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来自德国的白求恩

Martin

卢安克

卢安克是个德国人，他在中国贫穷的广西山乡办教育，一办办了好多年，而且还出了本中文书。

网上读到的这条消息，一直牵着我的神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过了圣诞，从国内订的这本“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才姗姗寄到。忙翻开看，迷蒙，新奇，耳目一新，又似曾相识的感觉接踵而至——几经反复阅读，几经信息的归纳、总结、划分、比较，这本书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大致线条才呈现出来，这位传奇人物的粗略的轮廓也渐渐展现而出。

原来这本书中由始至终提到的，这个德国人卢安克致力要实现的“华德福”教育理念，就是85年前，从德国第一所瓦尔多夫学校成立起开始施行的教育学；“华德福”译自“瓦尔多夫 Waldorf”。那本教育学的经典著作“普通人类学”在书中翻译成了“全面的人类学”，而它的作者施泰纳(Steiner)翻译成了“史代纳”。当我想到“华德福”就是“瓦尔多夫Waldorf”时，就象破了个大谜一般高兴。可见任意翻译外文名称，多么容易造成误会；再说，名称上一花哨，本身就有背求实求真的瓦尔多夫教育学。而有关“瓦尔多夫”学校独具一格的教学方式，2002年6月“光明日报”上已有过报道。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瓦尔多夫：名副其实的无压力学校”。真是阴差阳错，知道“瓦尔多夫教育学”和“华德福教育学”的人，恐怕不知道这两者是一回事。再说，华德两字，太容易让人想到只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事，其实“瓦尔多夫教育”早就是全球使用的教育学词汇。

又上了卢安可网站，读了有关文章。成都已有了一个华德福中心，有些文章中还将之翻译成“沃道夫”。不能统一一下吗？

卢安克，本名为Eckart Loewe，1968年出生于汉堡。父亲本是建筑设计师，为了教育他们兄妹四人，改行当了老师。卢安克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上大学前，因为觉得见到的中国人都长得非常好看，他去中国旅游了两个月。回国后，他在就读的德国大学中留意到一个同南京东南大学校际交换的机会，便力争到了中国。

在南京读建筑专业期间，他心甘情愿地、偷偷摸摸地同7个中国同学挤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放暑假时，他同广西农村来的同学回家，体验农村生活，从此与广西山乡结下了不解之缘，使他回到德国之后，仍不能忘怀。

回德国后他继续在汉堡美术学院学习工业设计和电影摄影。业余时间，他回原来参加过的帆船俱乐部，当教练培训青少年。他将曾在国际帆船比赛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青少年，训练青少年从事帆船运动。暑假里，他组织夏令营活动；和青少年一起，几个星期同吃同住，在大海上驾驶帆船，在大自然中风餐露宿。在此期间，他初次尝到了与青少年接触，传授知识，培养辅导青少年的乐趣。

1996年11月卢安克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毕业后，不再想做技术工作，而想改行从事教育，他想到了中国，想到了那些梦魂牵绕的中国小乡村。于是又想方设法地来到了中国。

在北京呆了段时间，觉得还是离开“不实际的大城市生活”为好，他又跑回到了那个他已经很熟悉的大学同学的老家——广西小村子去了。在那里，他和乡下青少年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放牛，干农活。他为村子设计收谷机，辅导村里的孩子学习，还想加入共青团，可是没人理睬他的愿望。

在同农民的接触中，他感到这些农民，“在村里他们都很善良、很老实，可是如果他们到城里打工，他们就会把自己从未见过的、可能不好的东西接受下来。农民强烈的好奇心是他们的优点，不过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还不具备足够的精神上的抵抗力。因而他很有心帮助农民，愿意为改变他们落后的教育状况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后来他被请到南宁残疾人职业学校义务教德文。去公安局打算办“外国人临时户口”时，却被公安局查出他“违法从业”，且不符合有关居留规定。被罚3000元不说，还被勒令几天内离开中国。

被迫回到德国后，他果真干上了教育。他先在一家孤儿院工作，在那里他头一次接触到了一本有关教育理论及方法的书——“儿童教育”。后来他去巴西帮助那里的穷人。同那边的组织者闹翻后回到德国，照顾过一位问题少年，还尝试过到码头上当装卸工。但他始终没忘中国乡村里的孩子们。

兜里有了点钱，1999年3月，他第4次来到中国。这次他来，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这就是，到农村去，到最穷的山乡去，什么都不干，只做一名不收钱、不挣钱的普通教师。然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卢安可的前面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来到广西南宁，他找到教育厅国际交流处的处长，处长推荐他看张艺谋导演的“一个不能少”的电影。看完电影后他当即表示，这部电影正合他意，像电影主人公一样在最穷的地方做老师，就是他的愿望。而处长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教育厅要保障外籍教师的生活水平和安全。卢安克当时的感觉是：“外国人想向雷锋学习也是不允许的”。

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一所可以聘请外籍老师的中学。可是，他的教育法怎么能行得通？特别是在中国的城市。在那里，所有的学校、学生在他看来都好像专门为考试、达标而生就。他在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结果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的课停了，只安排他上星期六的课，和西方文化课。星期六的课就是陪学生玩，素质教育，在中国师生看来就是陪孩子玩。

在与中国人的接触和教学中，他还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首先是钱，开始时他总以为用他的钱可以帮助穷人。他总是把自己仅有的钱送给别人；而得到赠款的人却从此知道了可以向他要钱，要钱的人接二连三地来。于是他感到，钱是不能帮助穷人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些精神上、智慧上的东西。

做学生或教书时，他还发现，在中国，考试是唯一评价学生能力的标准，他的学生可以做成千上百万中国学生都会作的千篇一律的英语练习题，却不会进行简单的对话。他学汉语，考试时会得30分，可那些考得很好的留学生都承认，他的语言能力要比他们强。

他发现，中国的教科书中，说明性的语句很多，句子中多用大量的形容词充塞，而缺乏实际内容。比如地理课本，介绍森林时，开篇第一句就是：“森林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十分重要的环境作用及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总结性很强的判断句，为什么要写在前面？如果一开始就把结论告诉给了学生，他们还能做什么？学什么？

还有，为什么中国学生一定要在学校里拼命读书、学习？他认识的中国成年人，有那么多的时间却不再学习。人生很长，人不能只在小时候，在老师的监督下学习。学校的教育应教给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不管怎样，在南宁做教师的这些年，他一边坚持自己的信念进行教学，一边根据自己的亲自经历，研究、翻译起著名教育家施泰纳的“作为教育学基础的普通人类学 (Allgemeine Menschenkunde als Grundlage der Paedagogik，简称：普通人类学)”等其他教育著作。

“普通人类学”也是德国大学教育学专业学生需要参读的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我的邻居安德丽娅是一所专门接收残疾儿童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她在读幼儿师范时，这本著作就是他们的必读教材。

从这本著作中，卢安克找到了他教育实践上的理论根据，特别还有，他本人就是瓦尔多夫学校的毕业生，作为这个教育理论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会时常回忆起他自己在德国学校里的经历，帮助他的教育实践。

然而他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却屡屡受挫，还常常受到干扰。他成了名人，常有记者上门找他，还要请他上深圳，所有费用全包。就算不是名人，身为大鼻子的外国人，也是人见人爱，谁都想请他吃喝摆排场，指望他投资发财。

实践中他发现：村下的学生对他的教育方法反倒比县城的开放得多。他们没有什么标准概念，他的课他想怎么上，他们就怎么听，怎么接受。这样，在卢安克看来，素质教育在农村实践的机会要比在城里大。因而，他更是一门心思要到最偏僻最贫困的中国农村去。

2001年初，他接到广西东兰县教育局局长的电话，说欢迎他去东兰县当老师。听说东兰县是全国48个最穷县之一，他马上乘车前往。他被分到县上的隘洞乡中学，校长高兴地安排卢安克去教一个普通初二班，教英语、美术和地理。

大名鼎鼎的“洋教师”真的站在了自己的教室里，同学们都兴奋极了。接着他们看到：

卢安克上课，从来不像其他老师就会让学生们念单词、朗诵课文，而是不看课本，即兴说一些同课本毫不相关的单词和语句。比如外面正在下雨，卢老师就会教一些跟雨有关的单词和语句。

卢老师上课不重视课本。他觉得发给学生课本，学生就没有什么好奇心去听他讲了。他也不喜欢教什么语法，他觉得要判断一句话有没有错误时，如果考虑到所有的语法规律，太麻烦了，不如凭感觉。他还觉得学生只做作业和考试时的题目，这样只能培养学生适应考试的能力，而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上美术课时，卢安克不主张学生去画一些固有的物体，“画得逼真”也不是画得好的评判标准，而主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画。学生们“乱画”的东西却会得到他的好评。

整个一个学期里，卢安克都没有考过试，他的课学生很喜欢上。可是一到阶段考试，卢安克所教的科目考得却都是最差的。就连他理所当然的强项──英语，教的那个班也是全校最差：全班只有6个学生及格，平均分仅为20分。这下子，舆论哗然！别说学生、家长们造他的“反”，连一些老师也不买他的“账”，对他说，你别教了，再教下去，会影响整个学校的成绩。如果升学率上不去，老师们的工资都会受到影响。

卢安克

思前想后，卢安克觉得中国的国家学校都是“应试教育”的天下，无法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不过，做老师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在穷困山乡的孩子，通过到这些孩子家家访，他来到了东兰县最偏远最贫穷的林广屯的广拉队，这里不通电话、不通公路，这里一半的孩子上不了初中，还有很多学龄孩子没有上学，村里绝大多数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卢安可觉得，这儿才是他施展才能的大好天地。就这样，2002年6月，卢安克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来到了这个只有150人的自由村。通过一位学生家长，他租了个没人住的泥瓦房，当即就交了两年的房租，房租每月10元钱。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从此，他全身心地扑在了他的教育实践上。远近的壮族农民，都知道山乡里来了一位不收缴学费的洋老师，慢慢地也把他们的孩子送来了。

搞教育，但不必办学校。他的学生多是没上过什么学的女孩子。一上课他总要问的是，你想学什么？想做什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孩子们说村里的路最让人难受，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一下雨则泥泞难走。于是卢安克和孩子们根据人和水牛的不同需要，设计出3条路来，还画出需要种树的地方，好使有太阳的时候可以搭出荫凉来。接着他们作了试验，看看什么样的路和石阶走起来比较舒服，还设计了一些需要用到的工具。他的双胞胎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很感动，马上表示要出410欧元资助学生的计划。

接着，“他们贴出了一份项目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队里人看到报告马上召集会议，很快行动起来修小路。孩子们就是这些小路的设计师，她们为此荣耀极了，也第一次为设计工作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卢安克赶快因势利导，教她们数学，这次她们接受得非常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的水泥、沙子用量，及每个人需扛多少袋等数据。

就这样，卢安可成了中国广西那个偏僻小山乡必不可少的人物，成了孩子们爱戴的老师。村里人隔三差两地都要来看看，他和孩子们又在忙什么。

从这开始，卢安可还积极从事起瓦尔多夫教育学的传播工作。他不光翻译德文教育名著，还组织参加有关的讲座、研讨会，辛勤地往返于中国和德国之间。每隔10天，他会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同同行、亲友们联系。

很多中国人认为他素面朝天，不食人间烟火。一位农民还对他说，他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好伺候的人，比他家的猪还好打发。卢安可却说，如果能做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他就能感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他的所有追求。他还把自己的经验写在书上，发表在网页上，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别人也能利用。“综合实践课，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他说。

卢安克

从2000年起，他成了全中国教育界的知名人物，2003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里，《以一人之力》为题，报道了记者对卢安克的长篇专访； 2003年10月中央电视台“天地人”栏目中以《“失败者”之歌》为题，介绍了卢安克在林广屯的教育活动；2004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天地人”栏目，又以《山路弯弯》为题，介绍了卢安克在板烈小学的教育活动。

山路弯弯，卢安可还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路上，着魔地跋涉着……

德国志愿者卢安克（EckartLoewe）走了，离开了那个让他服务过、艰难过、痛苦过、孤独过、伤心过、为之奋斗过、幸福过的中国山村。这个让他的青春永远不再回来的山村。这个让他实践和研究教育而给无数人带来启发的山村。也许他这一走就永远不再回来了。

致力于实践“华德福”教育的德国人卢安克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是他被拒绝了。被拒绝的理由是：卢安克必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4年以上，才能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或者他是为中国做了特殊贡献的人。

非常遗憾，特殊贡献的解释是：卢安克既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效益，也无科学重大发明。而卢安克只是用他的全部来爱着他的孩子们。他只是把人们谈论的高尚的教育附之于行动。从而激励着人们。

在中国，当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高昂消费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人们只能被动地去消费它，否则，你永远将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尤其是在偏远的山村，那些不知文化为何物的孩子们，他们的宿命就是一生都将困顿在大山里。也许他们能有幸走出大山加入浩荡的农民工大军。但是等待他们的又何尝不是在年老力衰、伤心绝望后不得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卢安克来了，带来了他全新的教育理念。他要让大山里与世隔绝的孩子们改变不得不被动消费文化的现状，去创造文化，主动去享受创造出文化的快乐。卢安克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农村义务教书。他发现了中国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普遍问题，比如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压抑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又比如过于注重应试，忽视了素质的培养。他想告诉天下的家长：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他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父母应当让孩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之所以选择去农村，是因为卢安克觉得，山区农村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的教育。

为了能够在中国合法地当老师，卢安克注册了“德国华德福教育友好协会南宁办事处”，现在注册到期了，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被拒绝后，他只能离开了他心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爱心的教育事业，回到那个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的德国，也就是他的祖国，他再也不用受苦受罪了。

一向喜欢恶作剧的我得知了他的情况（请注意：我不愿意用“事迹”这个词来代替“情况”）后我流泪了，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中国有太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拒绝他的入籍要求，尽管中国有数千万的人挤破头地想加入到其它国家的国籍去淘金。加入中国国籍意味着他会减少了人均GDP值，他会让更多的人提高文化素质，让教育这样的奢侈品在有限的范围里让孩子们感到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切切实实地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品。在某些人的眼里，接纳这个德国人，他们内心里更深的恐惧恐怕是卢安克的教育理念和其它的不能言说的观点给愚昧闭塞的山村里的人们带来的冲击，从而导致某些人苦心构建的堡垒轰然坍塌。与其这样不如养一头猪，因为猪能给唯GDP至上的某些人带来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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