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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是健忘的,比如已被忘却的邹涛同志。2006年4月,这位反对高房价的“英雄”发起了一场“不买房行动”。还记得当时他的那句惹无数网民热血沸腾的口号:“为了不做‘房奴’,为了一辈子不要再背负沉重的债务,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在近3年之内不要买房。”
最终结局让人抱撼却又在意料之中,“3年之内不要买房”,叫好不叫座,火得快,凉得也快。而一年之后,今年4月饱受多方压力的邹涛,终于看透世相,据媒体报道返回湖南家乡当农民。实际上,他看到了中国房价不合理的一面,却没想透为何那么多人不惜省吃俭用、背负债务,仍然顽强地去买房、抢房。从2006年到2007年,一年多时间,深圳的房价又狂飙了一倍左右,这其中不知又有多少人自愿加入“房奴”阵营——这也是邹涛难以预料的。
眼下的深圳楼市,显露拐点迹象,甚至有人喊出大跌40%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真是有点荒唐到可笑。经过两年多的快速上涨,深圳房价确存泡沫,但要整体大跌40%绝无可能。若能下调15-20%,都已相当不错。为什么,投资和投机客会部分撤退,但自住性需求不可能大幅减少,自住性需求里面的首次置业者——首次置业里面甘愿当“房奴”者又大量存在!
这种情况“放之全国而皆准”。在房价偏高的深圳、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阶段性出现10-20%左右的价格下调是有可能的,2005年上海已有先例,但是:第一,不会持久下调(如两年以上),第二,不会大幅下调(比如整体30%以上)。因为自住性需求太旺盛!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只有宏观经济面出现明显拐点、步入衰退期:如GDP增幅明显下降、外贸顺差大幅减少、人民币升值到位等;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如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就不单是热点城市房价大降了,全国楼市都将明显下调)。
现阶段中国房地产业所面临的难题之难,可以说是世界其它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首先,近六亿城镇人口(且不计数亿进城农民)都要有房住、部分要有好房住,人口基数之大,城市化速度之快,使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紧迫。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连续二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在国家财富剧增之时,财富分配却严重失衡(中国的基尼指数已达0.47),这一现象同样在房地产领域兴风作浪,一方面房价飙升,一方面大部分居民买不起,民怨积聚无以释放,而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又难以找到有效路径。
再次,中国传统的住宅观鼓励民众超前消费。在农村表现为即使“吃糠咽菜”也要住上大瓦房,俗称“外光里不光”;在城市表现为结婚一定要有新房,搭上老父老母养老钱也再所不惜,租房观念基本无生存土壤。这点跟韩国极其相似,近几年韩国房价飞涨,与其国民的重物业观念有关。
表面看来,既命之曰“奴”,就饱含着对奴隶主(房子及其背后的开发商、炒房客)和其帮凶(部分地方政府、代理销售商等)的血泪控诉。但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是自愿卖身为奴的,是在市场经济下的一种自由选择。这些“奴”们的居住环境远比民工好得多,如果这样就自封或被封为“奴”,夸张了点吧,那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居所只能作“狗窝猪圈”了。
据悉,现在美国约五分之一的富翁宁可把遗产全部捐给公益事业也不留于后人,原因在于在继承15万美金以上的美国年轻人中,有五分之一不愿工作,躺在父辈的财富簿上爽歪歪地混日子。如果说在国富民也富的发达国家,出现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必大惊小怪,那么在平均落后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批“啃老族”,可就有点于理于情不容了。大学毕业不找工作或不好好工作,生活仍依赖父母,在“啃老族“中占有相当部分,而大部分“房奴”都属“超级啃老族”。欧洲约百分之五十的民众只能租房住,凭什么中国的小青年都要买新房、买大房、买好房?
买不起新房可以考虑旧房,买不起旧房还可以暂时租房,可是部分购房者明显被中国人的“私房观”和“面子观”给宠坏了。笔者再次明确一点:国家调控房价的目标是稳定房价,既不想扭转置业观,又搭不上住房保障这趟“慢车”,那么新的“房奴”必然会继续出现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大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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