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穆雷：一位美国医生的死亡之道

Martin

几年前，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师查理发现自己肚子上出现一个肿块。他找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这位外科医生是治疗胰腺癌的权威之一，发明过一套新型手术流程，将患者的五年生存期比例增加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谈不上什么生存质量。

第二天他回到家中，关闭诊所，从此再没踏入医院一步。他尽可能地多与家人相处，于数月后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也没用多少医疗保险。

尽管不常被人谈起，但医生的确也会死。而且，他们死亡的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不是比大多数人多用了一些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极少治疗。尽管总是时时刻刻在帮助别人抵御死神，但当他们本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极为淡定。他们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什么选择，但凡想要的医疗护理，一般均能获得，但他们只是平静地离去。

当然，医生并不想死，他们想生存。然而，他们太了解现代医学了，知道它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会与家人谈到这一切，确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来时，家人不会试图采取任何夸张的救护措施——他们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被人打断肋骨去做什么心肺复苏术。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亲眼目睹过人们所受的“徒劳的关怀”。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医生将尖端技术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余，还要忍受无谓的苦难。病人的身体会被剖开，插进导管，与机器相连接，灌入药物。所有这一切都会在重症监护室中进行，每天的费用高达上万美元。最终花钱买到的是什么？只有痛苦，一些我们甚至不愿强加于恐怖分子身上的痛苦。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医生同事轻声对我说：“答应我，如果你看到我受这种罪，就杀了我。”他们不是开玩笑。一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徽章，上面印着“不予急救”字样，告诉医生不要实行心肺复苏术。我甚至看到有医生将其做成纹身。

医生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得天独厚的医护服务？原因很复杂，与患者、医生和医疗系统都有关系。

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设想一个场景：某人失去知觉，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属恐惧万分，当医生询问是否要“竭尽全力”时，他们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于是，患者的噩梦上演了。其实，家属的意思常常只是“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哪些措施是合理的。身处困惑和悲伤之中，他们也不会对医生提出疑问，或者听听医生怎么说。在医生这方面，当然就会“竭尽全力”，不管措施合理与否。

上述情况司空见惯。问题的根源是人们对医生的能力期望过高。很多人认为，心肺复苏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实，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过无数经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的病人。如果患者病情严重、年老或罹患绝症，心肺复苏术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却令人难以承受。知识贫乏和错误预期会导致一系列糟糕的决定。

当然，患者并非产生问题的惟一因素，医生也有责任。麻烦的是，尽管医生们明白自己在“徒劳关怀”，他们仍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再次想象一下急救室里满是悲痛欲绝、甚至可能歇斯底里的患者家属的情景。他们与医生互不相识，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和信心的建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金钱或精力，人们早已做好了相信医生的心理准备，当医生建议需要进一步治疗时，他们会言听计从。

有些医生的沟通能力比他人更强，有些医生则更为固执，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都是相似的。从医数十年里，每当生死攸关的时刻患者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我会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将事情的风险清楚明白地解释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要采用我认为毫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方式，我会将其转到另一位医生或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些被转出去的病例仍令我无法释怀。我最喜欢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师，出身于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环很不好，而且，脚部已经出现疼痛。考虑到住院治疗对她的病情不利，我尽一切努力让她避免做手术，但她在医院外咨询了专家，而这些专家与我没有联系。对于她的病情，专家们并不像我那样熟悉，他们决定为其双脚做血管搭桥手术，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术并没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环状况，刀口始终无法愈合。患者的双脚都感染了坏疽，最终被双双截肢。两周后，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最坏的事情都发生了，她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显而易见，医生和患者都难辞其咎，但在很多情况下，双方都不过是一种更大系统——鼓励过度医疗——的牺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医生们采用“医药费报销”的模式来做每件事，不管它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赚钱就行。更常见的情况是，医生怕被投诉，对患者言听计从，为了避免麻烦，极少提出反对意见。

即使人们已有准备在先，这个系统仍会使人丧命。我曾有一位名叫杰克的男病人，78岁，常年患病，曾经历过15次大型外科手术。他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再用呼吸机了。然而，一个星期六，杰克严重中风，失去意识，被送进急救室。医生们想尽办法令他苏醒，并在重症监护室里给他用上呼吸机。这是杰克最不愿经历的噩梦。当我赶到医院接手治疗后，我跟他的妻子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出示杰克留下的护理委托书。然后，我拔掉了呼吸机，坐在他床边。两小时后，他过世了。

尽管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杰克却没有如愿死去，医疗系统干涉了他。可事后居然有一位护士将我的做法报到院方，认为我在实施谋杀。当然，此事无果而终：杰克的心愿明白无误，他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但警方的调查仍然令所有医生心有余悸。对我来说，不顾杰克的心愿强行使用呼吸机，将他的生命与痛苦多延长几周，要容易得多。如此一来，我还能多挣几个钱，医保也将额外多支付50万美元。无怪乎这么多医生宁愿过度治疗。

但医生绝不会将过度治疗用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年累月地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几乎每个医生都能找到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减少痛苦，在家中平静地死去。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为病人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让他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的治疗。

几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癫痫发作，后被查出是肺癌转移到脑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专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包括每周到医院化疗三至五次，他也许能活四个月。最终，托什拒绝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控制脑水肿。他搬来与我同住。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们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享受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欢乐。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他还是第一次去那儿；我们在家门口闲逛，每天吃我做的饭。吃着中意的饭食，而不是医院里的病号饭，托什甚至还长胖了些。他并不觉得特别疼，一直情绪很好。一天，他没有醒来。之后的三天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然后，他故去了。八个月来他的医保只用于购买一种药物，总花费约20美元。

托什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追求吗？如果在生命临终护理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状态，那就是有尊严地死去。

至于我，医生们已经知道了我的选择。不需要夸张的拯救，我将静静地步入永夜，像我的导师查理一样，像我的表兄托什一样，像我的医生同事们一样。

——本文来源:《海外文摘》；作者：（美）肯·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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