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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完卢安克，我和柴静在宾馆的床上各自出神了很久，分别闷头写着小日记。他无疑是撼动了我们内心日常思维的底板，我们都觉得被“颠”到了，只是颠的地方不完全一样。
卢安克自己说过，从2001年9月以来至今，他拒绝了所有想采访他的电视台。他的博客首页，写着他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并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
最初跟他联系采访的时候，我非常犹豫，不知道该说什么。犹豫了半天，我写下：
“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2.
许多人听说他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是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的。如果要以学生的“成就”或者教学的“效果”来是衡量他作为一个老师是否成功的话，那么卢安克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6年前卢安克做教育实验的广西东兰县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的46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8个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两三年前参加活动的学生，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
那么，他打动了我们什么呢？他花这前后数十年在中国乡村做的事情有用吗？有成果吗？可效仿吗？可推广吗？有价值吗？也许我会说，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有许多教育专家会说卢安克的教育看起来太简单了，并不稀奇。所谓的“强调感受，尊重思考，解放天性”等等，似乎也是素质教育经常提到的命题。那么他的不同是什么呢？《面对面》制片人张恒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卢安克曾经说过：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自己的命就属于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柴 ：“如果走掉呢？”
卢：“走掉就没有命了。”
记得《爱的箴言》里写“爱”，说：我把春天付给了你，把冬天留给我自己。。。而卢安克的“爱”，是那种，我把四季，都交给了你。
3.
采访中，卢安克身边的孩子，跳着，蹦着，攀着，揪着，恨不得粘在他身上。一开始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感情，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从4岁开始就住在学校里，70%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般一年只能见一两次。很多低龄的儿童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衣服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1米2，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18块钱，像用白粉笔描过一般雪白的一双，明显超大，安静地躺在床下。节目中出现的姐弟俩更是，家里一个大人都没有，连平时吃的菜都是弟弟自己种的，不知道该为他骄傲还是心酸。
一个叫莫非的朋友曾经写信给我说过他家乡“留守儿童”的现状。说有一家人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把刚出生的娃娃托付给家里爷奶。奶奶抱着外孙在地里，中午突然想起给老爷子做饭，就把孩子放在地头，搭了个小棚子，赶回去做了一顿饭，晚上爷爷回来的时候，奶奶问，娃呢？爷爷说，不是你带着吗？奶奶说，没有啊，留在地里啊。爷爷疯一样就往回跑，因为他收工回家时，农村烧野火，把地烧光了。奶奶惨叫一声就昏过去了。然后这老两口全自杀了。。。。
于是，我在给卢安克信里写的另一句话是：
“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的伤口，留守儿童是伤口的伤口。也许你曾经试图治疗，但最终选择了看护。”
卢安克让留守孩子们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歌，孩子写下的句子竟然是：我孤独地躲在黑暗，在世上又有何用。这首歌的歌名叫《还有谁在乎我》。他能做的，就是陪伴着这些孩子们，简简单单的陪伴。他们有时一言不发，在山里走上一整天，累了倒头就睡；他陪他们过年，点大炮仗，捂着耳朵听那一声闷响；他陪他们在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骑自行车冲下来，被溅得一身烂泥；他陪他们捉大泥鳅，跟他们一起担心树上的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他们相依为命。
片子里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是音频谢薇菁根据那首《还有谁在乎我》的旋律做的变奏，有八音盒版的，有钢琴版的，也有低低地垫着弦乐的，如泣如诉。她说她是流着泪看完整个片子的，我感谢她在音乐中投入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她也把自己“交了出去”。
4
卢安克最终同意接受采访之后，在回信中写道：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被我？）而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没有缘分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该做一名贫困山区的志愿者教师，但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他的名与他的学生不是分不开的）。但有了缘分，离开就会造成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有的人认为，我有了目的才能“坚持”在这里。其实，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认为，必须达到这个，必须达到那个。但这样的想法会让我表现得很惨。一般的人在他们短暂的生活中都做到那么多的事情，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做。我还没来得及找稳定收入，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也没有成家。连一个地方的户口我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好一件事，生活就已经过了一大半，自己已经41岁了，已经老了。他们怎么做到那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在短暂的生活中做好一件事，我就完全满意了。
我在20年前先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做一名志愿者。我觉得，做一名志愿者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做好的。比如做志愿者教师，需要培养自己适合学生的心态，否则什么都做不好，什么方法也都没有用。但培养自己的心态是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心态”？我一开始没懂。
第一天采访完姐弟俩回去宾馆临睡前，柴静问我，弟弟后来是不是生气了？为什么让他陪我去菜地他不肯呢？我信心满满地说：不会不会，一直都好好的，怎么可能生气呢，可能就是小孩子脾气，一阵一阵的吧。
结果在采访中，卢安克告诉我们，采访中弟弟一直费劲地劈柴是为了给我们取暖，后来发现我们最在意的，其实是拍摄时火光的镜头时，他才发现了我们的“目的”，于是不高兴了。
我内心被狠狠抽打了一下。这个“目的”本身并不卑劣，也毫无恶意，几乎是成人世界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从工作的角度也无可厚非，但一个孩子的心，照出了我们惯性中的不真诚。只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孩子”的卢安克，能够敏锐地看到其中的不同。也只有一个完全放弃目的的心灵，能够深刻地影响其他心灵。
当那些天天打打杀杀，精力旺盛，似乎永远无法被影响到的孩子们脱口而出地说出：我愿为你，做出我所不能的改善时，我在摄像机后面呆立了很久。
5.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我曾经这样交出去过吗？我百分之百了吗？我可以做到放弃功利，不计后果吗？我能够像卢安克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吗？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卢安克经常说，他适应不了城市。他说：我不懂教育城市的孩子，他们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柴静：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柴静：还没弄清呢？
卢安克3：嗯，或者早就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柴静问过他：你说你觉得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柴静：那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过程，是不是？
卢安克3：是的。这是长大的过程，不是那么快达到的效果。
柴静：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
卢安克3：小学老师教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6.
我们问孩子卢安克到底教给他们什么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会显得茫然。他们不知道，也无从回答起。但他们会记得，“他教我们画画，他说比如画人啊，要先画眼睛。”也会记得，生的树木是不能砍的，因为“山上的泥土，会把树的根抓得很好”。他们一起演的电视剧，从播出的角度，幼稚仓促，制作粗糙，但却让人过目不忘。他们也看到别的“正规”地方请孩子认真拍出来的电视剧，结果孩子们“看了不到五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全都扔掉了，因为演的太死了，好像没有人，都是被安排的木偶啊什么”。他们不够聪明，但他们会写出《骑猪》那种妙趣横生的作文。他们不迎合老师，因为卢安克觉得“老师头脑里对学生的想象是对教学最大的障碍”。他们很野，恨不得成天打打杀杀，但他们慢慢地理解了“和平的剑能发出爱的火焰”，他们说不清楚卢安克的意义，但他们会说“他和这个国家有关联”。
在片子的初版中，结尾时有一段柴静的结束语，我极喜欢：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胜利，其实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已经决定了。在采访卢安克的时候，我才理解了这句话。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它的未来取决于这些人能否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能否有敏锐感受的心灵，能不能有同情心、创造力，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这一切在我们童年时代所受教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起源甚至被决定了。卢安克说，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到他甚至看不到成果，但是他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会在这片土地上留下长久的，不可磨灭的共鸣。”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cbfd50100g7z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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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 08: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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