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临终时刻

Martin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

　　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志异》。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 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

　　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

　　从他的家到301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 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荧屏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5年之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盲，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 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二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很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邓小平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

　　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泪水在眼里打转。“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下午5点多，开饭的时间到了，但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未按时来餐厅吃饭。负责膳食的侯生伟等人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多么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

　　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在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小平告别。4天以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小平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
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三

　　世纪伟人邓小平溘然离去。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上千个城市里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噩耗传出，神州震惊，世界震撼。

　　2月20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难忘的早晨。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显示“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并远远眺望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他们将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经历者和目击者。

　　黎明中，护旗兵出现了，人们从官兵异样的脸上似乎悟出了非同寻常。

　　“敬礼!”中队长王金耀略带沙哑的嗓音在7时零1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国歌激越，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

　　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

　　“降——半——旗!”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砸在观众们的心里。国旗，就在这一瞬间，在万众瞩目中开始缓缓下降。护旗兵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员眼睛湿润了。多年了，护旗兵们习惯的是升旗，降半旗难以接受。霎时，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个悲壮氛围。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广场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走入各报头版和电视新闻中。

　　大江南北哀思不尽，长城内外万民同悲。一个伟大的人物，推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邓小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

　　2月23日下午，家住北京宣武门内大街的插花艺术家王绥枝，突然接到紧急电话：“王绥枝同志，请您放下电话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301医院西门，接受紧急任务!”

　　凭借30余年的工作经验，王绥枝从北京市园林局领导简短、严肃的命令中，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旋即将一把剪刀放进背包里，推门奔向大街。

　　从宣武门到海淀五棵松路，出租车仅用20分钟便载着王绥枝赶到了警卫森严的301医院西门。未等她下车，一位警卫人员一步跨在车前，简明、果断的手势表明所有出租车辆一律不准停车下人，马上驶离!

　　“我是来这里接受任务的……”话音未落，西门口专门等待王绥枝的工作人员迎了上来。很快，他们来到301医院邓小平遗体告别室。告别室内气氛凝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同步进行，人们都在紧张有序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正中央是邓小平灵床，四周摆放着一圈君子兰，君子兰外围空着。

　　原来，上级领导安排王绥枝负责组织用鲜花以插花手法布置邓小平灵床四周，在当晚9点以前必须完成。时间已经很紧了，在只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她要现场拍板确定花材的种类、数量，组织调配花材、用具，构思设计花带整体效果，带领其他工作人员准时高标准完成任务。

　　王绥枝的脑子里紧张地构思着，很快，整体构图方案出来。她立即组织黄、白菊花，黄、白百合，以及蓝色勿忘我、粉玫瑰、鹤望兰等花材运到现场，开始同园艺工作者插花。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每下一剪、每折一枝、每插一次都非常细致用心。

　　晚8时55分，整个花带全部布置完毕。鲜花含苞欲放，清香四溢；似一只只依依不舍的手臂，要挽留伟人远去的脚步。这时的王绥枝顾不上揉揉酸痛的身体，无尽的哀思使她忍不住泪流满面……

　　2月24日上午，邓小平的遗体在北京火化。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到301医院为邓小平送别，并护送邓小平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301医院南楼小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挽幛表达着人们深深的哀思。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横幅下方正中是邓小平的大幅彩色遗像。遗体静卧在鲜花和常青松柏中，面容安详，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4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邓小平遗体前摆放着邓小平夫人卓琳率子女敬献的花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我们永远爱你”。送别室内摆放着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

　　上午9时整，党和国家领导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送别室，在邓小平遗体前肃立。哀乐声中，他们向邓小平的遗体三鞠躬。9时28分，和着哀乐的节奏，8名人民解放军礼兵抬起安放着邓小平遗体的灵枢，缓缓走出送别室。江泽民等护送邓小平的遗体上灵车。

　　9时31分，在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属和治丧办公室成员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人悲痛肃立，向邓小平的灵车行注目礼。

　　从301医院到八宝山，短短两公里半的路途两旁，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10多万人。


　　天公仿佛也在为小平的离去哀伤，忽然变得阴沉。宽阔的街道失去了昔日的喧嚣，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追悼大会。

　　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

　　接着，江泽民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缅怀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深切哀思。悲怆、硬咽的话语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回荡在亿万人民的心上。

　　四

　　3月2日上午，载着邓小平骨灰盒的专机穿云破雾，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81岁的卓琳强忍着悲痛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撒向大海。两人共同走过了58年的人生历程。如今，面对自己深爱的丈夫的骨灰，她怎能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胡锦涛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缓缓地将骨灰和花瓣撒入大海。随后，邓小平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质方和孙辈眠子、萌子、羊羊、小弟，悲痛地跪在机舱里，含着热泪，将骨灰和缤纷的花瓣一起，缓缓撒向碧波万顷的大海，完成他们敬爱的父亲、爷爷的遗愿。邓榕哽咽道：“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跟随邓小平多年的卫士孙勇、张宝忠一身戎装，忠实地守卫在他的骨灰盒前。其他领导同志与其他亲属肃立默哀。

　　对于死亡，邓小平并不害怕。在他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也有自己的考虑。早在50年代初，他就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

　　这份倡议书的末尾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为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在1989年9月4日，退休前的邓不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其实，邓小平不仅赞成火葬，他的思想还要解放得多，他主张连骨灰也不要保留。邓小平也向他的家人多次交代后事。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爸爸离去是自然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

　　“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

　　邓小平最终选择了大海。他和恩格斯、周恩来等伟人一样，融入了地球上最广大无垠的世界。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鸣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士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后，总觉得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

　　“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黄琳说着说着哭起来。邓小平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投进炉膛。

　　烈火青烟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邓小平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披着历史的烟尘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他走了，留在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