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教育志愿者的内心

Martin

“洋雷锋”卢安克

《环球》杂志记者/熊红明

编者按：《环球》杂志记者熊红明与卢安克是相熟5年的朋友。他说，每次作为朋友聊天时卢安克很活跃，但一旦提出采访要求，卢安克就会变得沉默起来。卢安克不愿意传媒“侵扰”他的宁静，也不愿意成为名人而失去“自由”。可是，面对诸多读者的阅读期待，我们恳请熊明红去一次卢安克所在的广西东兰县切学乡板烈小学，争取《环球》杂志发表关于他的文章。

一个星期后，编辑部看到了记者的稿件。但是记者一再交代说，卢安克希望能够尽量低调，文章可以在杂志上发表，但不要过于突出他个人。

我们尊重被采访对象的要求，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篇幅被压缩的文字和照片，我们能更用心地触摸一个不一样的灵魂，更深更久地思考他所带给我们的启发。

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不吃肉、不喝酒，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也不要报酬的怪人；在孩子们眼中，他是最好的朋友、老师，是可以一起爬树、在泥里打滚的玩伴；在许多人看来，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是能够感动中国的“洋雷锋”，是很多人的偶像；在他自己看来，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就是卢安克，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

“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

在中国山村义务支教10年，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有记者来采访，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等记者走了，再回到学校。他说：“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我只想做好我的事，我不想出名，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记者问他：“你十年来都在躲记者，去年年底为何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卢安克回答说：“我的朋友告诉我，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一句话，大体意思是‘如果你隐藏着自己，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别人就会认为，他们也不能做到。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所愿意的事’。我被这句话感动了，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记者：“节目一播出，很多人都被你感动了。”

卢安克：“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2006年，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在记者与卢安克交谈中，学校的牙韩俄老师进来插话，连称卢安克很了不起：“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他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像白求恩一样，来帮助中国。”

听到学校的老师当面这样评价自己，卢安克显得很不自在。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牙老师尽是说好话。”

面对外界的赞赏和钦佩，卢安克说自己听了会觉得这些评价都很虚幻，“感觉他们夸奖的人不是卢安克，与自己没有关系”。

记者：“很多人都很钦佩你，甚至崇拜你。”

卢安克：“那是他们的感觉，我也很普通，不想做偶像。很多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我的，那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是对的，也是应该去做的，但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愿去做，他就只好钦佩或者崇拜。”

记者：“也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

卢安克：“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

山里来了个“洋雷锋”

2001年7月，广西东兰县坡拉村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在村里以10元每月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当时的林广屯不通电话，也不通公路，当地人大多只会讲壮族方言。人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还不要工资。几天后，村民知道了这个外国怪人名叫卢安克，是德国人，“哩肯诺(当地壮族方言，不吃肉的意思)”、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

当地人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自愿到山里给孩子们上课，并且不要钱。他们想：本县人给钱都没人愿意来教书，外国人不要钱却跑到这里来，能做什么呢？

因为卢安克是免费“招生”、免费上课，不久，就有十几个孩子来到这个洋老师的课堂上。孩子中除了一个曾上过一年级外，其他都是没有上过学的女孩子。

在开始上课前，卢安克告诉家长们，他开展的是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文凭，老师也不接受任何费用。但村民们还是有意见，因为卢安克上课不用课本，上课时也不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坐在下面听，他和学生坐在一起。家长们找到卢安克说：“这样不行的，上课不像上课的样子。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老师要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

卢安克的到来，改变了学生的想法，也改变了林广屯。村里需要修建一条路，村民们希望能通过卢安克到县里要钱，但卢安克不这样干，却带领学生们一起来修路。卢安克要学生们自己画图、做模型、做实验。刚开始，学生们觉得这些只是在玩而不是在学习，她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但随着卢安克的引导，学生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通过努力就有可能会实现。这样一来，学生很快就计算出修小路和桥需要多少水泥、多少沙子，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设计最终完成，村民们也投入了这项工程的建设。很快，一条宽不足1米、长不足300米的水泥路建成，遇到雨天，村里不会再泥泞不堪了。

在到林广屯之前，卢安克曾在南宁、桂林等地的一些学校当过老师，但都没有“好下场”。1999年，卢安克到东兰的一所中学当初中英语老师，虽然班上的孩子能够用英语讲出很多其他学生说不出的句子，但这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家长们有意见，学校只好把他解聘了。

从东兰的中学“下岗”后，卢安克就选择到东兰的农村给学生免费上课。在林广教书一年后，他到了切学乡的板烈小学继续免费给孩子上自然、美术、体育等课程。为什么会选择到农村免费教学生？卢安克说，刚开始，他也想过在南宁或者其他城市免费教学生，但没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同意。他说：“学生需要考试成绩。学校哪里敢让学生花时间搞其他活动？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

在村民眼中，德国怪人卢安克就是洋雷锋，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卢老师”或者“老卢”。很多人认为卢安克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素质教育，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素质教育，只知道教育要培养孩子发现自己的才能，还要能让他们能够发现环境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然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做学生身边的大人

卢安克所在的板烈小学有240名学生，其中180人是住宿生。由于父母常年在广东等地打工，他们很多人不记得自己父母的模样。每到周末，卢安克就到学生家里，与孩子们一起生活。

孩子们把卢安克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玩伴，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卢安克和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爬树、挖泥鳅、在泥地里打滚。白天，卢安克与学生一起去放牛，去干农活；晚上，孩子们在看电视剧，而他则在一边翻译他的书。卢安克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他是卢安克，我们都叫他老卢，老卢就是我爸爸。”

卢安克还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世界上真的有鬼吗”、“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是孩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问家里的大人，孩子可能会被骂一顿，而当孩子向卢安克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会得到一个很真诚的答案。

记者：“关于鬼的问题，你怎么跟学生解释？”

卢安克：“我会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鬼。有学生说，村里有人看到鬼后就病死了。我就告诉他们，是这个人病了，思想出现了幻觉，才会见到鬼。不是鬼把人害死了，是这个人本来身体就不好才死的。”

记者：“关于性的话题呢？”

卢安克：“中国的大人一般不愿意和孩子谈性的话题。事实上，孩子愿意提出来，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只要大人愿意去了解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孩子就会很满足，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

在中国农村生活了10年，卢安克说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中国的农村，理解农村孩子的需要。他说：“10年前，附近村里经常会听到有人吵架、打架，喝酒、赌博也很多。现在村子里文明了许多，新房子建得越来越多。”

10年前，卢安克刚到板烈小学时，校园里的孩子因为受港台影片的影响，几个大男孩自称“老大”，经常欺负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如果不喜欢哪个同学，会拿石头直接去砸对方的头。卢安克说：“现在谁要再称老大，其他学生都不理他，觉得他很无聊。这就是孩子们一个文明的进步。”

记者到学校里采访，与孩子们一起投篮，好多次都没有投进，一名三年级的孩子嘲笑记者。两个小时后，这名孩子专门爬了两座山，找到记者表示道歉。他说：“我错了，我不该嘲笑你，对不起。”

记者：“再过10年，农村会有什么变化？”

卢安克：“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村民会更有钱，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卢安克所说的问题，主要来自村里的孩子。记者曾到板烈小学周围的村子，发现这里基本上都是老人带着孩子在生活。今年67岁的牙奶梅老人带着三个孙子生活，她的儿子和儿媳妇已经5年没有回过家。她说自己越来越老了，没气力管孩子太多了。

卢安克说：“这样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孩子们最缺少，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像我这样呆在他们身边的大人。”

在卢安克的宿舍里，有一盒学生家长送来的鸡蛋。这位学生的家长已经多年没有回家，送鸡蛋是为了感谢卢安克对孩子的关照。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卢安克依然会像之前的假期一样到学生家里度过。他说：“我会每天去一个学生家，与他们生活，轮流做他们身边的大人。”

“我不会离开山里的孩子”

卢安克不愿意媒体关注他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越是这样，人们越对他的生活感到好奇。最令卢安克感到不安的是，很多女孩子因为看了媒体报道而声称爱上了他。每天，他的电子信箱都会收到上百封邮件，不少是女孩子们写给卢安克的追求信件。每个月，学校里都会有陌生女孩来拜访，她们都是卢安克的“粉丝”。

对于“粉丝”的追逐，卢安克说：“她们说要到学校来找我，嫁给我，有的人甚至说要离了婚来嫁给我，这让我很担心。我想是时候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卢安克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志愿者，她爱山里的孩子，学校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

得知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板烈村村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希望“不谈恋爱、不结婚的怪人”卢安克能早点结婚，因为在农村，男人都要结婚；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卢安克结婚后要听老婆的，会离开板烈，离开山里的孩子。

“大家都不想让卢安克走，他是一位好老师。”一位板烈村民说，他们知道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为了能留住他，就私下找到校长商量，要为他们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不要卢老师出一分钱，每个村民和老师带食物到学校的操场上，大家一起聚餐”。

孩子们最担心的事，就是有一天大山外面忽然来了一个人，把他们的卢安克带走。每当有陌生人走进板烈小学时，孩子们大多会投来怀疑的目光。孩子们会问来找卢安克的人“你什么时候回去？”、“卢老师会跟你走吗？”

在交谈中，卢安克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板烈村的一个村民，就算他离开学校，也是暂时的。他说：“这里有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所以我还会回到板烈的。”

这个学期结束后，卢安克计划去广州看看。广州的一家公司希望能聘任他做摄像师。在农村呆久了，他也很想去感受一下中国都市的发展。学生听说卢安克要去广州，就睁大了眼睛问他：“那你还会回来吗？”

得到卢安克肯定的回答后，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噢嚯……卢老师不走！他还会回来！”

卢安克说自己已经把这辈子交给了山里的孩子，“我们的命是在一起的，无论怎样我都会回来”。他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创作了很多歌曲，其中一首歌叫《还有谁在乎我》，曲调轻柔，孩子们唱起来略带着伤感：“你走时我又舍不得，到我走时你还会在乎我吗？我们都不完美，但为了你，我愿意做出来不可能的改善。为了回来，为了在乎你，我不怕失去自己的一切。我心中的愿望已经满足了，而我激动流下的泪也停了……”

一个乡村教育志愿者的内心

《环球》杂志记者焦东雨辑录

他不想把学生的头脑格式化，所以他没有固定目标和衡量标准；他要学生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社会责任，他要给学生的是实现它们的才能和力量；他不想教给学生知识，而是想帮助他们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行为和感受给他们一种比知识更基础的力量。

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任务、又不能参与别人的事情，就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任务，只能根据别人的看法、理想和价值观去做，这又会影响到他做事的兴趣和质量。

他组织学生做一些发挥想像力和创造性的设计工作，使他们摆脱过于固定标准的思考模式，比如组织学生一起设计屯里需要修建的桥，来把生活中的事情当成学习机会，从环境的需要来培养学生。

在他看来，城市生活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解决个人生活，必须为了钱做事，要出卖自己的理想给做宣传工作的人。所以他选择了山村。

卢安克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城里的成绩“淘汰赛”。适应不了的学生，就无从参与并感到空虚，他们就会寻找比如香港录像里能带给他们感受的帮派世界。如果不能给不适应成绩“淘汰赛”的学生更好的教育方式，就无法解决学校里的暴力问题。

为了避免不同学生、不同才能之间，不公平的“淘汰赛”，卢安克对学生的要求不针对结果，只针对态度。为了让学生互相承认每个人不同的才能，他也不做评价。为了避免排斥和互相瞧不起的现象，他还特别爱护学生做出的东西，特别是那种最破烂、最残缺的。

城市里有不少人想说服卢安克一起做“大事”。在他看来那完全是假的、像电视上演出来的一样。在大城市开展帮助贫困农村的活动，这怎么可能？为了农村而离开农村？在大城市做一些精美的关于穷人的介绍资料？这不现实。他选择留在农村，让农民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中。

大城市的“现代社会”，离真实的生活太远。对他来说，现实的生活是那种炎热又没有水喝、很累又没有地方睡觉、付出劳动力又没有回报、想听音乐可是除了学校的广播之外都没有机会听、想写和发资料但很少有电脑、电或电话线的生活。而有电、能上网又有饮料喝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梦想中。在他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2元钱。

一些人想帮助卢安克，但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不是他，而是村里的人。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一份报纸，整个封面都是他的头像，文章写得也都是他个人故事。那照片看起来好像他在自我吹嘘的样子，他很生气、羞愧、难受，觉得对不起这里拿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他认为代课老师付出的比他多，他们才了不起，才需要帮助。媒体给他造成的越来越假的名气让他觉得对不起比他困难的朋友们。

他本来还考虑在城市开展一些教育活动，出了照片事件，既不敢上街，也不敢公开搞活动了。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也接受不了多少帮助，也没有让别人参与进来的能力，所以一直排斥想帮他或想跟他合作的人。有人请他到大城市表演怎么跟学生做活动，他不敢也做不到。很多和学生之间需要发挥的心灵交流，在众人面前他就不会发挥。有人说他追求自我中心，所以受不了社会的影响。而他只是觉得，社会中的追求太无聊，没有力量跟着跑。

几年前有电视台请他做节目谈教育问题，当看到电视台的方案时就拒绝了。原本希望在节目中帮嘉宾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却不料一个教育节目要安排他像明星一样唱歌，让他讲自己的“感人的故事”。“可是我没有‘感人的故事’，我只是想：老师应该当榜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老师？”他认为这种节目的效果只是把自己变成名人，而名气和影响力只会影响并危及自己的自由。他也知道只要接受采访，就可以变成名人，然后可以利用知名度去搞一种名牌教育，然后就可以挣钱。他不想自己研究的教育变成既空又假的东西，这是在破坏他的工作，他想真正研究一些内容。无论如何，卢安克还是被媒体打造成了一位“明星”，当有人找他要签名并称“那会给予自己力量”时，他就说：“如果需要，你就自己成为那个你崇拜的人吧。”

“有两种选择，一是因为适应不了社会、不懂得利用机会，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承认；二是为了得到理解和承认就放弃我认为需要有人做的事，哪一种失败更要紧？”

“网上关于我的资料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因为不理解才那样写我。只有这个博客才敢写出我本人的想法。”

素材来源：卢安克博客

记者手记：感动常在

《环球》杂志记者 熊红明

第一次采访卢安克是5年前的春天，我到卢安克支教的学校找他。知道记者想采访，他先是让校长给我回电话，叫我不要去了，因为他不同意与记者见面。当得知记者已经快到学校时，卢安克远远地躲到了学生家中。3天后，他回到学校，结果发现我还在等他。

那是一次奇特的采访，我甚至不能做任何的笔记，更不能拍照，参观卢安克的课也是被禁止的。我就继续住在学校里，站在旁边看，看卢安克与孩子们玩耍，看孩子们像小猴子一样挂在卢安克这棵“树”上。我就这样看了两天。两天后，卢安克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条件是我不能给他拍照，不能写他的个人生活。

卢安克不喜欢被媒体关注，因为他怕自己被媒体塑造成名人。他说：“我不想出名，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名人是不能做错事的，我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所以不愿意成为名人。”

卢安克越是低调，媒体越是追逐。很多人看了媒体的报道，被卢安克感动了，不少女孩还“爱”上了卢安克。很多女孩得知我认识卢安克后，就来向我打听他的消息，想要去学校嫁给他。广西大学的一位大学生看了我写的卢安克的报道后，一毕业就去了东兰山区支教，他说他要做像卢安克那样的人。

5年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每次见面都会以一个拥抱开始，以一个拥抱结束。他到南宁的时候，就住在我的房间。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促膝长谈。我把与卢安克的每一次对话，都当做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洗涤。我不能说他比我们更高尚，但如果你有幸与他交谈，你就会被他真诚的眼神所吸引，也会发现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平和。每当谈到他不懂的话题时，他会诚实地告诉你：“我不懂。”如果你一定要他发表意见，他会认真地思考后，再给出他的答案。

事实上，现实中的卢安克，要远比你在媒体上看到卢安克可爱。卢安克和我们一样也会思念老家，也会牵挂父母。有一次，他通过谷歌卫星地图带我到他的家乡“游览”。他说：“我想家的时候就上来看看，就当是回家了。”熟悉卢安克的朋友都知道，在他严谨的做事风格后还有幽默的一面。在交谈中他也会插一个小笑话，让人们放声一笑。

很多人以为卢安克是孤独的，因为留在山村10年需要坚守的精神。但我想告诉每一个人，卢安克很快乐。我们戴着社交面具，行走在钢铁水泥丛林中，为了名利费尽心机。卢安克却活在最真实、最快乐的世界里，与一群可爱的孩子在泥地里满头大汗地挖泥鳅、在长满野花的山间奔跑撒野、在青青草地上肆意地打滚嬉闹、在清风明月中静静地思考写作……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快乐的生活吗？

卢安克感动了很多中国人，他却说是中国人感动了他。他甚至愿意放弃德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他说：“在我心中，我就是一个中国农民，我爱着我现在生活的这个村子。”

有很多人给卢安克写信。在信中，有人将他称为“天使卢安克”。这让卢安克很着急，他不希望自己成为偶像，而更希望人们将他当做一个平凡的人来看。他说：“卢安克和大家一样，生活在地上，不是生活在天上。我没有翅膀。”

很多次，我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去展现一个真实的卢安克，却发现自己越是看到了卢安克平凡的一面，就越会被他的不平凡所感动。我不知道有一天卢安克会不会离开中国，但我相信，他留给我们的感动常在。

来源：2010年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3期

原文地址：http://news.sina.com.cn/s/sd/2010-01-27/1653195596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