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养老尴尬：一床难求和养老院空置现象并存着

Martin

　　自孔子最初提出“老有所终”以来，数千年过去，这一理想仍未真正实现。在城市，老人们或“住不上”敬老院，或“住不起”敬老院。在农村，土地养老已难以为继。如何在养老问题上释放更多的善意和人情温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和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的养老尴尬：一床难求和养老院空置现象并存着

　　《瞭望》文章：养老善行

　　“老有所终”不是新词。根据可查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在《礼记·礼运篇》提出这一概念。礼者，非今时常谓之礼仪、礼貌；古代，其实质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与其直接相关的是统治秩序。故而，“老有所终”亦可视为孔子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应有之义。

　　理想终究是理想。在物质匮乏、硝烟迭起的封建社会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能成为理想家们纸上的一行清墨。

　　世易时移。今日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列世界第三，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在2008年已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不过，孔子断难想到的是，今日之中国，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养老问题。

　　孰曰不然？且看，在大城市的中心，人床矛盾日益突出，为找一个养老院床位常常需要等待数月；同样在城市，有些豪华养老院动辄每月收取数千元，个别养老院还收取高达百万元的会员费……“住不上”和“住不起”并存。

　　不少老人乐于过含饴弄孙的生活，但是，“421”的家庭结构，养老护理服务和老年医疗等“短缺”，已让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人不堪养老重负。

　　再看农村，曾经盛行了数千年的土地养老模式，再也无法满足庞大的人口需求。根据有关统计，全国有1/3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

　　这就是中国许多城乡养老现状“速描”。在本该含饴弄孙的年岁里，如果还要为求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而奔波，人们难免由此惧老、怕老、恐老。

　　这种现象就不该出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尊敬老人的国度。大到“老有所养”的社会大义，小至“亲在未敢言老”的为子小节，中国的尊老文化，已如烙印，随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跳而鲜活。

　　但是，当下服务养老的种种善行，更多的仍是在期待之中。有人说，在这个地价奇高的年代，没有人愿意买地建养老院；也有人说，养老院门槛设置太高，小额资金无法进入养老行业；还有人说，有关部门对养老事业的扶持还很不够……

　　事实上，养老绝非哪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事。养老事业涉及医疗，涉及经济，更涉及特殊政策乃至法规等一整套制度设计。

　　不能再拖延了。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均应释放最大的诚意和人情温暖。

　　当然，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我们都可能存在着“差钱”的制约。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养老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只认钱。

　　更多的人希望的是，在养老问题上，所有的善意尽情绽放，成为一个一个真正的善行，让我们的老人们安享晚年。

　　每个人都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什么的制度、设施、人文关怀对待退出历史舞台的长者，反映这个社会和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文/张辉)

　　《瞭望》文章：京城养老服务现状摸查

　　打了上百个养老机构的电话，最后才找到一家让她满意的。找个养老的地方，为啥这么难？

　　“我们这其实就是违章建筑。”在北京市城内一家敬老院附近，院长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无奈地说。

　　在其手指方向，一个狭长的敬老院，坐落在前后两座居民楼之间。此前，敬老院所在地为公共绿地。这位院长说，2006年，为了给周边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街道着手在此兴建敬老院；“刚建的时候，我们白天建，晚上就有居民拆。就这样边建边拆，直到派出所出面，敬老院才最终建成。”

　　望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位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院长很不理解，孝敬老人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想建个敬老院却会没有地。

　　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5日，北京土地拍卖再创天价，一日之内诞生三个地王。

　　在养老问题上，同样让人费解的事还有很多。今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黎在发言中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67亿，2020年，更将达到2.48亿。2009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委员会在对江苏、山东、辽宁、甘肃等省调研时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本刊记者注意到，张黎在发言中共五次用到“十分突出”。其中包括，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与养老保障负担能力的矛盾十分突出；劳动人口逐步减少与赡养人口快速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口流动加快与空巢老人照料的矛盾十分突出；老年人多种需求与老年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十分突出；老龄人口服务管理与现行体制的矛盾十分突出。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一床难求”和养老公寓空置率较高现象，在一些城市同时存在。一方面，市内的公办公营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排队等床现象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相对高端的养老公寓却入住率偏低，经营状况欠佳。

　　一位民营敬老院负责人通过本刊呼吁，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养老服务行业的政策扶持，“没有政策扶持我们全完蛋。”

　　租间平房等床位

　　2009年年底，刚从颐寿轩敬老院菜市口分院回家不久的王老太太，再次打电话颐寿轩。她说，想再回养老院住。让她没想到的是，曾经悉心照料她两年之久的颐寿轩，却告诉她，暂时不能入住。

　　敬老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6月，70多岁的王老太太入住颐寿轩。老人来了以后，敬老院安排护理人员悉心照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根据颐寿轩的规定，在为老人洗澡时，由10个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其中，6人帮老人脱衣服，4人为老人洗澡。

　　2009年3月，王老太太家里买了房子，家属把她接了回去。但是，在家住几个月以后，王老太太还是想念敬老院的生活。用她的话说，“我想‘回家’。”于是，就出现了再次给颐寿轩打电话那一幕。

　　敬老院里已经没有了床位。无奈之下，王老太太的家属就带其到别的敬老院看看。然而，要么是同样住满，要么是不满意那里的环境。最后，王老太太下定决心，不再找敬老院了，认定了颐寿轩。于是，她在颐寿轩旁边租了间平房，盼望着一有床位空出来，自己好住进去。

　　“排队等床，就是熟人来了也帮不了忙！”敬老院另一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敬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并非孤例。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李红兵告诉记者，月坛敬老院共有50个床位，排队等候床位的也有50多人。

　　《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08年底，有北京户口的60岁以上老人共有218万，但是，床位却只有39994张。而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按照国际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50张测算，全国老年人约需养老床位800万张，而目前仅有250万张。

　　北京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汇晨老年公寓理事长马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前，养老服务机构主要有公办公营、民办民营和公办民营三种形式。在此之中，公办公营的入住率最高，“一床难求”现象非常普遍。其原因在于，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往往具有天然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往往在市中心且靠近居住区，医疗、交通等配套设施有优势。

　　记者注意到，从颐寿轩菜市口分院出发，不足十分钟即可步行至健宫医院。而且，周边环境较好，陶然亭公园、法源寺均适合老年人散步。

　　另外，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往往收费较低。马剑说，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场地由政府提供兴建，作为养老机构投入的最大一部分已不成问题。一般来说，一个老年人，每月收费在千元左右，如果需要护理的老人，价格稍高一点。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表示，由于公办公营优势突出，且排队的人较多，因此，在个别地方，一些掌握着特殊资源或者有钱的，更容易成为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住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经营状况好。在宣武区一家公办公营养老机构里，负责人告诉记者，其目前收支基本持平。目前，该敬老院共入住90位老人，每位老人每月付敬老院1360元。但是，在采暖季节，一天就需烧一桶多柴油，仅此一项，一天就需1500多元。而且，员工成本也在上升，加上各项保险，每位护理员每月工资大约为2000元。

　　这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月工资，总体上为三四千元。他略显愧疚地说，如果有钱，他很想改善敬老院的设施，比如在屋里铺上地毯，把橱窗改善一下。

　　不仅如此，“公办公营”也给政府带来较大压力。马剑表示，由于是“公办”，往往需要一定的编制名额；由于是“公营”，政府还要参与到后期的维护和运营中去，如此造成政府投入过重。

　　打了100多次电话以后

　　3月24日，本刊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汇晨老年公寓。看到有人来访，年逾八旬的孙兰笑容满面，向记者一一展示自己收藏的洋娃娃。她抱起电视机旁的一个洋娃娃说，这个会说话。在孙兰的摆弄下，洋娃娃欢迎着客人，并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妮。”

　　孙兰老人先后在外交部和文化部工作。因英文、法文俱佳，她曾经担任周恩来的翻译。2009年4月，孙兰老人想找个养老公寓安度晚年。为此，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在网上搜索到了北京市共300多个养老机构的联系方式。

　　由于孙兰曾到多个国家访问，她对养老机构的要求较严格。其一，要能为不能理自理的老人提供服务；其二，环境必须好。然而，她在向养老机构咨询时却发现，很少有养老机构愿意接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且，这些养老机构在接纳老人时，往往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其亲属必须将其接走。孙兰身体很好，但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下降，因此，这类养老机构孙兰均不愿入住。

　　而在为数不多的愿意为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务的养老机构中，孙兰一去看才发现，大多环境较差，往往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且好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就这样，孙兰打了100多个电话。最终，她选择了汇晨老年公寓。她住的是个单间，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每月需付4350元。

　　记者注意到，汇晨老年公寓户型多样，且户户朝阳，社区里还有温泉和诸多适合老年人的设施。公寓负责人介绍，一期工程占地114亩，共有712 张床位，2007年10月31日投入使用。

　　采访中，记者发现，该公寓入住的老人退休前往往是高收入阶层，或者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不乏副部级待遇离退休干部。马剑表示，二期工程建成以后，将会更加适合普通工薪阶层。

　　马剑表示，汇晨老年公寓采取的是公办民营的形式。2007年，公寓建成以后，北京市民政局公开招标。其时，共有4家企业竞标，汇晨因长期关注老年服务行业，且实力较雄厚，最终中标。

　　不过，马剑透露，当前，老年公寓大多亏损。据他了解，2009年，北京郊区一家老年公寓亏损达500万元以上。他向本刊分析，其一，公办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不高。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往往在郊县，交通、医疗配套不足。据他了解，上述老年公寓的入住率仅为60%以上。“这已经是比较高的，有些养老公寓的入住率甚至仅为30%左右。”

　　其二，电费支出较大。马剑表示，根据有关部门此前规定，养老院的电费应该按居民用电价格收取，每度电4毛多钱。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每度电收取8毛多钱。由此给企业运营造成极大的经营压力。以京城郊县某老年公寓为例，由于该公寓采暖均使用地源热泵，耗电量过大，一个月仅电费支出就30多万元，一年就是300多万元。

　　其三，“成本比较高，收费又上不来。”在汇晨老年公寓，一个不需护理的老人，住一个床位需要 2150元，含服务费、采暖费、上网费。最初，汇晨老年公寓采用过会员制，通过这种方式，会员的入住费用酌情减免，企业用这些钱投资。后来担心投资风险，遂作罢。不过，据记者了解，现在一些养老公寓仍在收会员费，少则二三十万，多的甚至高达百万元。

　　马剑说，老年公寓运行成本比较高，除了能源成本以外，人员工资占很大比重。以汇晨老年公寓为例，仅员工工资一项，一年就需支付500多万元。另一方面，由于入住率低，增加收费的难度亦相当大。

　　“民办民营”的场地困境

　　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养老机构场地困难问题已相当严重。其中，最困难的当属民办民营养老机构。

　　这类民办民营养老机构规模往往较小，有的只有几十张床位，多的也只有几百张。而且，敬老院内设施往往比较陈旧。一些比较小的敬老院，老人娱乐设施相对匮乏。

　　马剑说，这种现象主要缘于场地问题。他表示，和“公办”不同的是，“民办”的最大门槛在于土地和房屋限制。

　　“养老院建设不同于地产项目，其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租赁的经营模式，养老院建成以后不能当房子卖。”马剑表示，受此制约，民办民营养老机构主要通过租房屋建立养老院。然而，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租赁合同最长只有20年，因此养老机构大多不愿更新设施。记者了解到，昌平有家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已经租了11年的房子，虽然租赁合同还有9年才能到期，但养老机构仍然不愿更新设备。用该养老机构负责人的话说，不知道到时还能否继续做养老事业。

　　马剑告诉记者，和“公办”相比，“民办”享受着更多的政府补贴。一般来说，“公办”只有床位补贴，一个床位每月补助100至150元；“民办”享受床位补贴的同时，还享有一定的建筑补贴优惠，一个床位一次性补助8000至16000元。

　　但是，这并不代表“民办”就此无忧。与之相反，占机构养老大多数的“民办”，其经营的压力最大。马剑分析，由于前期建设敬老院的投入较大，因此，在后期经营过程中，“民办”的资金压力更大。

　　与此同时，政策落实的缓慢，也对养老机构形成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尤其加重了 “民办”的经营压力。比如，补贴到位滞后。据记者采访了解，不少养老机构近期刚领到2008年的政策补贴款。

　　马剑坦言，当前，养老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也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但是，正因为前期投入太高和相关政策匮乏，很多资金不敢进入养老事业。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月22日，北京市首家老年日托所——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宣布停办。在此之前，该老年日托所后院休息房门上悬挂的“晚菊傲霜”标牌早已摘下。

　　这家老年日托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资金压力是其停办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成立于2007年2月，入托老人每天只需交5元钱即可享受午餐和一定的休闲娱乐设施。苹果园街道办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为民表示，日托所由社区服务中心开办，是一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他还透露，自开办以来，日托所一直在赔钱，目前已经无力运营。

　　3月25日，当本刊记者就首家老托所“关张”问题联系张为民时，他旋即挂掉了电话。随后，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接电话人员称，张为民不在办公室。

　　首家老年日托所的关张，引起了舆论较大关注。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刚创办时，由于是一种较新的模式，曾有不少社区效仿。因此，该日托所的此番关张，无疑让“后来者”多了一份忧虑。

　　“离开政府的支持，敬老院无法发展！”采访中，颐寿轩相关负责人向本刊记者直言。

　　他说，养老机构的客户均为老人，对老人最重要的是安全。他表示，老人磕到碰到很容易受伤，由此造成的纠纷较多。他认为，在此方面，保险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不少保险公司来说，70岁以上老人是不纳入意外伤害保险范围的，而入住敬老院的却大多在此年龄段。“既然企业可以为养老做公益事业，保险行业为什么不能为老人多想一点呢？其实，只要有个意外伤害险就够了！”

　　曾在多个国家访问的孙兰向本刊记者介绍，和中国的大型养老机构相比，欧洲的养老机构要小得多。以布鲁塞尔为例，比较常见的是两层楼，楼上、楼下分别住三个人。但是，志愿者的服务非常好。志愿者在为老人服务时，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将来也靠积分获得等值服务，“类似于献血。”孙兰认为，这种模式应该在中国推广。

　　马剑认为，当前，应该尤其加大对养老护理人员的培养。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按照老年人口与护理人员配备比例3:1测算，全国有2830万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因此，养老护理人员约需要1000万人，而目前全国养老机构职工仅22万人，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2万多人。不仅如此，护理人员的周转率非常高，很多老年公寓的人员周转率高达100%，据马剑介绍，个别老年公寓甚至高达140%，他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有相关的行业职业规划，一些专业学校应在此方面加强人才培养。

　　现居汇晨老年公寓的陆碧茹老人通过本刊建言，医疗方面应该对老年人更加宽松。在汇晨老年公寓建成以前，陆碧茹和其爱人曾在天津养老。但是，在当地治病，却涉及一个医疗费无法报销的问题。她认为，在此方面如果国家多松个口子，很多在京老人到其他城市养老将更加方便。

　　“养老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局部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问题。”李红兵说，近年来，民政部门在老年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盯了局部没看系统；盯了硬件没抓软件；布了局，也放了零件，但是这些零件没有互相咬合发挥作用。”

　　他认为，要把养老事业统筹考虑，准确划分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半自理能力老人和能自理老人。其中，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因为这不仅仅是老人个人的问题，也是家庭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

　　对于半自理老人，可采用居家养老模式，政府则应通过资源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完成政府组织公共服务的真正的任务，解决这类老人的卫生健康医疗问题。

　　对于更大一部分能自理的老人，李红兵认为，政府要管的是组织，让老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瞭望》文章：老年护理服务多重机遇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是极其脆弱的群体，发展护理服务，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使其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

　　文/《瞭望》新闻周刊特约撰稿郝福庆陈磊

　　当前，我国正经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模式势必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更加借助于社区服务和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机构，其中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关爱等老年服务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各级政府应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

　　发展老年护理服务三大利好

　　从有效刺激消费需求看，庞大的老年群体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护理服务需求。研究表明，仅老年群体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就是其他人群的3~5倍。

　　目前，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为11963元，支出为10028元；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为2722元，支出为2691元。如果考虑到部分子女可以提供经济支持的因素，城乡老年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应该高于调查数字。

　　在对老年人入住机构意愿方面的有关调查显示，城市地区老年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占16.1%，每月可承担费用710元；农村地区老年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占15.2%，每月可承担费用121元。

　　因此，只要达到一定经济规模，借助合理收费，机构养老服务市场的有效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保守估计，当前仅机构养老和护理服务的潜在市场规模超过700亿元，2010年增加到1300亿元，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发展老年服务业，培育消费市场，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导大量老年人及家庭实现长期照料和护理服务消费，对扩大内需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从可明显扩大就业看，老年人照料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专业护士，特别是普通护工有大量需求，适宜大中专护理专业毕业学生、“4050”人员和农村妇女就业。以日本为例，目前有约110万人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预计在未来5年内还可吸纳30 万~50万人就业。

　　而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就业潜力却远远没有发掘。有调查表明，在居家养老方面，城市中48.5%的老人有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其中家政占25.22%，护理服务的占18.04%，聊天解闷的占13.79%，法律援助的占 2.25%。但在服务供给方面，还远没有形成规模。

　　在机构养老方面，根据民政部统计，迄今在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农村敬老院及其他养老机构就业的人员总共只有17万，与庞大的老龄服务需求相比极不相称。通常，居家养老服务中，就业人员与服务需求比例在1:5左右，专业化养老护理服务机构中2~3张床位就需要一名护理人员。

　　据此推算，如果我国机构养老床位较当前翻一番，达到发展中国家每千名老人20张的低限水平，居家养老服务得到较快发展，则到2020年居家养老和护理服务预计可新增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从改善民生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面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是极其脆弱的群体，发展护理服务，既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使其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老有所养”、安度晚年；还可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缓解子女长期照料压力，减小家庭矛盾和生活负担，使家庭成员从体力和精神上解脱出来，安心工作，有利于代际和谐、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

　　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思路

　　根据我国老年人城乡分布、收入结构和现行福利制度安排，要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应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原则，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标准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骨干、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层次多样化、服务提供社会化、服务队伍专业化，运行机制良好、服务品质优良、监督管理到位、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城市，以社会福利院、老年护理院等专业化的护理机构为骨干，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平台。在机构层面，要研究建立健全设施建设规范、机构服务标准、行业自律制度，起到辐射社区、带动社会、示范民间的作用。同时，制定低收入老人、高龄老人、重度残疾老人等入院评审制度，保证优先满足老年特殊困难群体的护理服务需求。在社区层面，应结合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卫生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养老托老设施网点，完善配套设施，完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紧急呼叫等功能，不断增强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

　　在农村，以乡镇敬老院为基础，实现向区域性社会养老服务中心转变。在确保五保户等福利对象供养的基础上，优先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老人、生活困难老人、计划生育家庭独女户/双女户、高龄和重度残疾老人的服务需要，同时，向社会开放。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向农村“空巢”老人提供日间托养、配餐等社会化服务。□

　　

　　《瞭望》文章：老年医疗：挑战已经到来

　　养老服务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医疗保健服务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长期照料服务则没有明确的部门组织实施

　　3月23日上午9点，北京老年医院一派宁静。这里古木成林、小径通幽，不时有鸟雀掠过。

　　该院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三级老年医院，承担着老年病的医疗、科研、教学、培训等多项职能，这样的医院在全国屈指可数。2004年担任该院院长的陈峥，则是老年医疗业内知名的“布道者”。

　　他对行业形势的判断令人心紧：“老年医疗的挑战已经到来，形势非常严峻。但是目前说得多、做得少。”

　　陈峥眯起眼睛，略作停顿：“未来10到20年是我们的时间机会，如果把握不住，那么困难就将凸显。”

　　2009年初，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透露，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5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

　　北京老年医院老年病临床与康复研究所所长宋岳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中国老年人平均生活不能自理率为8.81%。据测算，截至2008年底，全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为1408万，2020年将超过2000万，2050年会达到3800 万。如果再考虑生活半自理的老年人群，这个数字将更为巨大。

　　“这意味着庞大的老年人群需要接受长期照料的服务。现状却是，养老服务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医疗保健服务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长期照料服务则没有明确的部门组织实施。可以说民政、卫生都在管，也可以说都不管。”宋岳涛说。

　　在“2009中欧社会论坛”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由于一个失能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必须依靠他人的老年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中国现在至少几千万家庭都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和迷惑，“困扰的并不仅仅是穷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而老年人群长期照料面临的问题，仅仅是老年医疗诸多难题的冰山一角。

　　匮乏的长期照料

　　长期照料，又名长期护理，是指老年人由于生理或心理受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因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甚至无限期地都需要别人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广泛帮助，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医院的临床护理，愈后的康复护理和训练等)。

　　“长期照料不同于一般性的为老龄社会服务，它的专业性较强，涉及到预防、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单靠家庭解决不了，政府也不可能包办，必须构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陈峥说。

　　他表示，国外的经验是，主要涉及老年日常生活照料的，其服务机构为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退休村等；主要涉及老年医疗、康复和护理的，其服务机构则是老年医院、老年康复院、老年护理院、临终关怀院、日间医院或日间照料中心等。

　　在前述论坛上，王振耀将长期护理缺乏列入当前中国老年人的三大困难。其依据是，第一，从设施看，2008年全国共有机构类和社区类收养单位 38243个，养老床位245万张，收养的老人差不多为203万人，其中，农村的“五保”供养机构就有3万多个，收养150多万人，城镇的养老机构数量不多，收养的老年人其实是很少的；第二，从人员讲，长期护理需要养老护理员，全国只有2万多有资质的养老护理员。

　　“中国的养老机构的确总量不足，但比之更严重的是，老年护理院、老年康复院等提供老年医疗服务的机构更为缺乏。可以说，大多数省市还没有比较规范的老年护理院、老年康复院等。”陈峥说。

　　宋岳涛表示，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养儿防老”的社会氛围非常浓郁，但由于中国大多数老年人是“未富先老、未老先病”，因此，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料使子女亲友陷于两难：一边是孝顺老人的道德压力，一边则是工作和经济条件的压力。“这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岳涛认为，要重点发展为老年人群提供长期医疗、护理和康复服务的社区医疗服务支持和相应的医疗机构，如老年护理院、老年康复院等。“至于这类机构到底该由卫生部门管还是由民政部门管，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明确各自的分工和职责，并在部门间形成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关系。”

　　稚嫩的老年医疗

　　“与国外相比，中国老年医疗的情况仍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大家转变观念。”陈峥说。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从事老年医疗服务的医院不多，设立老年病科的综合医院也不多，且大多是从原来的干部保健科等科室转变而成。“北京的情况是，除我们这一家三级老年医院外，各区县还有一家二级老年医院。其他省市挂名老年医院的则非常少。”

　　此种现状令陈峥心生不安：“大家都在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在实际行动中，我们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有效措施去应对可能出现的老年医疗保健矛盾。这反映出，我们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重视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

　　在陈峥看来，老年病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内科、外科、妇科等疾病相关，但它又是一种自成体系、具有自身疾病特点的疾病。“正如专家指出的，你不能用中青年的眼光看待小儿，同样，你也不能用中青年的眼光看待老年人。”

　　宋岳涛将老年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中青年可发病而老年人患病率明显增高的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二是老年人在器官老化基础上发生、与退行性改变相关的疾病，如老年痴呆、骨质疏松等；三是衰老使机体机能减退而引起的急性疾病，如老年人肺炎等感染性疾病。

　　“老年病的重要特点是年老体衰，多病共存。这意味着给老年人看的不仅是‘病’，还要看‘人’。这种医疗服务需求很难靠单个医生完成，必须依靠医疗团队。换言之，这是一种‘多学科’的诊疗模式。”

　　陈峥说，北京老年医院与普通医院的区别恰在于此，“在普通医院，老年患者只能在不同科室治疗不同疾病，我们医院则是‘一站式’治疗。”

　　他解释说，所谓“一站式”治疗，是指老年病专科医生、康复医师、临床药师、营养医师、专科护士、老年精神病医师和临床心理医师等组成多学科医疗团队，对住院患者进行全面检查、诊断、强化干预治疗和健康指导，出院后继续进行健康咨询和健康促进活动。

　　“在这种诊疗模式下，你能体会到，考验一个医生的，不再是手术等的专业技术能力，而更多的是综合分析能力。”

　　因此，陈峥认为，老年病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一般情况是，一个内科医生尚需经过2年的老年病专业学习后，才能真正进入老年病领域。”

　　他了解的情况是，英国的老年病科医生数量居该国医生的第三位。而在我国，老年科的从业医生很少，还基本谈不上成为一支队伍。

　　机构、人员之外，国家学科设置里把老年病学科设为保健医学下面的三级学科，医学院校里尚没有独立的老年病学专业。“卫生部有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该司下设妇女卫生处、儿童卫生处，但就是没有老年卫生处。”

　　陈峥认为：“这些都表明，我们对老年医疗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老年医疗保健急需政府支持。”

　　“差发达国家三四十年”

　　在陈峥看来，与传染病、精神病一样，应该有更多的老年医疗健康服务项目纳入政府的公共卫生计划。 “我们都知道，接种疫苗、疾病筛查等公共卫生项目能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生，其实，一些老年疾病的预防也相当重要，他们同样需要列入公共卫生项目，比如老年人防跌倒的评估。”

　　陈峥说，自由行走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跌倒事件则是直接威胁老年人独立行走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威胁老年人的生命，而且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他解释说，老年人大多患有慢性病，故老年人跌倒后的总病死率比无跌倒损伤的老人高约5倍；而且，老年人的跌倒容易导致骨折、肢体受伤等，往往需要卧床休息，而老年人一旦卧床过久又可能引发褥疮、感染、抑郁症等许多疾病，因此，跌倒是老年人伤害的首要原因之一。

　　“很多专家都在呼吁，社会要强化老年人对跌倒的认识，并帮助他们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对老年人的跌倒倾向进行全面综合评估，而开展这个项目就需要政府提供资金上的支持。”陈峥说。

　　防跌倒之外，老年女性的尿失禁预防也很重要。陈峥表示，“老年女性的尿失禁比率非常高。因为尿失禁，她可能就不出门了，甚至导致抑郁症。你可以想象，有的女性患者仅仅因为咳嗽一下尿就出来了，这让她身边总有异味，严重影响她的尊严。而尿失禁的早期预防价值也很大。”

　　陈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很多老年医疗保健项目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课题，社会对老年医疗保健的需求也非常大，尤其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总体而言，我们的老年医疗还很滞后，说差发达国家三四十年并不算夸张。”

　　《瞭望》文章：中国式养老眺望前路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那时，中国人口的1/3都将是老年人。人口结构和素质的改变，将极大影响中国的未来

　　一首题为“写在养老院墙上的诗”，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上转帖不衰。很多人看了，泪眼迷离。

　　有统计显示，到2008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仅2009年短短一年，老年人口就增加了725万。

　　来自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的权威信息显示，正是从2009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至900万人；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较当前增长1个亿。预计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4.37亿，约占总人口30%。

　　“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甚至在某次研讨会上强烈呼吁：“大学应开办养老系。”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实行了30年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每10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现在这一比例已达3比1，甚至更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流动的加速，老年空巢率也明显上升。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料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养老越来越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切，无论从国家战略定位、各类政策倾斜、社会资源分配，还是从社会养老文化的养成、老年人自我心理调节等各个角度衡量，我们准备得怎么样？

　　中国式养老是个什么“式”

　　中国式养老必然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养老模式的选择离不开四个关键词：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及空巢、传统文化理念、城乡差距。

　　未富先老，决定了国家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使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高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时更要分好财富蛋糕，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满足老百姓现实的养老需求。

　　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 “‘四二一’结构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的发展，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了我们的必然选择”，人口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穆光宗教授说。

　　与此同时，中国人浓厚的亲情牵挂和孝文化氛围，使“不离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盼望。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也使农村养老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困难，养老体系需要城乡统筹。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是深刻的、长远的”，穆光宗说，确实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出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他在今春的提案中，提出应确定养老事业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切实把发展机构养老事业纳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落实到区、街道两级组织每年的工作规划中。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长期跟踪中国社会化养老进程，在大量调研基础上，目前正在会同有关方面起草“十二五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该司副司长苏国向本刊记者勾勒了中国式养老未来的发展模式，即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为了推进发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2009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安排专项投资，启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同时，研究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制度设计、投融资、行业监管等方面整体谋划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格局，以期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此前，民政部还公开表示，居家养老在我国老年福利服务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我国应当长期坚持的养老模式。这也就是说，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式养老也将以居家养老为主。

　　2008年初，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10 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就制定发展规划、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建立和完善服务网络、加强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的队伍建设、培育和发展服务组织、建立服务管理体制以及合理配置资源、整合资源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此之前，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大型城市已经开始居家养老试点。然而时至今日，与居家养老紧密相关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发展缓慢。调查显示，能够提供上门包护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少，专业人才更为匮乏。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梁燕君曾提出加强社会化养老的提案。 “从2006年起，天津市就开展了困难老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但迟迟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主要是因为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以及居家养老服务护理人员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尚未落实”，她对本刊记者说。

　　结合天津的试点经验，她建议居家养老应从购买养老服务补贴、提供养老服务补贴、调整养老服务项目结构等方面入手。包括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发放代金券，给公益性居家养老服务从业者提供社保和培训补贴，对居家养老、保护服务、日间照料、紧急援助、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等养老服务形式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标准，等等。

　　“民办”困境

　　机构养老被视为中国养老模式的支撑。截至目前，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3.9万个，总床位270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16.9张，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与发展中国家20~30张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差距。

　　而且，我国养老机构仍以公办为主，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缓。在全国养老服务机构中，农村五保供养机构约占55%；在城市养老机构中，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光荣院、精神病院等收养性福利机构占59%。

　　“老龄问题不单是老年人个人和老年人家庭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不可能单靠家庭或单靠政府来解决，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穆光宗认为。

　　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民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医疗、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按现行制度设计，养老服务机构大多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资源提供者不取得经济回报，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由此不难看出，养老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质是明确无误的。

　　“也正因如此，其社会融资受到限制”，苏国说。我国《物权法》规定，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至今没有明确界定，各商业银行依照各自理解决定贷款条件。而依据养老机构的性质和目前经营状况，其社会融资的渠道就“被卡住了脖子”。

　　其次，国家规定的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以及水、电、气、暖等鼓励性优惠政策长期难以得到落实，导致民办养老机构负担较重。对此，苏国分析道，社会化养老服务正处于发展初期，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举办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政策缺乏全面了解，行业自律和监管也较为薄弱。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还以追求经济回报和营利为目的，也导致一些地方养老机构本应享有的优惠政策在执行中得不到落实。

　　其三是用地。梁燕君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租赁房屋经营，房屋租金一般达到机构经营收入的25%。由于近年来房屋租金大幅攀升，费用不断增加。

　　孙忠焕在提案中也建议，在城市规划、小区规划过程中，把养老机构与学校、幼儿园、医院同等看待，优先考虑用地问题，不断满足养老机构的建设用地。

　　“然而，在严控用地指标、严守耕地红线不突破的政策背景下，新建养老服务设施很难列入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次序。在这一背景下，很难有企业愿意投资购置土地建设老年服务设施。”苏国说。

　　为降低成本，民办机构多以租用闲置的厂房等场所为主，设施陈旧、结构不合理。也因其租赁性质，一些民办机构短期行为明显，没有意愿改善设施和设备条件，专业化程度难以提高。

　　“与此同时，也有极个别的机构，以养老为名，行房地产之实，进一步对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苏国说。

　　

　　农村养老的艰难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的75%，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

　　与此同时，农村养老还面临着城市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计划生育和人口价值观念改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导致赡养脱离，养儿难以防老，这是农村几千万留守空巢老人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今后发展看，随着农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老年人老难所养问题将更加突出”，穆光宗说。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自我劳动收入和子女等亲属供养是老年人主要的收入来源。调查数据表明，2006年时75%的农村老人仍靠从事农副业生产等自我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

　　2009年6月，我国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力争2020年前将覆盖全国。“老有所养”的新农保体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农村老年人仍然面临着经济供养、医疗健康、生活照料、精神抚慰等诸多共性难题。

　　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报告，我国目前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老年人达2834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中近1/5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需要护理和照料的失能老人占9.9%。随着农村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和空巢化，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和专业化照料与护理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在今春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公有的农村老年福利机构通常只面向“五保”老人，并且一些机构建设因财政投入不足而严重滞后，设施简陋，功能单一，服务水平较低。而民办养老机构则主要集中在城市，高档化、舒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偏离了农村老年人群的实际需要。

　　从目前来看，受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落后、各种入住门槛限制和“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入住率非常低，生活照料缺失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农村孤寡、病残、空巢老人。

　　他建议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最大限度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的同时，政府应加快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依托家庭和社区的养老设施，发展适合农村的居家养老服务。

　　对此，孙忠焕也建议逐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体系。对各级政府已经在乡镇村建立的养老机构，必须明确养老机构的法人地位，使其具有正常的组织功能。同时结合各地实际，鼓励农村集体组织、社会力量在农村利用弃置不用的农场房屋、仓库、厂房等改设养老机构，以较低的收费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

　　老人看重的幸福

　　忙碌一生，退休后离开工作岗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儿女长大后有了自己的生活，甚至在外地或海外，成了空巢家庭。这是很多身处现代社会的中国老年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是许多空巢老人的生活写照”，穆光宗说，心理孤独和生活缺乏照顾是空巢老人普遍面临的问题。“老难所依”和“老难所安”是老年空巢化的两大长期挑战。“多年来，关于空巢老人猝死、自杀和他杀的事例频见报端，随着少子、高龄化时代的到来，此类问题今后可能更多”。

　　伴随着经济收入的日渐丰富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经济上不再依靠儿女供养，相比之下情感需求日益凸显。

　　“当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强烈的也是普遍的，显著影响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是解决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深层次话题”，穆光宗说，解决精神养老问题需要将“精神赡养”和“精神自养”有机结合起来。

　　养老，不只有经济供养，还要有精神之养。十年前，央视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老幼咸宜，就是因为它唱出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变动背景下，亿万中国父母和儿女的共同心声。在中国这个亲情浓厚的国家，来自子女的感情慰藉，是老人最为看重的东西。因此，受访专家指出，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精神赡养，是新型社会养老文化中需要更新的重要观念之一。

　　此外，社会化养老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必要的医疗保障以外，也应重视社区阅览室、老年活动室、老年健身设施的建设，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娱乐、健身等活动。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实行的“居家养老”，其所提供的服务多数还限于生活照料层面，鲜能给予老人精神慰藉，而且部分从业人员缺少培训，服务质量不高。

　　老年群体自身蕴藏的“精神自养” 的积极力量也不可忽视。穆光宗说，“精神自养”是指老年人依凭主动进取的人生态度、通过积极有益的活动交往，实现精神的愉悦、满足和发展。这就要求老人要多交流、多活动、多学习，重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角色认同。

　　

　　《瞭望》文章：日本的养老服务

　　养老院里老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基础设施便利程度和为老人进行各项服务的针对性，往往体现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对自己历史的态度

　　研究日本问题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初晓波曾对他的学生说，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希望去两个地方看看：幼儿园和养老院，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观察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窗口。

　　在初晓波看来，孩子是初升的太阳，幼儿园里孩子的活力、老师的教育方式往往昭示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未来；而老人则是绚烂的夕阳，养老院里老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基础设施便利程度和为老人进行各项服务的针对性，往往体现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对自己历史的态度。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因此老人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 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老人宪章”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开拓高龄者对福利社会创造的参与机制，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提供家庭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198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方共同负担，并且强调老人居家养老、居家护理。为此，由政府出资培训了大约10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还出资建立并普及托老所，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护理和治疗服务，并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等。

　　1989 年，日本政府制定《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即著名的“黄金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善与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机，各种老年公寓、老人活动室、老人医院更多地开始出现。

　　1994年黄金计划被重新修订，更名为“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中央电视台2007年拍摄的《岩松看日本》节目里，主持人白岩松用“瞠目结舌”来形容对日本养老院的观感。片中介绍的日本养老院内便利设施的完善程度、护理人员的服务素质，甚至为老人解闷提供机器人娃娃等细节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本的养老机构，不论是养老院，还是那些短期或者日间的养老机构，都非常注重对老人的心理养护和教育培训等。不像国内一些养老机构，仅停留在保证老人基本生活的程度上。

　　初晓波认为，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政府仅仅给国民提供年金和养老金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该和社会力量一起构建一张严密的网络，为老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养老选择。

　　他介绍说，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老人福祉设施和收费老人之家。前者主要是由政府出头，根据不同情况和老人不同的需要又具体细分为老人日服务中心、老人短期入院设施、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老人之家、轻费老人之家、老人福祉中心、老人看护支援中心，等等。而收费老人之家则是引入社会的资金和力量，经过都道府县一级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按照不同功能和形式又分为看护型、住宅型和健康型3种。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决定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的质量、老人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初晓波说，目前日本全国范围内基本上都已经实施了这种评价制度，东京都率先提出了三年一审核的思路，使养老制度不断走向完善。

　　日本的养老机构由日本各级政府、政府资助下的民间组织、民间企业、财团法人或个人(保健护士等)开设，为社区老人提供无偿或按国家标准收费的服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名的日本大企业也办起了养老院。例如松下公司在2001年就开办了一所智能化的养老院。在这所4层楼的养老院里，摄像机的镜头覆盖了几乎每个角落，这十分有利于看护人员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况。所有门上也都装有电子锁，只有口令正确才能进入。养老院里，每个老人都随身携带一个电子呼叫器，只要他们摁上面的按钮，就能呼叫看护中心的医护人员。该公司还研制出能陪伴老人的机器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