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负荷工作得不偿失

Martin

　　最近在美国与英国都在谈论如何让经济重新恢复平衡；此举似乎意味着设法让经济不再依赖于金融业以及鼓励制造业的发展，或许也可能意味着英国要重新处理相对富裕的南部地区与失业率高企的北部地区的发展失衡问题。

　　这种探讨还不够深入；如今需要扭转失衡的不仅仅是一、二项问题，而是有好几项。激进历史学家与生态学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 1926-2002)在其广泛流传的著作《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中使用的术语是“多点平衡”。事实上，伊里奇确定了“相辅相成的六大重点，每一种都会让生活向某一方向失衡”。

　　在伊里奇看来，第一个失常的平衡是“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脆弱平衡”。在酸雨、臭氧层损耗以及全球变暖这类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重点前，他就一直警示世人：我们的星球正遭受无节制的污染气体排放、有毒气体以及过量开采矿产资源的威胁。这样的警示如今变得老生常谈，但让伊里奇特别有吸引力的是其不接受常规手段来修正全球失衡问题。他看到应对污染的技术若是没有辅以人类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只会是“把垃圾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把它们推给子孙后代以及倾倒到穷国”。

　　伊里奇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应用先进科技处理“已然存在的环境问题”，而是让人类扪心自问，探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危机。他在书中写道，“处理环境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人类共同认识到只有精诚合作、休戚与共，方能生活得更为幸福。”伊里奇反对这样的说法，即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做大部分的工作，同时至少不会出现这样的不良结果：人类因从事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等单调乏味的工作而变成机器的奴隶。他的这一看法颇具争议，但更具争议的是：他强烈反对把医疗与教育机构化，认为是把与生俱有的能力置于产业化的庞大机构手中。

　　这些就是工作（即让人愉悦、创意无限的工作）以及学习的失衡的情况。更为严重的失衡情况包括了过去与现在（在如今这个一切都是有计划荒废的时代，过去显得越来越与现在脱节）以及富人与穷人。

　　这些失衡情况是如何叠加在一起的？当前解决环境与生态危机（自1973年以来，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海洋酸化以及物种的大量毁灭的证据触目惊心，使得危机愈发严重）的出路似乎是伊里奇未曾想到的：人类自己的掩耳盗铃。当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BBC播出的《冰冻的星球》(Frozen Planet) 电视系列片中提醒世人注意这些问题时，他被某些地区的人指责是极端分子。西蒙?库柏(Simon Kuper)这样写道：“西方人最近打了个未说出口的赌：打算加速环境恶化，并甘冒气候灾难的风险，最后冀希望由遥远的穷国百姓去承受这一切。”

　　说到工作的失衡，与其说采取伊里奇所提出的更为激进的举措，让人类的工作变得人性化与创意十足，倒不如说我们更多谈及的是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失常问题。我们似乎老是陷入这样的境况：一部分“幸运儿”工作越来越努力，而几亿人却在失业。来自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安娜?库特(Anna Coote) 提出的措施还要激进，她在2010年发布的报告《21小时》(21 Hours)中，建议削减每位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以便让大家能更公平地分享日趋有限的工作。今年元月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库特建议把“工作过度、失业、过度消费、高碳排放、低福利、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缺乏维持一定生活水准的时间、相互关心以及纯粹享受生活”等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失衡问题”一同处理。接下来，我们听到了《大萧条下的生活经济学》(Plentitude)一书的作者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教授精彩解释了为何即便从纯经济术语角度说，“超负荷、超时工作”（处理经济衰退的常规做法）是得不偿失。

　　还有一项无所包罗的失衡伊里奇从未公开提及，但在每处都隐含提及到了，那就是目的与手段（或者说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平衡问题。现代社会的成就（的确令人可疑）就是把目的变成了手段。所有一切都变成了技术性挑战——如何永生、如何到火星上开疆拓土、如何最终造出智能手机——美其名曰是为了无可争议的进步；而在探索的过程中，进步的所谓目的反而丧失掉了。

　　伊里奇提醒我们：人类的本性要求我们自己要置疑目的——我们是谁？应该如何让个体与集体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仅仅去追求手段。

　　译者：常和

原文地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