企业的强大，但一定时间之后，保护则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它会束缚人们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变得更安于现状。没有压力也就没有了动力。

　　中国

　　罗杰斯认为到21世纪早期的某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会跃居世界第一（不是指人均水平），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和罗杰斯对中国的了解（通过四次旅行）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人有着相当悠久的经商传统，这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香港的发展已在这块土地上生了根，它的影响正飞快地向北延伸。广东人的脑子里塞满了生意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让这些南方人先富了起来。中西部受其影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有很多海外华人，他们大多都是从南方省份移居出去的，他们中有一大部分成功者，有很多富商。没有人知道华侨到底有多少，他们遍布全球（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马来西亚有三0的人口是华人。中国对海外华侨永远是欢迎的，即使是第三代华裔，从来都不知道怎样使用筷子，从来没听过一句广东话，但对中国人来说，你也是一个中国人，中国随时都欢迎你回来，并且会及时给你一本护照。海外华侨是中国人的一笔巨大财富，很多海外华人有资金、有技术，想回国做点事情，支援中国大陆建设或是投资赚钱。这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罗杰斯认为一个谨慎的西方投资者应该这样开发中国的经济：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就应该找个中国公司为你在中国经营，比如说，假设某公司宣布打算直接大规模进人中国市场，那罗杰斯很可能想卖空它的股票；但是假如它同一个已经在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个海外华人的公司挂上钩，比如说是一个在泰国或新加坡的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那罗杰斯就可能很乐意购买这家公司或是那家海外华人公司的股票。

　　罗杰斯始终认为中国人是勤劳、聪明的，他环球旅行经过很多个国家，并且拿其中一部分同中国比较，并且指出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到中国人手里就会被巧妙地解决好。这也许才是很多海外华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特色。同时他还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思考，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实施过这一政策。他说：不管怎样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总想多要几个孩子好在地里多几个帮手，老了以后也有个指望，孩子成了父母的养老保险。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会不会个个都被惯得很自私从而改变中国人的特征呢？并且将来全部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民族会不会比现在这些勤劳的中国人更加努力工作呢？这些都值得思考，但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长子一样大多具有成功的倾向。但愿这种倾向更多一些。

　　北美自由贸易区

　　罗杰斯认为美国你拿大和墨西哥应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更有利于3个国家的发展。自由贸易成功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大英帝国，英国人给殖民地带去资本、市场、管理和技术知识，而殖民地则提供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1991年，在墨西哥北部的工业区有50万墨西哥人为美国公司工作。墨西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美国每年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据美国商业部估算，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就能支持2万人就业，比如通用电器对墨西哥17．5亿美元的出口就支持了1．5刀人就业。随着墨西哥继续发展并消除保护主义，美国还会卖给它更多的产品，尤其是汽车、电脑、医疗设备和机床等高技术产品；就拿汽车来说吧，墨西哥每16人才有一辆车，而美国每2人就有一辆。这样的话，如果有了自由贸易协定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大协机会。墨西哥在最终摆脱中央集权的限制之后会有很大发展，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将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这又给美国带来了机会。

　　从长远看，北美自由贸易区把3个天然的贸易伙伴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提供资金、市场、管理和技术，加拿大有自然资源，而墨西哥则有充裕的劳动力和正在扩大的市场。

　　令罗杰斯担心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市场还有区别，共同市场的国家有的财力雄厚，而有的则举步维艰。可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而绑在一起的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上3个最大的债务国。这虽然是个使3国都受益的好计划，但这样把3个这么大的破产实体绑在一起还没有人做过。罗杰斯比喻这件事情最终也许会演变为3个醉汉互相倚靠着跌跌撞撞而又徒劳地试图寻找回家的路。但总的说来这一协定将使三者都受益。

　　如果这3个国家都尝试独自重新结盟并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制造障碍。这样将会像共同市场一样，使各自丧失竞争力，并且失去一个学习怎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成功的竞争的机会。

　　美国

　　两年多的环球旅行，罗杰斯亲眼看到世界各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中央集权的管制给众多国家带来的后果，回到美国，当人们问他美国怎么样时，他说美国是个卖空。罗杰斯认为最令人可怕的是政党既没有也不愿意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他相信克林顿将是他所在党的最后一位总统。美国的体制已腐烂，已腐败，并充斥着债务。政客们，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多年来一直奉行降低美元价值和使其贬值的政策。罗马人用了400年，西班牙人用了200年，英国人用了兀年降低币值的速度也不及我们在数十年贬值的速度。政府的管理者不在乎，而联邦储备宁愿救政客也不愿救货币。罗杰斯说他看美元没有多大希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他说如果在生产领域投资，就像19世纪美国做得那样，那情形还不会太糟。但投资却用在了政府津贴、战争、对马海毛和蔗糖这类农作物的农业补贴、利息偿付、坦克和洲际导弹上了，以上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能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的军队仍然占领着欧洲和日本，年耗费1500亿美元。

　　罗杰斯说：“我们政府此时此刻最主要的关注应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以保证预算有稳健的财政基础。智利使其经济走上正轨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个好经验。如果这样一个比我国更糟的、经济上是个空架子的国家都能在15年之内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处境，那么，我们理应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有合适的领导层，有足够的耐力的话。"

　　他说美国需要改进当前的税收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不利于储蓄和投资的税收结构。如你有幸得到一份工作，你挣的钱要缴税。如果你把一部分钱存人银行或共同基金并得到了利息或红利，你还得缴税。如果这种投资为你赢得资本收益，那你还得第三次缴税。

　　与美国的做法不同，日本、德国、新加坡等鼓励储蓄和投资，他们不征税，他们征消费税。而美国则是鼓励消费并征储蓄税。

　　日本的储蓄率高出美国5倍。存款愈多意味着投资的资金也愈多。投资的资金愈多就意味着生产率愈高。生产率愈高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愈发提高。这体现了一条极为简单、浅显易懂的自然经济法则：你对这种东西征税，你得到的这种东西就愈少。

　　罗杰斯认为美国必须废除一切储蓄税和投资税。应扔掉现在那几千页长的税则，而代之以一种固定税。他说：“在这个国家里，大笔的钱和精力都用来与税则和逃税较劲了——当我们辛辛苦苦实现了2％的增长时，至少国内生产总值的1％都花在这方面了。我们可以制定一份5负长的税则，也可以像寄明信片一样把我们的所得税寄缴。我们应将消费税列入固定税，使得人们感到花钱比存钱更昂贵。然后我们应该取消一系列消费性的政府计划。华盛顿用于坦克和导弹上的花销太巨大了，这绝对无益于提高未来的生产率，用于转移支付上的钱也太巨大，也无益于生产率的提高，无益于国家的未来。18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不上街抗议呢！"

　　罗杰斯的一条做事原则是：“如果房顶漏水，最好及时修补，否则拖到后来肯定会付出更大代价。他认为美国偿还债务并为自己打牢基础的合适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化，在于卖掉诸如公共土地、机场、海港和邮局这样的政府财产。例如，内华达州基本上是政府拥有的，不妨卖掉。还有很多可以卖掉的财产清单。他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因为私有制是一个天然的责任制，更易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些观点是罗杰斯环球旅行时目睹了苏联、扎伊尔等国家的中央集权带来的经济恶果后得出的。

　　罗杰斯说当美国人问他投资哪种货币比较稳定时，他的回答是德国马克、荷兰盾、瑞士法郎、奥地利先令、新西兰元和新加坡元。他认为中央银行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欧洲货币被绑在德国联邦银行上，而它的任务就是保持马克坚挺。而美国的联邦储备看来更感兴趣的是维持短期的平稳而不是对我们的肿胀失控的货币体系进行彻底的大修。那么罗杰斯又是怎么看待美元的呢？罗杰斯说，美国的财政状况很糟糕，我们将实行货币控制。美国政府愿意美元下跌，变得不那么值钱，降低美元价值，这样能使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美国的钢铁工人有更多的工作，农民的麦子和谷子可以卖得更好。政府鼓励公民卖掉美元，既然政府似乎也相信美元下跌对国家有好处，那么罗杰斯得出结论把钱存到国外去是一种爱国行为。但不幸的是，美元将持续下跌，并极有可能失去控制。这样政府会恼羞成怒，一旦对货币实施控制，货币就会进一步下跌，因为人们都将走私美元。这样美元下跌后的“生死线”方能出现，于是重新特有美元的机会又来了。

　　罗杰斯说：“我敦促我所有的美国朋友在外国银行开一个户头，哪怕只是保险起见。其次是在经纪商或本国银行处购买外汇。人们买人寿保险和汽车保险的时候从未想过真正用它，但等到你不得不用它时，你庆幸自己有保险。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每一个美国人应当放一些钱在国外。我不知道未来25年美元的命运如何，但我清楚过去25年美元的情形——和其他货币相比，美元贬值了三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