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定与新加坡模式

朱业胜

这篇文章写得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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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8 07:05:08
三中全会决定与新加坡模式

　　                                 张庭宾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其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改革和发展之路，深入分析该决定，笔者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印象：中国此次变革思路借鉴了新加坡的模式。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极少数跻身发达经济体者。它的成功，除了作为马六甲海峡咽喉的独特地理优势外，更重要的是由它 基本发展模式所保障。其模式一句话可以概括：经济上相对自由市场化，而政治上高度强势集权。在经济上，它是自由贸易港，无论各国资本都得到同等保护，按照 统一市场规则竞争；在政治上是集权而强权的，长期一党执政，李光耀作为总理执政新加坡达32年之久，其子李显龙是现任总理，其吏治森严，对于官员贪腐毫不留情，使其成为全球华人主导地区中官员最清廉的。对于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新加坡管理也极为严厉，随地吐痰、涂鸦不仅将被罚重金，严重的要遭受鞭刑。
　　新加坡在政治上的集权，以及给予官员贪腐和不良社会风气的严厉惩罚，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争议，认为其不符合西方式的政治文明和社会范式，但历史证明了它是成功而有效的。
　　本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与新加坡模式有颇多相合之处。
　 　在经济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市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在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 权不可侵犯。在此指向下，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将被“加快”；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中国经济将更加开放。土地流转意味着中国最后最重要的一块资源也将市场化。
　　不过，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如何“加快”——是2015年前就全面放开，还是到2020年全面改革基本到位时？土地流转租赁主体是谁——是种粮大户还是城市资本乃至外资？则在实际操作中仍将继续争议。本人认同著名货币专家余永定先生的观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在国内改革基本成功后才能全面开放，否则内患仍在，外部市场冲击可能使国内改革失败；对于土地租赁主体，本人认为应以种粮大户为主，他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诚意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某些人士对此次决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不满，认为没有达到他们国有企业全部或大部分私有化的诉求。其实，在新加坡，国有资本长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闻名于世的淡马锡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财政部全 资拥有，专门经营和管理新加坡政府投入到各类国有企业资本的国家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公司以控股方式直接管理着23家国有企业，间接管理或控制的企业达到 2000多家，在金融、电信、传媒、能源、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与工程、运输与物流等产业领域，都有较大的发展。其所控制公司的营业额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 的13%，成立30多年来，淡马锡的经营业绩是净资产收益率年平均超过18%，给国家股东的年分红平均超过6.7%。
　　在经济上更加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此次决定强化了党中央对政治经济决策的常规性领导，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体系性监督。
　 　官员贪腐历来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心腹大患，官员既得利益扩张不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惩罚，势必不断侵犯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对公众和社会进行涸泽 而渔；同时会向外部势力出卖国民和国家利益以牟取私利。官员的贪腐堕落势必导致社会价值观的畸变，进而引发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最终会造成政权、国家和社会 的灾难。
　　而在当今中国现状下，通过建立和保障对官员的体系监督，是最现实有效的方法。决定就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表现在三个方面：
　 　——推出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前者使得改革有了一个最高层次的决策机构，形成推动改革的绝对权威，这比某些 人士呼吁恢复的体改委更高了一个层次，如此方可以破解阻碍改革的各种条条块块的既得利益；后者成为捍卫国家全方位安全的最高机构，可以统筹指挥国家机器的 各种力量，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内外诸多挑战中保卫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过去政治体系中有一个缺陷，即常常一些部门成为法规的起草人，难免首先保护和扩张部门既得利益，增加种种审批权。此次《决定》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这为今后取消部门草拟法规权，人大成为法规起草者，人大的独立立法权得到增强埋下伏笔。
　 　——纪检、司法将更加独立和强大。《决定》要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将使司法得以较大程度避免地方的掣肘；决定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 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从而更加明确了纪委工作由上级纪委主导的原则，使 纪委的工作能较少受到地方的影响。
　　以上思路如果能够得到落实执行，将使执政党最高决策者统一领导下的更加独立的多条线相互监督的体制得以形成，将使对官员的监督更有力度更有制度保障，有利于中国向新加坡式的清廉政治环境进步。不过，鉴于中国比新加坡要大很多，官员层级更多，仅自上而下的强力监管是不够的。本人建议适时扩大基层人民民主，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村级民主直选扩大到乡镇级，直接选举县镇人大代表，乡镇人大直接选举乡镇长，并给乡镇政府定职能、定编制和定开支。
　　总而言之，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政治上，强化对官员的体系性监督；在经济上更加自由和市场化，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活力充分释放。
　　诚然，现实的挑战仍然是非常严峻的，既有的发展模式在动力充分释放后，其弊端在过去30年来不断积累；当今人类社会对地球有限资源的争夺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激烈的程度。故此，三中全会的决定让国人看到了希望，但未来仍将任重道远。
　　（作者为本报主笔，中华元智库创办人，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