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

朱业胜

编者按：2011年是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

20年前，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20年后，俄罗斯收获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专家组赴俄罗斯，通过采访社会各界人士，录制并完成了系列电视教育片《居安思危》之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四集和六集版。

本专题研究报告是这部电视片六集版的解说词。

2011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20年过去了，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却仿佛仍然飘在眼前。

在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的前夕，我们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倾听并纪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场剧变及其后果的诉说，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6年多改革所做出的反思。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为“改造”、“重建”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所竭力推行的改革与我国新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有着本质和方向上的不同。为与我国现行的译法相衔接，本片仍延用此译法，只是提请观众注意其特指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苏共的蜕化变质，并高瞻远瞩地预言到其可能亡党亡国的悲惨结果。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与教训的研究，并有着不少相关精辟论述。

201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事件，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业胜

序 世纪大悲剧

莫斯科，红场。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

红墙和广场，像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和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那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它也见证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见证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降落……

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依然泛着红色，列宁墓依然庄严肃穆，无名烈士墓依然圣火长明，但物是人非，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深深的思索。

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代表的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为挽回苏联被瓦解的命运，阻止所谓“民主派”上台，经戈尔巴乔夫批准，事先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即宣布在一些地区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后，叶利钦即签署《关于中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总统令，查封了苏共中央办公大楼。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声明辞去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就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西方世界为此欢呼雀跃，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此终结，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一劳永逸地取得了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天正是西方人的圣诞节。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1)

苏联亡党亡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大灾难，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遭遇重大的挫折。

苏联亡党亡国，首先给前苏联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2)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又十分痛心地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3)

20年过去了，许多俄罗斯人谈到苏联解体时无不痛心疾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巨大历史悲剧，是20世纪乃至影响到21世纪的巨大政治灾难。”

某养鱼场总经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当听到苏联解体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痛苦。一夜醒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咧·季塔连科：“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这可以从很多角度看。从文明角度看，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个世界的倒退。这给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带来巨大的苦难，使这些民族的发展进程倒退了几十年。”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苏联的解体给世界造成了很严重的灾难，让全世界失衡了，苏联解体使我们在1945年5月取得的胜利所建立的平衡又失去了。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是严重的灾难。这场使苏联人民经历的严重内伤，直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据统计，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6000多倍。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俄罗斯人必须抛弃过去的帝国思维，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而只是非洲的上沃尔特”(4)。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面积27.4万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西部的内陆国，2009年的GDP仅有81.05亿美元。这一判定当然言过其实，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的衰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轻慢。

此时的布热津斯基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5)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6)

苏联亡党亡国，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挫折。

苏东剧变，致使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多数国家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原苏联分裂出15个独立国家，由铁托元帅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如今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一分为二。世界土除中国共产党等几个执政的共产党外，各国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绝大多数党在本国影响不大。伴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东欧各国普遍政治上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经济上大肆推行私有化。与此相伴的是，社会生产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广大人民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2011年10月，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院士在俄会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赴俄考察团时说：“苏联解体后至今，除哈萨克斯坦仅仅恢复到解体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俄罗斯迄今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11年12月27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纪念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论指出：当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辞职时说：‘各民族将繁荣昌盛……’然而20年后的今天，独立出来的诸国中几乎没有国家实现这个预言。”(7)


原来凭借与经互会的关系发展势头较好的古巴、朝鲜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古巴1993年人均GDP仅为1989年的66%”，(8)2008年，时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说：时至今日，古巴仍未从苏联解体这一打击中走出来。而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则是连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9)


苏联亡党亡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同样也造成严重灾难。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凭借其在各方面的优势，鼓吹社会主义历史就此终结，并竭力贩卖新自由主义，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内放任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对外拼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导致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越来越富，包括中等收入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穷，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同时也导致几乎所有国家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9月爆发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灾难也完全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苏联亡党亡国。

苏联亡党亡国，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冷战结束了，但世界没有进入一些人臆想的和平盛世，相反却步入了动荡的周期。短短二十年间，战乱和民族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几乎没有停息地发动了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五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策动一场场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中亚一些国家接二连三地上演，使得这些国家陷入或长期陷入动乱之中。

基辛格明确指出：“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0)

倾听俄罗斯人的诉说，使我们更加感到：苏联亡党亡国这场世纪大悲剧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但其直接进程则是始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执政之时。

朱业胜

第一集：政治改革与多党制

从1982年11月起在两年零四个月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三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相继病逝。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新一届最高领导人。

他一上台即宣称要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加速”战略。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不到两年时间，苏联的经济便陷入困境，人民生活开始恶化。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9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专制”，在苏联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我“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11)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等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党章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因为这些苏共中央的委员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当时150人清单中就有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剥夺了党内坚持党的原则的“元老派”的权力，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度撤换或调整。到1986年2月，15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12)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13)。到1988年初，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遭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干部变动率超过100%。(14)

为了向国内外塑造自己所谓“公开”、“民主”的形象，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加区别地要求电视直播党和国家的高层各种会议，这致使苏共高层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加剧了苏共内部的分歧。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党的队伍中很快分成了两派，一部分是所谓传统‘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是所谓改革‘民主派’。其实这是一种很狡猾、很圆滑的说法。对戈尔巴乔夫有异议、持批判态度的，报刊等媒体就把他们打到‘保守派’当中去;只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哪怕他的观点全是错误的，马上就被封为改革的‘民主派’。党的队伍中的两派开始对立起来。这一矛盾逐渐在全国蔓延开来。”

1986年底，在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

现场记录：

记者：“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

萨哈洛夫：“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你可以回到莫斯科。”

这是戈尔巴乔夫为给自己的改革营造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打压党内健康力量，向苏联境内公开崇尚西方民主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伸出的橄榄枝。

萨哈罗夫：“我希望我会获得全部的人身自由，我以后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是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时而隐蔽，时而公开。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

这些“非正式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是有政治目标的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旗号谋求脱离苏联而独立，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

“非正式组织”活动猖獗，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面对严重威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社会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及其活动，戈尔巴乔夫听之任之，不久便大加赞赏。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

此次会议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戈尔巴乔夫还以区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为名，强调苏共只通过自己的党员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15)，试图放弃苏共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后来坦言：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就是把苏联人代会改造成为允许反对派进入并自由发表意见的西方式的议会。(16)

政治嗅觉灵敏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是这样回忆他当时翻阅代表会议文件时的感受：“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而更接近于欧洲民主。如果文件所言能够实现，共产党“一党专政”将很快寿终正寝。(17)

1989年春，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西方议会制，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到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共产党在选举中都失败了。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而戈尔巴乔夫却要求苏共在选举中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其候选人的活动。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著名的反对派人物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起初在苏联科学院落选的萨哈罗夫，在戈尔巴乔夫特别关照下入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铩羽而归。

戈尔巴乔夫却吹嘘公开性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他后来坦言：为达到把权力从共产党手中转交到人民代表苏维埃手中，就必须允许和鼓励反对派进入权力体系参与“改革”，同时藉此孤立和打压苏共内部“最保守的部分”(18)。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会，让赞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当时持自由派观点的代表波奇诺克是这样描述那场选举的。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在选举中要战胜苏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苏联共产党筹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包括最高苏维埃选举时采取的措施显得那么笨拙、粗糙。”

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侥幸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

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明文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人民代表大会后不久，1989年7月，全苏第一次跨地区议员团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与会者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代表在内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首要推动的是要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跨地区议员团”还接过戈尔巴乔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共交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改革“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19)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其中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表述。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公然的猖獗行为。不仅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20)，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21)。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

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22)

这是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宪法第六条，对于苏共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宪法第六条就是否定、取消党的领导。1991年苏维埃表决取消苏联。这是两个严重的错误。两次我都投了反对票。在1991年的会上，有200多人投了反对票。”

原《真理报》主编、前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被抽掉了一样，(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执政70多年的苏共自动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就为彻底背叛党的宗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多党制搬掉了根本障碍。

党禁放开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有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促使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

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还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要求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此确保他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

不久，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使下，最高苏维埃通过实行总统制的决定。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从决定实行总统制到正式选出总统，前后不足40天。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这离他走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整整五年，苏联的改革也走过五个春秋。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我郑重宣誓：诚心为我国人民服务，严格遵守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衷心希望我能完成赋予我的苏联总统的崇高职责。”

宪法同时也规定了总统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的今天，不少俄罗斯人在反思时追问，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履行了他的“郑重宣誓”了吗?!

在这次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要求总统制同样适用于各加盟共和国并得到批准。不久，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共和国就选出了自己的总统。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这完全实现了戈尔巴乔夫多年的夙愿和政治理想。

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把国家带向哪里呢?

街头议论的妇女：“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国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国家彻底毁掉了。”

俄罗斯社会大学克林分校纳·费，格里岑科教授：……当时由于实行总统制，苏联作为一个联盟制的国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州都出现了以总统命名的职位，在苏联(中央)政权和(地方)总统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冽·季塔连科：“没有了国家的统一管理，纷纷说我是独立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总统。于是苏联成为世界土总统最多的国家。每个州、每个自治区共和国、每个加盟共和国甚至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总统。”

就在“民主派”通过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向苏共中央夺权的同时，他们还利用1990年初各地举行苏维埃选举之机夺取苏共各级地方政权，并且与民族分裂势力同流合污，疯狂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拉开了解体苏联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叶利钦集团主导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主权宣言。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这给予风雨飘摇中的联盟国家一记重击。此后其他共和国更是纷纷效仿。

1990年7月，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时苏共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党派林立的状况已十分明显。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参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代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派别。”

会上，各主要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苏共纲领派”成为会议的主流派别，决定着整个会议的精神和方向。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苏共高级干部被称为“传统派”，他们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在思想上做了“妥协”并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但仍被戈氏集团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而此时自觉翼羽丰满的“民主派”则决定与苏共彻底决裂。就在大会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叶利钦突然宣布退出苏共。

叶利钦同期声：“经过深思熟虑，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苏共，但鉴于会上我被提名为中央委员，我不得不现在做出如下声明：我正式声明退出苏共，诚愿与各党派、社会团体进行协作。”

随后，莫斯科市苏维埃王席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苏共。

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质变，蜕化为组织上“联邦化、松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俱乐部”。这是戈尔巴乔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造苏共的必然结果。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千万不能让野心家在党内建立宗派组织。然而，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讲：允许党内出现不同的派别。对于苏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队伍的团结、统一。列宁在世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规定党内不允许出现派别。出现宗派分子则立即开除出党。”

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在苏联的确立，苏共领导苏联军队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的动摇。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舆论四起。渗透到军队的反苏反共势力配合社会上的“民主派”，利用苏联召开人代会之机不断攻击军队。社会上反军浪潮也十分狂烈，苏军被斥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势力的最后堡垒”。军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要求改变苏军的性质和建军方向。而苏共的裂变，民族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军心涣散，军纪松弛，派系林立。到1991年8月，苏联军队形成五大派系，彼此争权夺利。

人民对党、国家及军队的状况深深忧虑。

1991年8月19日，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后尝试。

然而，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强力支持下，8月21日，叶利钦等所谓自由派势力控制了局势。

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

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叶·伊·科佩舍夫：“我走访过那些部队，当时只有少数的军队站在‘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一边，更多的人则无所谓。

列宁曾说，党领导的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而此时被解除思想武装和党的坚强领导的苏联军队，面对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叶利钦阻止军队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面对反动势力疯狂摧毁苏共的组织、大肆迫害苏共党员时，除了束手看着自己长期捍卫的党和人民事业被葬送，还能做什么呢。"

曾任美军中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指出：苏联“共产党同它们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23)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并伙同叶利钦等所谓“民主派”疯狂迫害“8·19”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名主要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被捕前自杀外，其他成员都相继被捕或遭监禁。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叶利钦在“8.19” 事件中取得胜利。

叶利钦同期声：“今天俄罗斯联邦决定，将三色旗作为国旗。”

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判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我刚拿到事件当天的内阁会议记录，但我还没有看。

叶利钦：就在这里读嘛。

叶利钦：此时此刻我将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

就这样，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禁止俄境内苏军党组织的活动，禁止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下令查封苏共中央总部。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中央会议，就自行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悲愤绝望而自杀。

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库普佐夫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最后时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日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他们以此来吓唬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什么证据。中午两点，我签署了一个决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往外轰人，到25号苏共中央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相联络。那时我在老广场办公大楼的三层，我的办公楼土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发疯的事情。”

更让库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赶出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那一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过了栏杆，进入一个100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有150多台摄像机在拍摄。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

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刻。

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党人遭到追捕。这位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现为共产党联盟一苏共理事会副主席的叶尔马拉维丘斯，就是被投进监狱的共产党人之一。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直处于非法的状态，只能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躲避。1994年1月15日那天，我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总统来访时非法绑架了，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很明显，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国际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因为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在维尔纽斯的监狱里还关押有不少教授。”

与此同时，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遭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首先是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失业。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被撤换。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从此没有着落，流落街头，靠变卖家当甚至出售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维持起码的生计。

亡党的结果就是亡国。“8·19”事件后，除此前已宣布独立的立陶宛、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外，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正式独立。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最后宣布独立。至此，苏联，这个存在了69年的强大的联盟国家实质上已经消亡。

朱业胜

第二集：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

交易所的史料信息中心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一座金融博物馆。这里浓缩着从沙皇帝国、苏联时期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历经的风风雨雨，陈列着一件件活生生的历史印证。

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同时也让俄罗斯坠入了那个充满苦难的“疯狂的90年代”。

那么，这场闹剧的帷幕是从何时拉开的呢?

1985年的春天，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萧瑟料峭的春天。

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尔巴乔夫接连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社会上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这种改革有较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就慢慢造舆论，让社会接受他的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在当时，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国家，国家对所有权进行垄断，包括集体农庄、合作社，结果带来生产的倒退和停滞不前。当时国家科技人才的发明占世界发明的三分之一，但这些发明得不到有效推广。”

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我们能让宇宙飞船升空，能把人带土太空，可不能制造一个很好的收音机。人民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进行改革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求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1985年5月，苏联当局决定严格制止酗酒现象。

酗酒现象是苏联社会较长期存在的痼疾。但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一步导致人们精神生活极度苦闷，不少群众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凭借酒精消愁。

反酗酒很快发展成严厉禁酒，许多地方一天之内就关掉2/3卖酒的商店，酒和酒精类饮料在市面上很快都消失了。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人们从此把我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称为‘矿泉水书记’”。

反酗酒导致国家税收大量减少，却使投机者大发横财。这些投机者在后来的私有化时期就是用这第一桶金来非法攫取国有资产的。

反酗酒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初期经济改革毫无章法的一个小插曲。

对这种朝令夕改的改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对此也深感无所适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了多少次”。(24)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到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

戈尔巴乔夫听不进也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唯意志论的决策和急躁冒进的思想，很快在苏共领导层占据了上风。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蜕化变质的企业管理者则更是蠢蠢欲动，欲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已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了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他还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25)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1989年下半年，苏联经济继续恶化，高通胀，高物价，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怎么制定经济改革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起初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后经补充、修改形成‘500天计划’。两个方案各有特点。政府方案以雷日科夫为首，以阿巴尔金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主张改革在各行各业同时铺开，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管理机制。”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8年时间。”

“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而成，目的是与政府方案抗衡。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有些人可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内，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改革。我认为这是极为冒险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个人坚决反对。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我个人认为‘500天计划’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在500天里，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内，要对经济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事情。”

面对两种对立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先是骑墙，后是妥协折中。1990年10月19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

戈尔巴乔夫的纲领表面上看介于前两个方案之间，但实质上是全盘接受了亚夫林斯基一沙塔林计划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他提出“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

就是这样一个方案，也遭到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并预言“它将以失败而告终”。

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很快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私有化也进入快车道。

1990年12月25日，深感无奈的雷日科夫托病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原苏联财政部长帕夫洛夫继任。

1991年4月，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政府提出反危机纲领，决定进一步加快非国有化和财产私有化。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把人吃掉，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达到-15%。(26)

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场前买东西的老太太：“清早起来排队，(我)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走到(柜台)前，什么也没有了。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卢布。但我已经工作了55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我们将要出版一本苏共被瓦解的大事记，其中有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例如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这是原话。”

当时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称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分崩离析，其次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再就是80%的人进入贫困状态，成百万的贫困者流落街头。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开启的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在俄罗斯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叶利钦时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急速推进本国的私有化。叶利钦则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只是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阶段，也可以说是孕育阶段。当时采取的形式是建立一些合作社，采用租赁制。比方说，有一些集体可以租赁企业来经营。(俄罗斯)真正大规模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盖达尔推行的经济改革。那时，大规模私有化变得失控。这是叶利钦和丘拜斯错误政策的结果。”

1992年，叶利钦选择36岁的盖达尔主管经济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疗法”，希望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快速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为什么选择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方案?(因为)盖达尔吹嘘，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根本不懂经济、心里也毫无把握的叶利钦问他：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他说：我不光(向你)承诺，我(还)向上天发誓，我以我先辈的名义发誓。后来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首先放开的是物价。物价很快像断了线的气球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就比放开前上涨65倍。

企业生产成本因燃料、原料价格放开而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恶性循环。

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的货币量是上一年发行量的20倍，通货膨胀率在印钞机的轰鸣中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

“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盖达尔认为，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27)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固定资产总量估算为4.3万亿卢布，政府决定先将其中的35%即1.5万亿卢布，无偿分发给近1.5亿的俄罗斯居民。每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领到本集开头出现的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相当子25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使人人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政府发行私有化证券，老百姓把他们获得的证券投到企业里，这样就可以获得企业的股份。通过这种途径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化成股份制企业。但后来局势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券被一些人收购，这些人变成企业的大股东。”

随着物价飞涨，卢布大幅度贬值，不少民众纷纷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私有化券，而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握有资金的投机者乘机低价收购。

俄联邦政府原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有的人站在企业的门口，给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换张券。当时发的(私有化)券，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

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收购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业，(这样)他就成了这家企业的控股人，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成为一家私人企业，也就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寡头。”

俄联邦政府原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可以说大部分的企业都被私有化了。除了国家订货的国防企业，别的都卖了。也不是卖了，实际是拱手让给私人了。国家没得到什么东西。”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从1994年7月开始，俄罗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有偿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结束。

不少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乘企业改制分配股权之机，利用行政或管理权力掌握股票控制权。昔日的“红色”经理或厂长，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企业管理者、各级官员以及暴发户们串通一气，大搞钱权交易，按照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政府拍卖的企业。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在私有化之前没有对企业做过资产评估，企业卖得基本上一文不值，实际上是象征性地卖出去了。由于卢布贬值很厉害，企业的账目赢亏与实际情况不符，很难对企业资产准确评估。究竟企业值多少钱，账户还有多少钱，都没有算清就卖了。”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国营企业厂长低价把产品卖给私营企业，他的老婆或者女儿在那工作，结果私营企业变富了，国营企业却变穷了、破产了。厂长经理辞职不干了，就变成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就发了大财了。”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l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俄罗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俄国寡头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失西方。

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这是少数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瓜分和掠夺全体人民财产的强盗行为。他们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5%—7%的俄罗斯新贵，而使1亿多人口陷入赤贫，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全面私有化使“犯罪经济”、“强盗经济”和“寡头经济”盛行，生产急遽下降，卢布贬值，物价飞涨，贫富两极迅速分化。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都丢掉工作了。在八个月里我一直在找工作，处于收入为零的状态。”

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90年代俄罗斯局势发展到什么境地呢?当时的烟都不够抽。如果生产出什么烟，商店把整包烟打开，论支卖。酒类产品也很紧张。即便售货亭安着铁栅栏，人们为了买酒就把铁栅栏扒开。”

私有化改革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严重缺失，伦理道德观念极度混乱，社会精神全面倒退。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叶利钦和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从物质层面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讲，可以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之一盖达尔后来坦言，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将“权力转化为资本”。而丘拜斯则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缘由：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28)

《世纪大拍卖》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称，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和“裙带的、腐败的资本主义”。

在莫斯科街头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在一个地铁通道的墙上，看到这样一条显赫的标语“资本主义就是死亡!”

朱业胜

第三集：“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是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文化公园的偏僻一角，这里堆放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的塑像。这些塑像不仅残破不全、伤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

上了年纪的莫斯科人都知道，这些雕塑曾伫立在莫斯科各个环境优美、行人如织的地方。它们曾是众人景仰的历史丰碑，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无比骄傲。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全国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中，这些塑像连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功绩与人格，遭到疯狂的攻击和嘲弄。

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所谓“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引发的一个严重恶果。

所谓“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确立并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方针。

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

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王义改革的突破口。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公开性’在党内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来‘公开性’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众传媒完全放开以后，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公开性’使大众媒体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一直持续至今。”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组织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调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又先后擢升他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雅科夫列夫随即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

首当其冲的是苏共中央最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马克思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取代他的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好友、带有自由化倾向的弗罗洛夫。

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王义思想的先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执行主席弗·伊·古谢夫：“科罗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画报主编后，发表了很多阴阳怪气的政论文章。后来，大凡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认为，《星火》画报是完全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一本杂志。”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

1986年底，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别克的小说《新任命》解禁出版。

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材料，更有艺术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

1986年12月，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公开放映。这部片子是在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公开性’，使很多人头脑发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都跳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29)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切!”(30)

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在当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以后的“第二次解冻”。

电视的宣传威力更为巨大。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性专栏，不仅言辞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电视屏幕，揭露苏联历史的所谓“空白点”，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大造舆论。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7月15日，他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迈出的关键一步。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新闻出版法》这个法律不是关于出版的法律，而是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虑出版界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以后，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苏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国内外资本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新闻自由”的本质。

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新闻自由”只是“公开性”的开始。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

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1988年以后不断升级，一浪高过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2010年4月，我们在俄罗斯采访，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多次给我们谈道：“苏联的解体也与某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以一己私利代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开。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还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无视全体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为由，伙同思想、理论、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精英，竭力提倡“意见多元论”、“言论多样化”，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以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为借口，提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确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

“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31)

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攻击领袖、否定历史的手法多种多样。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数，成几何级数地翻番。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87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

在后来的交谈中，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肃反中确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其中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说：“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斯大林当然应该负有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同样责任难逃。当时在他负责的地区，就杀了6万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杀。在他就任总书记后，又利用职权，把相关档案全部销毁。”

原《真理报》主编、前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那段时间，把一切都忘记了，都失去了理智。共产党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对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功勋、取得的伟大胜利也都被忘记了，共产党在二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成就也被忘记了。后来在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

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32)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无数次攻击斯大林搞迫害。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原则。这一原则是由列宁确定的。从这一原则出发，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时期是迫害时期，他们没有把斯大林与当时苏联取得的成就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不同的史学家对斯大林、对我们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们对有些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是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与斯大林个人做出的伟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战争废墟的国家。而到50年代初，苏联已经变成——个庞大的发达国家，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不仅把苏共和苏联的光辉历史给颠覆了，把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给美化了，而且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而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对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一个绝妙的注解与讽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为了这件事，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他们要找出谁是此事的主谋。大家都在质问我，只是没有说出我的名字而已。我总体上正面评价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卫苏联、捍卫苏联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讨论了两天;而成千上万的反苏联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没有讨论过。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搞清楚了，背后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观点。’在清查此事的过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卖劲。但也有不少人赞同安德烈耶娃的观点。”

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文章公开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

对一名普通党员反映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兴师动众、批判问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打压马克思主义派，为即将召开的彻底转向资本主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思想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本质上就是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还带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反共分子公开焚烧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塑像严重被毁。党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地位急速滑落。

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骤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人数。

不仅如此，反共反苏势力还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而经济衰退则是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

曾被视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卫士被丑化成极权制度的帮凶。诋毁军人及其家属、否定军队曾经有过的革命历史成为时髦。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后，本来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军队成了出师无名的不义之师，而煽动民族分裂的暴乱分子反而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使苏军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

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1988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

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而主张西化的“民主派”与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苏共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主动让权和解除武装之机，夺取了苏共的政权，解体了苏联。

20年过去了。当今俄罗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岁月，仍痛惜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拉丽莎·科托娃：“我们所有人包括老战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那个困难阶段。可我们都挺了过来。后来，这段光荣历史遭到否定，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这些历史在慢慢恢复，我们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鲁扎某学校历史课教师马林娜·科夫希科娃：“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的记忆，那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轻人里，培养这种记忆历史的情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二战老兵、鲁扎区老战士委员会书记鲍里斯·科多夫：“我认为苏联值得怀念，因为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苏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品德，我们要把它们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是一座以“母亲”命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广场。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祖国，祖国就是母亲。

在这里，我们意外地遇上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

新郎：“在这喜庆的日子，我们来到祖国母亲纪念碑身边，为她献上一束花，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献土一束花。”

为祖国母亲献花，为那些为保卫祖国母亲而牺牲的英雄们献花，是这座城市每一对年轻人举行婚礼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现在差不多有70%的俄罗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罗斯第五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电视辩论节目，其主题主要涉及苏联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当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这一问题时，72%的电视观众和88%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93%的电视观众和86%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

因上述两个结论完全出乎被资本操纵的主办方的预料，这场辩论在中途便被操纵者强行终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33)

事实正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历史的记忆被重新唤起。那些曾被推倒的伟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竖立起来。许多曾被颠倒的东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来。

不，在人民的心中，真正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被颠倒过。

朱业胜

第四集：外交“新思维”与和平演变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在当今俄罗斯是一所很有影响的高等院校。2010年9月21日，这里举办了一场以“信息战”为主题的研讨会。

苏联时期的外交家，曾任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现为“全俄阿塞拜疆人大会”执行主席的埃利达尔·古拉莫维奇·库利耶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西方对苏联及俄罗斯进行的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是北约国家，它们花费了很多的资金和人力，抑制苏联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让苏联不要存在。因为在他们眼里，苏联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34)

自世界上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就把运用各种手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项根本任务。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在1945年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之后，西方世界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再用战争方法、用军事行动战胜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已经不可能了。杜勒斯马土制订了一个新战略。”

曾被誉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的艾伦·杜勒斯一方面鼓吹“冷战”，对苏联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另一方面说：“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从苏联内部寻找同盟军，这就是杜勒斯为西方世界制订的对苏新战略。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世界曾开列600多亿美元宣传费用进行和平演变。美国政府署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我们的代理人’。”

“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

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35)

两年后的1986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应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见。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一对一的秘密会谈。

直到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揭开了这次他与里根谈判的谜底。他承认此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苏东剧变)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能再有回头路。(36)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国原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美国石油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撒切尔夫人在这次演讲中说，苏联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威胁，但是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威胁，因为我们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苏联对于我们的威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示。”

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但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随着改革的展开，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西方的宠儿。西方政要赞赏他的调门也越提越高。美国前总统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

对此，戈尔巴乔夫很是得意。曾长期担任总书记助理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大量的文件他还没有看”。(37)

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而且还进行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39)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我的一本厚书，在美国出版，得了几千美元。但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原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从几个可靠的来源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44)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出卖国家和党的利益的人。当他把这份名单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不要玩你们那些间谍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使苏联安全部门当时无法对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198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布什加紧实施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他采取一项既支持戈尔巴乔夫又扶持政治反对派的上下结合的“双轨政策”，积极培植和壮大苏境内反共反苏的力量。

在苏联国内，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起，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组成复杂，动因各异，但其中不少的确是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世界不断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幌子，积极扶植他们。1970年、1975年西方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分别奖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1985年以前，由于苏联党和政府防范较严，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时断时续地从事地下活动，在苏联国内政治影响并不大。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苏联国内的困难，投机取巧，扩大自身的宣传，并当成生意来做。西方国家很快找到这部分人，向他们提供资金，供养他们，并把极个别的现象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问题。西方就是利用几十个持不同政见者，向全世界宣传苏联没有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超阶级“新思维”的推行，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面人物相继获得了合法身份，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很快，萨哈罗夫伙同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人不负西方厚望，逼迫苏共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非正式组织”也在西方的支持下，向苏共展开了疯狂的夺权活动。

支持和利用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借助他们打压苏共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传统派”，使亲西方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1947年就讲：哪怕稍微削弱一下苏共，苏联就会从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得可怜的国家。打击了苏共的团结，就是对苏联最大的打击;破坏了苏共的统一，就是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就会使经济和社会发生混乱。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苏共，让苏共从内部变得难以控制。他们为什么把主要矛头对准苏共?因为苏共是团结领导全体苏联人的磐石，不摧垮这个磐石，他们目的就达不到。”

随着苏共党内分歧日益严重，特别是随着叶利钦在苏联政坛的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同时支持叶利钦。

1989年9月，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俨然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他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

心知肚明的叶利钦投桃报李。他在访美期间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后来他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45)

西方还加大对苏联其他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养力度。这些人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延续至苏联解体以后。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西方大量培训原苏联和东欧及中亚未来一代的领导人。比如自由派人物盖达尔也是从那里学的。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而有些国家的总统是直接从美国派过来的。”

西方世界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诋毁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心理战、思想战。

西方各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功率的广播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4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从杜勒斯时代起)他们所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苏联不是取得二战胜利的主要指挥者。苏联是干了很多暴行的国家。干了暴行的国家不值得尊敬，苏联领导人就不值得尊敬，比如说斯大林。”

而在“新思维”的引导下，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苏联境内基本上被外国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德国之声、日本NHK等外国电台电视台覆盖了。西方的宣传全面影响着苏联的社会和苏联的历史。过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娅、马特洛索夫等等。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们都被抹黑。这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完全放任了来自西方的宣传……基本上没。有主动防御这些精神土的入侵。所有东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的。我们没有能够抵抗西方的文化。虽然我们俄罗斯有很多的文艺、文化、文学作品、电影，但都被边缘化了”。

西方世界又利用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族际关系民主化”，挑拨苏联各民族之间关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动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A·加诺夫：“挑起民族事端，由头就是挑动民族情绪，让民族情绪在苏联极端膨胀，然后挑唆民族之间的关系，诱使他们纷争不断，为颠覆国家打下基础。”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1987年的时候，他们使用手段制造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亚美尼亚民族分裂主义者占领了阿塞拜疆的部分被认为历史土就属于他们的领土。这是苏联解体的开始。因为苏联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统一国家的内部，突然有一个什么加盟共和国跳出来说：历史土这就是我的土地，你应该还给我。局势于是就变得越来越不稳。”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美国中央情寺局寻找了几个突破口。从哪里开始呢?他们找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朱业胜

第五集：改革为了谁

列宁指出：“要是一下于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53)

如何评价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是一场历史的大灾难还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列宁的“对谁有利”这一认识问题的方法，依然为我们提供着观察、剖析的锐利武器。

那么，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所推行的改革对谁有利?所制定的路线与政策又在维护哪些人的利益呢?

2010年10月，当摄制组走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无意中发现了这家醒目的咖啡馆——苏联咖啡馆。

走进这家咖啡馆，恍如回到久违的过去。这里的每一幅照片、每一张宣传画、每一张报纸、每一段音乐，无不诉说着那个早已逝去的国家。

CCCP咖啡馆经理：“在莫斯科一共有5家叫‘苏联’的咖啡馆。我们这家装修是最好的。不光装修最好，员工还来自15个加盟共和国。每个员工一个民族，15个国家15个员工。每个人都会做自己民族的菜，这样一共有15道比较拿手的菜，所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踊跃来到这里品尝特色的家乡菜。”

从上午10点开门，一直到午夜打烊，生意红火，宾客络绎不绝。人们伴着苏联时期的音乐载歌载舞，找寻着久远的生活。苏联成为俄罗斯人民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苏联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什么是苏联?第—，是一个公正的政权，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政权。苏联时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占60%，现在议会中—个也没有。第二联意味着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住房、医疗与教育。第四，苏联制度意味着没有贫贱富贵之分，大家是平等的。没有超富，也没有贫穷和赤贫。”

俄罗斯高校联合会副主席弗·米可纳列夫：“苏联从很多方面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有很多好的地方。苏联时期社会保障比较好，贫富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人们都相信有着美好的未来。在年轻的时候，人们都相信年纪大了有养老金。所有的退休金都是自己工资的60%—70%。吃的用的价格特别低，让你有足够的钱去购买。”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戈尔巴乔夫接手时，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有军事上、政治土的优势，在东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而难以想象的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些优势和影响却一夜之间就消失了。那些认为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只是在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

苏联亡党亡国后，给广大的苏联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国悲剧>)中写道：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遭到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54)

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后的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老底子过日子。

近些年来，由于世界石油等资源价格暴涨，世界军火市场急遽扩张，俄罗斯经济虽有所恢复，但财富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等暴力事件接连不断。苏联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90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俄罗斯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苏联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比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有80万左右，俄国一些学者甚至强烈地感受到民族消亡的危机。近些年来，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竟降到54岁。

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全面倒退了几十年，而在精神方面的损失，则更是无法估量。”

改革违背人民意愿并产生严重恶果，是从戈尔巴乔夫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动摇苏共的领导地位开始的。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苏共彻底背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书科夫：“苏共在改革之初就不能再充当领导党和执政党了。支部、区级组织、州级组织等地方党组织，实际土被剥夺了参与制定改革政策的权利。所有的决策只在极小一部分人中作出。改革的领导者一方面在口头上说全面民主化，而另一方面他们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专制。在这期间，苏共中央在老百姓眼中也完全失去了权威性”

苏共越来越游离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外，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各种官僚腐败分子、投机钻营之徒混进党内，兴风作浪。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在苏共党内甚至在高级领导层，不仅有蜕化变质分子，而且混入反共反社会王义的阶级异己分子。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党出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有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异己分子。后来，一些反共产党的人退出共产党，组织了其他的政党。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干的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事。这些人虽然挂着党员的招牌，但骨子里却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党到最后的灭亡是必然的。”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人民长期信赖并以之为依靠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苏共领导地位的丧失使苏联人民彻底失去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就给掌握特权的阶层谋取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由此催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它成为最终瓦解苏共和苏联的阶级基础。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我们认为导致苏联解体基本上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政治上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人，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人民财富而来的。他们强烈渴望拥有私人财富，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是不允许的。”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已不惜用瓦解苏联为代价。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本，在此前后，不时掀起瓦解苏联的一个又一个狂潮。

1990年4月出苏联。苏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公然允许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至1990年底，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

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人.数为1.47亿，占有投票权公民的80%，结果显示，有高达76.4%投票者坚决主张保留苏联。

这表明广大苏联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即便在社会急剧动荡、人民生活遭受重创的时候，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也表达了维护祖国完整统一的心愿。

但全民公决后仅仅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就违背人民的意愿：撇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开会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准备将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抛弃了反映联盟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字样，并主张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各自的税收制度，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联盟国家的统一，为分裂苏联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8月15日，戈尔巴乔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正式文本的草案。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澍列兹尼奥夫：“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总统，他是软弱无能的，没有任何政治远见。他当时以为通过签订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就可以拯救苏联，但此时已晚。从1990年开始，陆陆续续闹独立的活动在全苏蔓延开来，规模越来越大。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波罗的海国家也都纷纷开始闹独立。在这种情势下，运用武力阻止这些活动也十分困难。”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老百姓是反对苏联解体、赞成保留苏联的，可是‘精英阶层’赞成苏联解体。我们看一看，当时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波罗的海的)、乌克兰的、中亚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希望独立。他们宁愿做农村里的老大，而不愿意在城市里当老二。”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当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无论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从经济、工业化水平来看，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是联盟国家的‘龙头老大’。俄罗斯的反对派在肢解联盟国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对派里，最大的阴谋家是叶利钦。他当时要做的唯一大事就是肢解苏联，这样他就能成为最大国家的总统。”

新联盟条约本应经9月份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才能生效。而叶利钦却认为无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坚持要在8月20日签署。

就在新联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试图挽救国家分裂的 “8·19”事件爆发，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主要是由于事件领导者缺乏坚定正确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同时也由于戈尔巴乔夫耍弄的两面派阴谋。1991年3月28日，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阻止分裂国家的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8月18日特乘飞机面请正在海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陈述后说道：“你们采取行动吧!”(55)但一当叶利钦掌控局势，从休养地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竟推说毫不知情。

“8·19”事件失败后， 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民主派”很快掌控了莫斯科的局势，他们开始加速分裂国家的活动。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1991年是可怕的一年。苏联开始解体。全民公决前有近80%的人赞成保留苏联。我作为苏联人当时就宣布，我一定要捍卫苏联的存在。要终结苏联，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同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三个阴谋家，他们偷偷钻到别洛韦日丛林，秘密签订了——个协议，苏联不久就终结了。”

谢列兹尼奥夫所说的“三阴谋家”就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1991年12月7日，他们来到位于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国家公园深处的“维斯库利”政府别墅，讨论苏联的未来。

经过不到两天的密谋，他们达成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别洛韦日协定”。

盖达尔毫不掩饰地回忆说：“如果有人想查清谁对《洛韦日协定》负有责任，我不想开脱自己，这份协议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人写的”。

协定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现在，我们将停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存在。”

就这样，三个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三个曾经的苏共党员，违背全民公决的意愿，炮制了肢解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决定。

舒什克维奇的现场讲话录音：“我们三人聚在这里是为了阻止联盟继续走向崩溃。依据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宣言。”

戈尔巴乔夫对别洛韦日密谋并非一无所知。叶利钦启程赴白俄罗斯之前，已经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暗示，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表示反对。

当得知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消息后，戈尔巴乔夫已明白他的总统宝座已经很不安稳了。但他此时考虑的不是采取措施反击三个“斯拉夫汉子”摧毁苏联的行动，而是关心自己辞去总统后每个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和别墅等待遇。

1991年12月25日前一天是这样记录的。是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当时电视台对此前一天是这样记录的。

解说：离传统的圣诞节还有一天。克里姆林宫土空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是苏联的国旗，一面是代表俄罗斯的双头鹰国旗。尽管联盟国家已被废除，但总统的职务还没有解除，人们都在等他自行离职。卫兵们还在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换岗仪式。

解说：雪天的列宁像显得更为冷峻，像是在洞察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俄罗斯相关电视台在街头采访各界的反映)

记者：“你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执政，他干得怎么样?”

小伙子：“他是一个子就该退下去的人。他让国家变穷了，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化程度更低的官僚体制。”

姑娘：“如果他能辞职，那是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

戴眼镜中年人：“他干了这么多年，全国人民都不满意，现在我们寄希望于叶利钦了。”

这一天，整个苏联出奇地平静。这种平静连戈尔巴乔夫也感到吃惊。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多次竭力地洗刷、开脱自己的罪责。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我感到很震惊的是，知识分子闭着嘴什么都不说，新闻媒体闭着嘴也什么都不说，大家什么都不说，各个共和国也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说这个联盟国家谁都不需要了。人民是需要国家的，但是总得有人站出来表达人民的心声吧。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在这个联盟国家我也没有任何用处了。好像是我在为保留总统职位而奋斗。所发生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震惊，就像死一般的沉寂。”

然而大洋彼岸却一片沸腾。在宣布辞职之前，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话别。布什赞扬他“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里根称赞他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苏联亡党亡国，悲愤者与欢呼者竟如此泾渭分明。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从大量的材料看出，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方针，把我们引向悬崖，他公开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变成埋葬共产主义的死敌。”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接掌了俄罗斯联邦的政权，他们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不仅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当上了国家总统，舒什克维奇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有一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国家独立后担任总统。

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来自原苏共的官僚，在最高领导层占到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们74.3%，地方领导82.3%

另据美国学者的统计，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和银行的负责人及其家属占了62%。

而据1998年10月俄罗斯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利西奇金估计：在改革中，所有“民主派”人士70万至90万人得到了好处，其中得到最大甜头的不超过一两千人。

私有化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1998年，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这其中有大部分集中在200叫00个家族手中。他们大量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和银行股权，迅速完成了资本集中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形成了俄罗斯首批金融和工业寡头。

在俄罗斯普通民众眼里，寡头就是腐败的代名词。七大寡头掌握着俄罗斯经济近50%的命脉，控制着俄罗斯的银行业、新闻媒体、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同俄罗斯的政权紧密结合起来。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现在看看我们各个领域。财政、金融和能源领域的这些大亨们，这些有名有姓的寡头们，查看他们的经历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是共产党中高级领导人。比方说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基本上不需要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连上班的办公室都不需要变更。”

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寡头们呼风唤雨，曾几何时左右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大局。

七大寡头之一别列佐夫斯基：“如果没有政治支持，我们就无法保护我们的资产。俄罗斯最富的一帮人都知道，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为俄罗斯的未来负起责任。我们明白，叶利钦周围的改革者们无法阻碍共产主义者的脚步，因此我们需要聚集起来共同合作，希望最终获得政权。”

就是这位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人，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纠合13名财阀联名支持叶利钦。他们利用金钱和掌控的新闻媒体，组织大规模舆论宣传，竭力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

别列佐夫斯基同期声：“俄罗斯的电视不是娱乐，毫无疑问俄罗斯的电视是政治。如果不是电视，我们肯定不会赢得选举。”

叶利钦竞选成功后，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负责车臣地区的石油运输等工作。

而更多的时候，这些寡头们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连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那些靠改革发财的新贵被统称为“新俄罗斯人”， 他们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是资本王义化改革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相对照的是，私有化使全体人民的共财富化为乌有，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民族纷争与冲突四起，暴力活动与犯罪猖獗，社会急剧动荡。

民主派掌权后，俄罗斯人民是否享有所谓的“民主”呢?

1993年5月1日，数万名群众在十月广场集会。他们不要打着勉强活着，要有尊严的活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万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等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人民起来，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时候，遭到的却是无情的镇压。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与叶利钦的较量日趋白热化。1993年10月，民选总统竟然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美好的词句和良好的愿望也被这隆隆炮声击得粉碎。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王席尼·伊肤日科夫：“1993年的时候，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候，(总统)却向那些提要求的人开了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就把他们轰了。”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在炮轰白宫前，还没有被铁栏杆围起来的时候，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在广场上的那些人，后来被机关枪冲锋枪杀死了，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死了多少人。”

据官方宣布，这场流血冲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伤。媒体将其称之为“十月事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议会第一次遭炮轰。就连拿破仑当时也没有用武力解散议会，最多也只是把议员们从议会赶出来。叶利钦下令炮轰议会，可谓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改革本应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我们研究所就进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年度调查。我们的调研报告连续出了18本。通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执行的改革路线都是反人民的。”

朱业胜

第六集：改革的领袖们

这是一位处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著名公墓——新圣女公墓，俄罗斯不同时代的众多名人长眠于此。

赫鲁晓夫是唯一安葬在这里的原苏共最高领导人。由黑白大理石块左右对垒而砌成的墓碑，象征着他被毁誉参半的一生。

距赫鲁晓夫墓不远，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墓。白蓝红石料雕琢而成的墓碑，仿佛一幅飘动的俄罗斯国旗。

从黑白人生的赫鲁晓夫，到三色旗时代的叶利钦，浓缩了苏联的一段风云变幻而又曲折苦难的历史。

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人民曾对他寄予厚望。

普希金语言学院教授德.尼.法捷耶夫：“我现在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一个跟着一个死去。突然有一天上来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土台了：我们认为好。年轻人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然而仅仅过了六年零九个多月，苏联就遭遇亡党灭国的悲剧命运。领导和推动苏联改革的是一群什么样的领袖。他们在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无疑是领导苏联最后六年多改革的灵魂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对整个改革以及领导改革的苏联共产党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纵观戈尔巴乔夫的履历，他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顺达。他39岁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49岁当选政治局委员，54岁出任总书记。然而，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却没有给苏联和苏联人民带来期盼已久的幸福与安宁。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随便把改革历史梳理一下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没有落实到底，都是半途而废。1983年、1984年他领导的农业领域的小改革也失败了。大家看一下，改革一开始是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接着是科技进步，然后是更多的民主，下一步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后就是消灭社会主义。这些改革在干部队伍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尔巴乔夫这个人软弱无能，他没有什么果断的意志，在他执政后不久，破坏国家的进程就开始了。这就像核爆炸和癌扩散，一丁点儿爆炸就会波及全国，一丁点儿癌细胞扩散就会危及全身。加上西方势力的操纵，他更加变本加厉。再后来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他既不能管理国家，更不能拯救国家。”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寻塔连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是一项破坏苏联、瓦解苏联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灾难的深渊，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执政能力不强或个人素养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戈尔巴乔夫说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他不久前还这么说过。”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尔巴乔夫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失去了发展的潜力，社会主义是不能进行改革的。他自己多次讲过，他在儿童时期就不同意共产主义。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变节者。”

戈尔巴乔夫以马列主义有局限性、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为由，彻底否定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解体后他公开声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56)。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你看看列宁作为领导人时，他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想过也根本不相信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能够出卖共产党。苏联共产党70多年的执政，任何时候都不会想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背叛，人民也不忍心这么想，但伤心的时候已经晚了。

不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又信仰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就本质来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57)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所谓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口号，他自己都没有一个成形的概念。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这种提法很愚蠢，社会主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提法是胡说。所以当有人提出什么是更多一些的社会主义时，戈尔巴乔夫作为这个提法的倡导者，自己都摊开双手，不知道怎么回答。”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人道和民主，对国内外敌人的专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就是打着“人道”、“民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旗号把苏联偷换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政治嗅觉灵敏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早在1989年就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他还指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列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将“丧失对社会的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58)

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根本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时，25岁的戈尔巴乔夫刚参加工作不久。赫鲁晓夫提出的错误理论，特别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白承认：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59)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苏联解体不仅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而且还是从赫鲁晓夫时期执行的反俄罗斯、反苏联的政策开始的。我们编写的《苏联改革编年史》这本书所列举的事实，反映出苏联受到120次打击，记录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具体的材料和数据。”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我认为赫鲁晓夫脱离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不是从口头上背离开始的，而是从实践中悄悄开始的。他忘记了列宁这样的忠告：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原则的胜利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敌人的立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书科夫：“20世纪在苏共执政(的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是最没有头脑、缺乏智慧、愚蠢和虚伪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和高官都是两面派、双面人，比如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在他们心里，苏联国家的利益决不处于首位。这两位倾向西方的人对苏联解体都起了关键作用。”

2011年8月中旬，“8·19”事件20年后的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当被问及最后悔的事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是我在试图改革共产党的道路上走的太久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职，并且建立一个民主改革党，因为共产党人阻碍所有必要的改革。(60)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戈氏首次公开承认他应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前几个月就退出共产党;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没有谈及这一点。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生于1923年。20世纪50年代末期，曾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60年代初进入苏共中央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

1983年，在戈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期间，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极大赏识。两年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雅科夫列夫迅速高井，并很快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回忆说：“在美国学习的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同时与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后来当过苏联克格勃将军的奥列格·卡卢金……雅可夫列夫和卡卢金在那时被策反了的，这就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后来有一段时间克格勃开始调查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说：‘不能动雅科夫列夫!’这我清楚记得。”(61)

雅科夫列夫混迹于苏共长达数十年，然而他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早就失去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恶毒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等党的领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理事会主席弗·伊·古谢夫：……雅科夫列夫加上他周围的班底，都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这些巨大成就在建设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国家。整个90年代国家悲惨的状况都是他们导致的。”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到加拿大做大使之前，他(雅科夫列夫)一直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后来他却成为社会主义的出卖者。”

1998年雅科夫列夫曾接受《消息报》采访。当时记者问他：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位，您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苏维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62)

相机而动，欺骗舆论，愚弄民众，善于伪装，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这就是雅科夫列夫的政治品行和人格。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雅科夫列夫在博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后，戈尔巴乔夫就把很多的领域交给他主管。他给戈尔巴乔夫出的主意都是如何实行民主，他所炫耀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抑制苏联的发展。可他在表面上，还装出了一副爱国的样子。”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是个双面人，挂在口头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比戈尔巴乔夫还多，实际土他与西方联系密切。他完全是一个双面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极大。后来，他公开跳出来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苏共，成为苏联制度的敌人。”

雷日科夫是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他们是“—对凶狠的家伙”，“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个是改革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行上，都是狼狈为奸，互为补充。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具。正是党给了他们成长的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帮手是谢瓦尔德纳泽。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1928年出生。60年代起从事党务工作，靠吹捧从区党委领导人逐步升任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把手。

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青年时代就相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利用这层关系很快得到提升。不仅当上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了苏联外交部长，而他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

谢瓦尔德纳泽善于看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他那一头银丝般的白发下蕴藏着别人猜不透的老谋深算，被人们戏称为“高加索银狐”。他走上政坛后，经常张口共产主义，闭口马列主义，而当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便马上更换了另一副政治面孔。

1991年他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谢瓦尔德纳泽竭力推动戈尔巴乔倡导的改革，参与所谓的“新思维”的制订和执行。谢瓦尔德纳泽因其坚定的亲西方立场而被视为西方利益集团在原苏共高层内部最可信赖的领导人之一。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解体的过程当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人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为了抑制苏联的发展。美国需要他做什么，他就答应做什么。他所做的所有大事的最后结果都对国家很不利，而戈尔巴乔夫又很信任他。从德国轻易撤军，这也是谢瓦尔德纳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西德(原先答应)支付4000亿美元，而戈尔巴乔夫和当时德国总理谈的时候才要40亿，仅为其百分之一。连德国人都极不理解，最后给加到80亿。

西部军团撤出后流离失所帐篷中。只好栖身在风雪旷野零下二三十度的帐篷中。

1990年10月1日，两德正式宣布统一。德国政府为酬谢谢瓦尔德纳泽在德国统一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特意在德国南部疗养胜地巴登为他购买了一处价值13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

在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的“领袖”中，叶利钦无疑是一位极特殊的重要人物。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把整个苏共掩埋了，叶利钦所做的是把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埋葬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出生，俄罗斯人。1961年加入苏共，1976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为清除元老派格里申在莫斯科的影响，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调任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叶利钦的公然挑战遭到与会者的反击。两个星期后，叶利钦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解除，后改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叶利钦后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去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64)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纵观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无论从早期沙皇时代还是到苏联时期，连续有两个国家领袖级的破坏者的现象是不曾有的。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准备了土壤，最终是叶利钦实现了。苏联解体后，这两个人相互诋毁，一个说你把苏联埋葬了，另一个说是你把苏共埋葬了。用我的话说，虽然他们互有不同，但完全是一路货色。”

198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是叶利钦公开反共的开始。从那之后，以激进民主派自居的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配合下东山再起，联合境内外反共反苏的力量，疯狂从事瓦解苏共、分裂国家的活动。

莫斯科市民阿列克谢·别尔曼：“人们一开始对叶利钦的期望值很高，把他当成救星，当成上帝，但是他最后做的事情比戈尔巴乔夫更坏，大家对他很失望。不少人原以为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土帝，结果却是只毛毛虫。”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叶利钦)这个人更糟糕。没有什么意志，也没有什么责任心，在俄罗斯的历史土，没起什么好作用，活像一个恶魔。”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书科夫：“苏联共产党起初是布尔什维克党，到了后来，它蜕化变成另外性质的党。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应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承担。”

改革的领袖们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不仅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且也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2011年3月30日，西方相关部门和人士在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为戈尔巴乔夫这位结束冷战的“功臣”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典。戈尔巴乔夫也陶醉于“改革家”、“自由热爱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虚幻光荣之中。但在鄂木斯克州的一个公开场合，戈尔巴乔夫曾被29岁的乌柳科夫猛击了一拳。这个小伙子说：‘‘我想打这个人一记耳光，以惩罚他对国家所做过的事。”(65)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时，也曾被一名男子当头泼了一杯水。泼水者说：“前总统背叛国家、背叛党，对苏联解体负有直接责任。”。(66)

20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在饱受病痛折磨后去世，终年81岁。西方和俄自由派人士对雅科夫列夫的一生大加赞誉，但俄罗斯多数民众认为他是“毁灭国家和党的可耻叛徒”。

1992年，谢瓦尔德纳泽从莫斯科回到已独立的格鲁吉亚。在1995年11月和2000年4月他两次当选总统。几年后，美国支持受过美国和西方“良好”教育的更加亲美和亲西方“精英’’萨卡什维利等人发动“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谢瓦尔德纳泽十分无奈地抱怨说：“我是美国政策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69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此时的民意调查表明，从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排在戈尔巴乔夫之后。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68)

苏联亡党亡国整整二十年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反思。

本片对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反思在其它各集中已经作了反映。但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悔恨。

本片开头提到的以坚决反共著称的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我曾以为(共产主义思想)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69)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20世纪30年代还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成员的作家和学者季诺维耶夫，在目睹了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后，感到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70)

当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十分坚决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199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后，尽管其政治态度有时有所反复，但他从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当在沿途看到俄罗斯一片败落的景象时，也曾十分痛苦地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1996年，他即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小说通过描写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况，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说中直面高呼：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71)

就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2000年12月31日的电视辞职讲话中也明确表示：“今天对我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谈一点与平时不同的心里话。我想请求你们原谅，我们许多理想都没有实现。我们曾认为容易的事，做起来却十分艰难。请原谅我，那些认为我们会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下于跃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的希望没有实现”;“我也曾认为一切会一蹴而就，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了……许多人在这艰难的时期受到了震荡，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痛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真心希望人民能够生活得轻松一些，好一些，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72)

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党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73)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时代、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同时也承认那些时代、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往往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历史，有这样一条十分清晰的逻辑脉络：即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和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这样的代表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模式，最终导致苏共74年执政地位的丧失，其结果只能是经济严重下滑，政治动荡不已，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精神消极颓废，社会矛盾叠出，人民群众遭殃。

从世界“冷战”历史角度看，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亡党亡国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外因，是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代理人的内因而起作用的。

在俄罗斯采访的日子，我们听到不少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无比自豪，同时也对中国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我想给中国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人民要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苏共衰亡的教训，因为只有充分总结这些教训，中国人民才能够稳妥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我想再次强调中国成功改革的经验说明，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环境下去实现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政治体制方面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和完善，但前提是保证社会的稳定。”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希望中国避免出现俄罗斯的问题。中国只有避免出现这一问题，才能强大起来。中俄两国应该加强合作。”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曲折中顽强前行，在低潮中艰难复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必将在曲折与苦难中迎来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无比辉煌的春天。


时间：2012年8月13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课题组

总撰稿：李慎明;撰稿：陈之骅、吴恩远、刘树人、张树华、汪亭友、刘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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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有80万左右，俄国一些学者甚至强烈地感受到民族消亡的危机。近些年来，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竟降到54岁。 >>>> 可见原来的数据水分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